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承办的第十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武汉举行。来自国内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主要学术报刊编辑共200余人出席了会议，围绕“新时代社会认识与国家治理”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开幕式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许晓东教授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出席第十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开幕式。许晓东表示，哲学是时代精华，马克思哲学更是引领了当今中国的发展。2018年是伟大哲学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就当前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他指出，动态化、多元化、复杂、互联的认识客体对认识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认识论课题带来挑战和机遇。他强调，立足国内外局势，只有在科学解读和学习马克思哲学经典原著基础上，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创造性地认识、解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最终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世界。国家治理的目的是善治，如何达到善治，善治的评价标准为何，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同时体现了哲学家们对重大社会实践的回应和现实人文关怀。他还强调，2018年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三年，也是我校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三年，我们要把握时代脉搏、扎根中国大地，创建有品德、有品质、有品位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加大基础学科建设力度。为此，他勉励科研人员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都要持之以恒。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代表省委宣传部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今天纪念马克思最不能忘记的根本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认为，要从社会治理、社会制度建设的角度根治人的绝对贫困。办法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强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对人的本质真正地占有，所以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不是外在的、高悬在天空的，而是内在于人性、内在于社会生活，从而内在于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他指出，在我们民族危亡的时候，共产主义引领我们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再到今天现代化不断走向胜利，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他认为，当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面临很多挑战，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践行现实的共产主义实践才能解决这些挑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行动指南。他以自己在农村、社区的实践经验呼吁人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只是从理论中去探讨，而是要进入社区、进入农村、进入人民的生活，在实践中寻找真正的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孙麾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跨越了工业革命，建构了市场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今天巨大的社会转型、复杂的社会实践和国家对理论的迫切需要，呼唤中国原创哲学的出场。历史已经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时代判断与国家命运、对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因此，做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篇大文章至关重要。他提出了与社会认识相关的三个问题：第一，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规定性，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就是要超越西方基于自身优越性的主观阐释，甚至强制阐释，真正面向实体性的中国本身以及历史展开过程的现实性。第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理解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而引导社会共识的思维努力是哲学家的职责。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同享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道通罗马。第三，站在时代制高点上阐释中国。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标志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二是不走老路，有了全新的战略和方略，三是办成了过去想办办不了的事情，四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哲学界必须关注建构命运共同体这一倡导所蕴含的主体间普遍交往背后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主张。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尚文教授代表人文学院致辞。他首先强调了本次论坛的重大意义。他表示，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社会，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时它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这次论坛和以往相比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恰逢伟大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恰逢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作品《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恰逢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40周年。他对主办方把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委托给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承办表达了感谢。董院长还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发展历程。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湖北省委宣传部、学校领导、校文科处和人文学院对会议的大力支持表达了感谢。他回顾了社会认识论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史，指出社会认识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能够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学科，优势在于学科发展历史的连续性。他还就近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转向进行了介绍。其中主要是国家治理理论问题的研究。欧阳院长特别向论坛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过去四年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他指出，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形态，马克思主义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命运。他还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极大的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如何更好地走进新时代，让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需要大家做出更多努力。
二、主题报告（一）
中国社会科学所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作了题为：《如何使主义实现道成肉身》的发言。他沿着孙中山的用“主义+组织”来探寻实现道成肉身的途径，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实现道成肉身，要解决以下五个问题。第一，“道”怎样才能成为金刚不坏之身。第二，道成肉身的前提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反对本本主义。第三，除了思想建党、主义建党，还要政治建党，就是政党的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第四，要将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还要推进制度化建设，使科学的主义转化为制度和纪律。第五，道成肉身还涉及到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以及他的活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作为主义的道成肉身最终会在个性不同的历史人物身上表现出来，并由此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和重大的感召力，使道进一步深入人心，“让人入道、启人悟道”。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从法治的角度谈了国家治理问题。他表示，探讨国家治理问题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就是我们要搞人治还是要搞法治。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出台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决议，这都是党史和国史上以前没有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李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该立足于三个思想理论资源，就是中、西、马三个方面。他指出，当前国内缺乏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方面是空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李教授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维辛斯基法学。他认为维辛斯基法学的核心和灵魂是阶级主义法学，它的错误是把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定义原封未动地照搬在法上面，把法看作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现，是阶级统治社会统治专政的工具，并且和阶级共生死、同存亡。这一方面是一种宗派主义情节，另一方面是以工具主义方式，把法作为了工具。他强调，维辛斯基法学把马克思主义搞臭了，它是一段历史悲剧，一些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来没说过法只是阶级社会的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一级教授郭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了社会认识和国家治理的问题，他认为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有助于解释和回答这一问题。首先，社会的共同体的问题。