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关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讨论很多，但大多是原则层次的一般性讨论。要深化该问题的研究，需要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破解为模式、机制和路径等层面来进行具体分析。
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多元模式
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要探讨如何推进转化的问题，首先就涉及文化转化模式问题。我们拟从类型比较、历史分析和现实关照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合理把握。
在文化的发展演进中，由于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转化模式是不同的。笼统地看，这些文化转化模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内生原创型”模式、“外援吸纳型”模式、“集成创新型”模式、“返本开新型”模式。每种模式都具有自身的历史合理性。
一是“内生原创型”的文化转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是，特定国家或民族立足于自身的传统文化，通过内部变革和创新而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种转化模式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和自主性。它并不是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下被迫转化的，而是在文化本身的矛盾冲突和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中发生的。具体来看，内生原创型文化转化模式往往是特定国家从自身文化传统内部产生了质疑、批判原有文化传统的新文化因素，或者是新的自觉的、自为的文化因素与原有的自在的、自发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所导致的文化转型。更进一步看，这种转化模式的内在动力是该文化的自主创新力。这种自我创造性的文化转化一般发生在那些率先进入一个新文明时代的民族。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在文化层面都得到了各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回应，由此便形成了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在西方国家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文化转化模式获得了典型表现。
从历史上看，“内生原创型”文化转化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近现代英国。近代英国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其实就是当时英国社会处在文明转型期，不断改变和超越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发展惰性，使文化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新特征、新趋势，保持创新活力的过程。近代英国这种转化模式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伴随英国工业革命而发生的文化变革。西方历史学家曾经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文化根源做过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1] 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是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文化内在超越的进程，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进程。近代英国的这种文化转化模式促进了整个英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化的进程。
二是“外援吸纳型”文化转化模式。这一模式与“内生原创型”模式不同，它往往不是特定国家或民族由于自身文化的内在变革而产生的，而是在外来的先进或强势文化的刺激下，通过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实现了文化转化。这种模式之所以存在，通常是因为该民族或国家的自身文化缺乏创新机制，没有活力，无力从内部产生强大的发展动力来推动文化转型，但同时又能够自觉适应和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将之吸收内化到自身文化之中。也就是说，传统的主导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超稳定结构”，即使已经丧失了历史合理性，但也不可能从内部通过批判和创新产生出新的文化因素。国家的文化生活只能停留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消极惰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外来新文化形式的强力冲击，才能逼迫文化进入怀疑和批判期，从而通过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来实现文化转化。这种文化转化模式往往会采取一种内外融合的路径，即把外来的文化精神同本国经过选择、改造过的传统文化要素整合嫁接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这一文化转化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近现代日本。近代日本就是通过自觉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来对本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改造，由此形成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新的整合体。日本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理念。但是，日本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而是结合自身民族文化的特点，对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消化和再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狂潮中始终以日本传统的价值理念系统为根本，以此来自觉地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使其适合日本文化的风土人情，最终形成了“和魂洋才”这样一种文化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文化现代转化的过程是一种消化再造的文化转化模式。
三是“集成创新型”文化转化模式。这一模式是指特定国家或民族在吸收多种外来文化形式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了消化再造和综合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适应本土的新文化形式。这种模式依赖于对多元异质文化的不断吸收和持续融合，因此，通常都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不断吸收各民族、种族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并且使得这些外来的文化成为自己民族的遗产。与此同时，这种模式又具有自主性和选择性的特点。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并不意味着所有文化都能够成为主流，而是指服务于该国家和民族主流文化精神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这种模式不允许多元外来文化改变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而是让外来文化受本民族主导的文化精神支配，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以此来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
“集成创新型”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近现代美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必然是带着本民族的文化来到美国的，这就形成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的特征。因此，美国必须处理的问题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移民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外来移民文化是近现代美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美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熔炉”，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可以在美国文化中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美国不断吸收全世界各种族、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并且使其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外来文化在影响美国文化的同时，美国文化也在塑造着外来文化。外来移民无论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其进入美国生活之时，他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新环境，各种外来文化也会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形成一种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近现代美国正是通过这种集成创新型的文化转化模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了自己独具美国特色的多元开放的文化形式。
