黄建军：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在增强认知认同上下功夫。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必须接地气，尤其要在普通民众中落地生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知行统一，只有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

一、道德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积极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战略任务。从实际效果上看，我们的工作侧重于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实践性、感染力的角度去推动“直接的认同”，而相对忽略了道德角度的“间接的认同”。事实上，道德认同是更深入的认同，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应着力加强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2]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德，它具有德的“质”。作为社会意识，它是应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道德自觉，是当代中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灵魂和中国各项事业推进的基石。作为社会调节规范体系，它调节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关系，规范经济社会行为，维护社会发展秩序。作为自律精神，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品格提升、自我完善的价值支撑。[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程中，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道德。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倾向的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是三种德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国家道德、社会道德、个人道德统一体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倡导蕴含着对何为国家的德、何为社会的德、何为个人的德的深刻思考。

    对一个“道德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能够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以充分保障人民享有各项权利，能够建立并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推动中国成为“道德的国家”的国家的德。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德而言，其主旨在于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最本质性的规定，这种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严重阶级不平等的形式的自由，而是以社会平等、公正、法治为保证的实质的自由。“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德。社会主义的个人的德，旨在促使个体意识到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真正的自由，从而推动个体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统一起来，在报效祖国中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塑造社会主义“道德的个人”的个人的德。

    其次，道德建设实践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度。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全国各地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要求，结合地方道德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且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融民间知识和价值共识为一体的道德建设活动，形成了多张颇具正能量的“道德名片”，如杭州的“最美现象”、合肥的“合肥好人”、常州的“道德讲堂”、河北的“善行河北”、山东的“四德工程”等。这些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多样化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是以群众性道德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有益尝试，使社会大众受到了价值观教育，深化了价值认知和认同，弘扬了正能量，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朴实样本。具体而言，体现地方特色的鲜活的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度，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直接、有效地涵养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二是不断强化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共识，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群众中的入耳入脑入心；三是促进良好党风政风民风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生活；四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显著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4]事实上，道德建设实践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提升，切实反映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认同与核心价值观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

    最后，道德认同是更深层次的认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实践性、感染力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方式。然而，当前的宣传与教育方式还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一是范围的局限性。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各有侧重，各地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1+1＞2”的合力。此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多侧重于宏观层面(国家政策、方针)，而对微观层面(日常生活)则相对涉及较少。二是价值宣传的表层性。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多强调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实践性、感染力，而欠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群众认同的道德和人性根基的深入阐发。三是方式的外在性。当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实践性、感染力的宣传教育，过于偏重对人提出各种外在的规范要求，而相对忽略了人本身是否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通过道德认同推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既是作为一种德的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改进和完善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因为道德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也渗透到个人生活，甚至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因此，强化道德认同，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更为深入地贯穿个体生活与整个社会生活及其过程。道德不仅包括规范体系和机制，而且包括导向体系和机制，它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理想。因此，强化道德认同，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道德理想、信念、追求，并且能够使人们自觉遵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制、政策等规范要求，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面临的问题

    现代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认同是各个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我国当前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包括其道德认同)面临着现代社会中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普遍性问题。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其道德认同)发生于当代中国这一具体的时空场域，因而除了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问题之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还面临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问题。

　　1.现代社会中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普遍性问题

    一方面，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导致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凸显。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传统社会阶段的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并不突出，只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之所以会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貌，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一般来说是与传统社会中政治大于经济和现代社会中经济大于政治的区别密切相关的。

    传统社会是政治性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具有政治能力，人是能群处的动物。“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5]古希腊的思想家严格区分城邦与家庭，视二者的关系为尖锐对立，城邦是人成其为人(德性、善、卓越，等等)的场域，家庭则是人之动物性(生存、生殖的欲望，等等)彰显的场域。家庭生活实际上指涉的就是经济生活，既然家庭(经济)是人之动物性得以展现的场域，而城邦是人之完满性得以显露的场域，那么得出政治(城邦)高于经济(家庭)的结论就是自洽的。

    古希腊思想家关于家庭(经济)与城邦(政治)严格对立、政治高于经济的观点，虽然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却准确地把握住了传统社会的特征，政治高于经济、以政治生活统领经济生活是传统社会的显著特征。传统社会并没有出现黑格尔所指认的作为现代性之重大标识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其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中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并、政治生活对经济生活的遮蔽。传统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或者说是个体还没有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因而只有整体而没有个体的社会。这种高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表述就是：传统社会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受限的传统社会，个体必须借助共同体的力量来获取生存和生活的必要资源，脱离共同体，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生存的。正是因为个体对整体的依赖和整体对个体的宰制，“社会要求个体把整体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个体也大多主动把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而通常没有、事实上也很难形成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因此，一般不会发生个体是否认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问题”[7]。