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社会条件，所以社会的各种共同体是人存在的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该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向前推进到社会的公共存在和公共意识的关系，因为这是存在和意识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的公共性可能是最核心的问题，社会的管理、社会的治理和国家的治理都是一种公共性的实现方式，它要建构起相应的公共性并且推动公共性的发展。郭教授进一步指出，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公共性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内容和最重要的尺度。他强调，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现代社会公共性的一种形式，促进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私有制的局限性使社会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尤其它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相比，有更多的公共性的程度或者成分。所以，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当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包括两方面，内部的公共性和外部的公共性关系。相应地我们面临的共同体也有两个方面的：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本身最重要是它的发展问题，所以公共主义的发展观这个问题可能是从哲学的角度关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核心意义问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作了题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发言。他认为，虽然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刚刚被提出来，但是哲学的任务是把握它的基本性质。第一，只有当世界历史由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被决定性开启出来的时候，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和全球问题，因而才有超出地域性的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理论议题，所以当前讨论的社会认识和国家治理问题的背景是现代性所开启的。第二，市民社会通过权利和义务关系将冲突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在这种法权观念表象的背后，是真实的权力关系，是这种权力先行掌握了的支配和统治，所以就像现代资本意味着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一样，现代世界秩序则意味着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较大的权力对较小权力的支配和统治。第三，中国方案。中国方案作为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建设性的方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同样采用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承认各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中立框架独立于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等等，尤其与当今被充分修辞过的国际权力话语并没有不同，但是把某种关键形态和辞令与现实混为一谈恐怕是一种错误。吴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实际上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它是以新的文明类型作为基础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它只有在这种新的文明类型的生成当中才可能重新整合传统，并且使它在新的文明中焕发出异彩。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韩庆祥教授围绕“当今我们需要马克思”这个主题阐述了五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当今我们需要注重思想的力量。解释新时代的内涵、新的历史方位需要哲学。马克思提供的思想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第二，当前我们需要注重经典为本和现实活动互动的逻辑范式。反思40年哲学的研究，它有一个很大的短板，静下心来研究经典这个方面似乎做的还是很不够，走出书房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现实问题做的也不是很够。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马克思实现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互动的研究范式，还要超越物的依赖，超越对西化的依赖，确立我们的学术自我、学术主体性。第三，当今需要为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总体性的方法论。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活动两个最根本的原点，一个是需要，一个是供给。两个根本原点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社会历史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活动的生活、生产需要和供给的关系创立的，这恰恰为我们研究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当代需要的理论应具有真理性、道义性和人类性。当今世界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面临三大难题：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今天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这些难题都可以从马克思基本社会矛盾当中寻求解释、寻求方法论。第五，当今需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革命的精神。我们进入新时代，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方面、经济基础方面、上层建筑方面都要发生历史性变革，这种社会方面的历史性变革要反映到哲学上来，所以哲学研究也要由过去的被动性走向主动性，真正构建起中国的哲学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对《共产党宣言》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主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概念是从早期交往关系概念来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复杂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今天交往手段如此重要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些最基本概念重新进行理解。二是今年恰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要资本可以发挥文明化作用，但是不要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会导致野蛮化的趋势。三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说到底从实践层面上就是通过对交往手段的改变和交通设施的改进来实现预定目标。四是关于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持历史耐心”是我们在加速度时代值得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确实提升了中国文化水准，而且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让中国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能实现这一点，背后的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进程的一种反思力量，这种反思的力量让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保持精神独立性的一种与资本主义进程和资本的进程相结合的文化表现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启蒙过程本身就是和救亡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它必须得通过救亡的过程才能实现启蒙，也只有实现启蒙过程中才能实现救亡。而在此过程中，不管我们学习、借鉴了多少西方文明成果，至少我们在精神上保持了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韩教授指出，我们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入工业化大国的行列，也从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光靠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没办法走入新时代，现在解决发展的问题仍然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动力和思想支持。
浙江省人大原副主任、浙江大学讲席教授王永昌作了题为：《通向融合创新的中国现代文明之路》的发言。他认为，国家的崛起有一定的规律性，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空间性是不完全统一的，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过程都可以建设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新的大国、实现新的崛起。虽然中国过去在发展方面比较欠发达，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只要坚持、只要走好路完全有可能作为大国崛起，实现现代化。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应该是一种融合创新的复合型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今天要创造的新文明，无论从历史现状还是从现实来看，必须走融合创新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人学视野中的国家治理》。他认为对于治理的研究，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弱的，处于破题和开局的阶段，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短缺：理论短缺和实践短缺。理论上的短缺主要是支撑治理创新的理论资源并不是很多，而且运用国外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问题。实践上的短缺是进行时间短、问题比较复杂，相关探索仍是初步的，有些是试点性的，并没有多少普遍性。理论和实践的短缺客观上需要我们加强治理问题的研究。他还介绍了管理和治理的区别。他认为治理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进步，管理和治理的主要区别，一是主体不同，二是运作方式不同，三是手段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从管理到治理是由权力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了人类地位作用和价值。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蕴含着深刻的人学内涵，从其治理的目的和目标来看就是突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治理的任务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展开，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离开了这样一个宗旨，治理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从治理的力量和途径来看治理的现代化最终依赖于人的现代化。他提出了几点推进国家治理需要注意的研究问题：一是，治理理念问题；二是，不同主体作用发挥的问题；三是，扩大参与的问题。