四是“返本开新型”文化转化模式。这种模式是特定国家或民族在坚持自身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发展实际对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了文化转化。这种模式对国家或民族自身的文化根基比较重视，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接续和革新，使其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这种转化模式一方面立足于自身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吸收借鉴现代人类普遍文明成果，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再生产。
这一转化模式的代表就是古代中国。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并从未中断，中国语言文字演进四千年而沿用至今，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坚持了这种返本开新模式。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不断更替，文化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核心经典是始终延续的。这是因为，文化的创新并没有抛开自己的根基，而是始终在自身文化根基之上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中国文化的这种“返本开新”，实质上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文化传承模式，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示。
二、创造性转化：“返本开新”与“积累式创新”
当代中国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要采取合理的文化转化模式，将“返本开新”的传承模式与“积累式”创新模式结合起来，以此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要实现这种“涵养”作用，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那么，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呢？一般而言，创造性转化是一种文化活动系统，其中包含着主体、对象和中介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创造性转化的主体因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对象是传统文化。而实践中介是文化生活、精神生产，即当代中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应当指出，创造性转化是一种活生生的主客双向生成系统，而非僵死的主客二元对峙。作为转化主体的核心价值观，既要发挥对传统文化的主体能动性，同时又要把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土壤和源泉，从中吸收精华养分。反过来说，作为转化对象的传统文化，也不是被动充当核心价值观的现成材料，而是通过自身转化与创新，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主动支撑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进一步地，创造性转化包含“传承”与“创新”两个内在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为“返本开新”的传承模式与“积累式创新”模式的统一。只有处理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依赖于它的“返本开新”的文化传承模式。返本开新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模式。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复兴史。中国文化历经游牧民族袭扰、佛教传入以及西方文化入侵等数次巨大挑战，都能够起死回生、复兴壮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一味地排斥异己、自我孤立，而是始终立足于文化根源，并与时俱进地包容外来因素，调适、重组和更新自身。例如，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异质的文化，这种异质的文化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而是在中国采取了本土化的发展形式。中国人通过“格义”式的翻译转化，最终将外来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学说相融合，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化合，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佛教的中国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其积极思想元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再如，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对于这种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也显示出了自身强大的包容性。中国人从科学技术的学习不断走向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学习，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来促进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革新。由此可见，返本开新的传承模式，其实是中国文化与时俱进地自我理解与自我革新，而外来文化只是表现为这种自我理解与自我革新的中介环节。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是建立在“为我所用”的文化自主性基础上的。正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解释和理解造就了消化吸收其他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能力。通过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得以在历史发展中自我完善，不断复兴壮大。
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辨析两种不同的传承模式：一是激活传统式的“返本开新”，二是简单接续式的“复古守旧”。返本开新的核心是“激活传统”，传统本身需要现代“激活”。所谓传统文化，并非复古主义者力图简单接续的过去时代的“自在之物”。历史地看，传统文化之作为“传统”，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实践和文化意识的产物。因此，必须促进传统文化从古老悠久的“自在”状态走向承续日新的“自觉”状态，由“僵死的”客体对象转化为有“有生命的”存在主体。促进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推动传统文化自觉参与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上升为实践中的主体性因素、精神性支撑，在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地自我革新、自我创造，由此才能真正做到“返本开新”。然而，“复古守旧”则是一种力图简单接续传统的文化复古主义。晚清以来，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历经了几次复兴，其基本主张始终没有实质性变化。文化复古主义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把两千年以前的圣人遗训当成治国法宝，片面强调读经、德治、仁政、礼法等等，力图把传统文化全盘复归到现代社会之中。文化复古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观点是不相容的。在唯物史观看来，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中生长出来的文化，与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第一种社会形态相适应，而与现代的工业生产方式并不能够完全适应。因此，绝不能把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传承方式应该是让传统文化自觉参与现代社会发展实践，成为实践中的主体性因素和精神支撑；让传统文化从“自在”走向“自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真正的文化的现代转化。