    当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史阶段，以往被政治国家所吞并的市民社会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黑格尔所揭示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局面出现了，经济生活取得了对于政治生活的统治。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经济生活)是政治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经济高于政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经济高于政治造就了现代社会中相对独立的个体，现代社会中追求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而只有摆脱了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独立的个体才可能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就此而言，具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52的个体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对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来说，独立个体的出现意味着认同问题的显现。因为独立的个体意味着独立的价值观，即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相对化，不仅个体之间的价值观有差异，个体价值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之间也存在差异。现代社会中自由独立个体的价值观的多样化和相对化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现代道德规约性的弱化降低了道德认同对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作用。当前道德观念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目的论转变为现代的自治论。在传统的目的论道德哲学中，道德本身是目的，人是受道德规约的客体。目的论道德观存在着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绝对地基——本体—神学论证，即目的论道德观是自然正确的或上帝创造的。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也具有目的论的某些特征，即通过将宇宙与人关联起来来论证道德的权威性和绝对性，为传统道德建立宇宙论——本体论的绝对地基。正是因为传统道德是绝对的，为什么要遵循道德的疑问在传统社会被转化为必须遵循道德的绝对命令。现代社会的道德观是自治论的，以康德的义务论为代表。“康德断定人是客观目的……只有理性存在者才在客观的意义上是价值的终极源泉或内在目的。”[8]作为内在目的的人才是道德关怀的对象，人有自由行动和不受自然本能限制确定自身目标的能力。人是客观目的，人有为自然和自身立法的能力，人是道德的立法者，道德对于人就不再是绝对的。显然，现代道德对人的规制和约束能力明显弱化。虽然这一变化总体而言是历史的、进步的，但对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则是不利的。

　 2.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特殊性问题

    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自近代以来屡遭磨难。传统道德虽然在传统社会中被异化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但也包含着丰富的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反思自身落后挨打的原因时，认为传统道德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因而对传统道德采取批判态度，使原本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优秀传统道德屡遭攻击。对传统道德的第一次批判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此时批判的矛头对准的是传统道德中的糟粕——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但传统道德中的精华部分也遭受了池鱼之灾。对传统道德的第二次批判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以“破四旧、立四新”和与传统道德“彻底决裂”为口号的运动表面上是为了祛除传统道德中的糟粕，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封建余毒，对优秀传统道德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这两次批判运动使优秀传统道德遭受了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传统道德一度被不加区分地“污名化”和“妖魔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来源，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必然之选。然而优秀传统道德遭受批判，则弱化了它的社会认同度，从而也就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认同这一路径的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社会道德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这种脱节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极其迅速，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道德体系建设则相对滞后，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仍处于建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构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为基础，积极借鉴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但这一道德体系的建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作为这一道德体系重要思想资源的优秀传统道德由于历史的原因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中，要恢复其社会影响力尚需时日；而传统道德中的糟粕部分也尚未被彻底清除，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或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构。其次，在打开大门积极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中，被包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观也乘虚而入。这些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极具蛊惑性，冲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构。最后，改革开放后，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在一段时间内被相对忽视，虽然我们很快便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积极“补课”，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改善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文明优秀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而我们在建构包含这三种元素的道德体系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道德建设成效。

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认同的策略

    价值多元化和相对化是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常量，对于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的显现是不可避免的。解决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关键不在于“消灭”这些问题，而在于承认价值多元化这一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即通过各种途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化的价值中脱颖而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获得认同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道德认同凭借广泛的渗透力和感染力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认同的不可或缺的途径。道德认同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当前核心价值观认同中的种种问题，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内涵，以道德认同促进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第一，要扭转对待道德的僵化态度。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道德大都被视为一种社会规范，即通过约束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来维护和巩固特定共同体的稳定秩序。人能够也需要群处，一定规范的存在是人得以群处的基本条件。道德是一种规范，这是确信无疑的，但片面强调道德的规范性将使道德成为人的对立面，道德被视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规训人的手段，是对人的强制和压抑。其实这是一种片面对待道德及其社会作用的态度。道德也有尊重人性的一面，传统道德哲学认为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成为卓越的、高尚的、完美的人。这种人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具有相同的价值意蕴。虽然传统道德语境中完美的人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但传统道德所蕴含的尊重人性、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价值意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道德的规制功能日渐弱化的现代社会，转变对道德的僵化态度，视道德为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智慧，将有助于其社会作用的发挥。

    第二，要推动道德在现代中国的“复魅”。传统社会中的目的论道德被其本体论的哲学基础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魅力，在某种层面上，传统社会是依靠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治理的，道德成为传统社会中的终极评判标准，道德的这种统摄人心的魅力在于每个人都认为遵从道德是一种绝对命令。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转变的过程也是道德“祛魅”的过程。道德的“祛魅”与休谟有着密切的关系。休谟严格区分了理性与感性、实然与应然，并认为道德是一种感性的情感，而情感则与应然相对应，法律才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与实然相对应。在崇尚理智、科学的现代性运动中，被视为一种情感产物的道德失去了以往的魅力。然而现代性对科学和理性的过分推崇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人们在摆脱传统社会目的论道德的控制之后却沦为理性——这一人类自己竖立起来的神——的奴隶。中国同样面临这一现代性困惑，因此有必要恢复道德所具有的感性的力量在社会中的作用。

    第三，要积极恢复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影响力。*****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9]优秀传统道德是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优秀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其被历史所证明的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使其成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最具可行性的载体。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恢复和提升优秀传统道德的影响力。

    第四，建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及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道德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当社会经济关系发生改变时，社会道德也必然随之改变，否则就会因“过时”而被人们抛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0]社会道德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要求加快建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当然这一道德体系包含对既有道德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要建构全新的道德体系。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建军，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的体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JZD038)、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