中央党校的庞元正教授认为，创新实践在当代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创新思想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二是创新实践有什么作用？三是当代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他指出，尽管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现在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创新理论，但他的创新理论却是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创作唯物史观期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提出了很多关于创新实践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将马克思实践观的创新仅仅理解为他提出了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思想是不够的，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创新实践的思想，这是马克思实践观的重大创新。关于创新的作用，他强调，马克思实践观的核心是他提出了创新实践可以改变世界。关于人类实践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指出，当代人类实践如果仍然停留在继承性的活动、重复性的实践、常规性实践的基础上，就避免不了全人类的危机。因此，人类的实践方式应当从以继承性、常规性的实践为主向创新实践转变。这需要我们构建一个创新的实践观，要在马克思创新实践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新成果，构建创新的实践观，这是马克思的实践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中之重。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变时刻，迫切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而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破除我们继承的观念。首先要认识现在的存在状况和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一方面具有路径依赖性，需要重新认识历史，另一方面它从近代以来对历史的认识基本上又受到西方各种历史观的局限。王教授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发展史中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与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发展起来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很简单的问题，是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下来的必然进程。第二，自近代以来学界关于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亦即近代以来国人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到底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想象出来的问题。第三，中国社会未来可能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任何社会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路径依赖，中国历史这样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任平教授认为，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墨谱写中国逻辑的新篇章。新时代不仅为唯物史观研究构筑了新地平线，更提出了新目标、新使命和新要求。新时代唯物史观的重大使命就是要深刻阐释、布展和引领新时代中国逻辑，包括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以中国方案绘就人类文明道路新前景。因此，唯物史观研究包括三大方面：深刻阐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历史逻辑，自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演进规律；深刻阐明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阐明新时代中国道路对于世界新文明道路的开创意义；深刻阐明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场逻辑，理解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自觉坚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作了题为：《当代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就这一问题他提出四点理解：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当代全球化的明确定位，是由经济全球化到总体性全球化。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的消极性逻辑进入积极的建设性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超越当代全球化初期的对立冲突互相消解的逻辑，同时也为当代全球化进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开辟美好的前景。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当代全球化的普遍理念，由西方的普世价值转化为共同价值。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使中国道路的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
厦门大学徐梦秋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发言。他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人类的整体意义和安全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威胁。第二，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第三，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建立。第四，众望所归、积极主动地提倡者、主导者。四个必要条件相加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中国当代价值观念的转变》的发言。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是在实践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兴起的，它即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促进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转变，推进了改革开放。为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
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认为哲学界要有忧患意识，尤其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紧追国情、现实。他指出，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相当程度上是前苏联给了我们一些文本的东西，而前苏联这一套文本首先是站在计划体制下对马克思的思想做的诠释，虽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受到本国的资本、货币、金融、消费、财富的挑战，所以也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精髓。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解资本论，尤其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强调，我们应该从中国的现实经济基础深刻的变化去琢磨用范畴来反思历史。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新夏教授作了题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人学思考》的发言。他从人学角度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里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特别是从人的发展理念进行了透视。有这么几点在未来的社会建设中应该加以重视：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自由发展。二是人的自我实现。三是发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谈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时候应该遵循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发展是每一个人的发展，所以未来人类发展也好、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好，一定是落脚到个人。总而言之，要根据人的发展要求理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且据此制定或确定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华中师范大学林剑教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几个理念和观念进行了澄清。他指出：第一，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因此治理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在马克思历史观里面这是一个无须争辩的问题，不能把国家治理跟国家管理混为一谈，管理带有技术性，治理是一个政治概念。第二，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问题的理解上，最重要地是要越过自由主义关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所谓现代化、现代性就是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要追究现代化和现代性就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贯彻科学性与真理性相统一、相平衡的一种观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议题之下，应将人民群众视作是国家治理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治理的对象的这样一种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稳定，人民群众的服从，更应该是通过治理现代化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现代化永远在路上，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实践创新的观点，没有创新就没有实践，一方面要强调实践创新，另一方面要强调依法治国。
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所有制问题》的发言。他指出，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但问题是我们对市场化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并没有具备非常透彻非常完整的理解，包括市场化改革当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包括所有制的问题。就当前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私有制和公有制，阎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相关的看法进行了说明。他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私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占有并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不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消灭那种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不是指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消灭那种以剥削别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要消灭这种私有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变革而逐步实现的过程。他进而强调，要想消灭这种私有制，必须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
消息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