再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依赖于“积累式”创新模式。历史上存在着“积累式创新”与“破坏式创新”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从大尺度视野来看，西方文化演进主要采取一种“破坏式创新”模式，即总是“一死一生”，“两极弹跳”，从上古、中古到现代，发生了数次文化大断裂和文化品性剧变，不存在亘古接续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和家国伦理。相较而言，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创新模式是“积累式创新”，即总是“一盛一衰”“一乱一治”，每一次文化创新都立足于民族的文化根基，根植于源远流长的汉语言经典、生活习俗和家国伦理之中。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不断复兴、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在于这种积累式创新：在保持文化的历史发展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阶段特性，自觉回应变化着的时代境域、现实要求与发展趋势。例如，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无论如何世事兴衰、王朝更迭，对上古经典的不断阐释以及对“道”的不断重申使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得以延续数千年。先秦时孔子及其后学对周礼和天道的坚守，西汉时董仲舒对道统与政统的调和，唐时韩愈对道统的复兴，宋明时道学家对道统的形上学发展，晚清时维新派应西方冲击而对经典的重释、对道统的重构，20世纪新儒家在现代化中对道统的重申，及至21世纪以来国人对古代经典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激活等，无不体现出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和革新。正是在对古代经典的不断注释、不断阐发的学术积累和思想积累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发展才获得其精神源泉、思想根据、价值导向与话语形式，才能不断地自我革新、与时俱进。可见，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主要创新都不是简单地斩断传统，而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
综上，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要采取返本开新、积累式创新的合理模式，在传承中创新，以创新促传承，把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结合起来，以此来实现创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目标。这就是说，要使优秀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在现代社会主义建设中激活传统文化。
三、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机制创新
在全球化时代，空间区隔打破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变得更加急遽和频繁，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多种话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世界历史普遍发展导致的不平衡性以“时空压缩”的形式充斥于中国这片广袤而富有活力的大地，文化传承和创新过程中的“古今中西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刻、更为复杂。在新时期，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就必须在明确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的基础上，正视本土文化所处的位置，积极探索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新机制，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需要考虑文化传承如何进行创新的问题。以往的“纵向传承机制”没有考虑横向传承关系，而当今时代更加凸出横向传承的重要性。文化传承机制不能仅仅局限于纵向传承，要从纵向传承走向立体传承机制，也就是说把纵向的历时性传承与横向的共时性传承结合起来。文化传承首先是一种纵向代际传承，即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今全球化普遍交往时代的代际传承必须与同时代的横向传承相结合。因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在扩大政治经贸往来的同时也使文化的交流互动变得日益频繁，其相互联系也愈发紧密，过去处于封闭、孤立状态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历史也在向着世界历史转变。正如萨义德所说，文化和文明是杂生的、多样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任何对其进行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要落空”[4]。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力推进本土、本民族文化发展就必须树立对待外来异质性文化的正确态度，处理好其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一种文化形式要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注重在文化交流、碰撞甚至冲突中不断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和精华，并将其内化到本土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的机制之中。相反，如果坚持一种妄自尊大、故步自封、闭关自守的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其最终结果往往可能是该文化思想价值的式微和历史传承的衰落。综观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正如梁启超的判断）经历了“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近代以来的“世界之中国”的变迁过程。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推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就必须积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主动研究文化发展的趋势规律，直面多元文化竞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将单向的、线性的文化传承机制转变为纵向传承与横向吸收相结合的立体传承机制。一方面，要以现代社会的“世界”观念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进一步明确：中国不等于“天下”，也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东方的发展中大国，是人类文明整体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需要中国。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树立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吐故纳新的汉唐气度，尊重诸如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等多样性的文化形式，在文化交流中学习一切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消化到****文化的内核之中。另一方面，在文化的立体传承过程中，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捍卫其中具有精神家园意义的核心价值，突出文化自立、文化自强和文化自信。要反对文化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培养文化寻根意识，将学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与回馈再造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要反对文化同质主义，突出本土文化的独立个性和特色，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共生的发展模式。要反对文化应用的空洞态度，努力将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充分结合起来。总之，立足国情，树立“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眼光，有利于我们在空间上找准自己在国际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在时间上明确自己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未来走向。建立文化传承的立体机制，以纵向的代际传承保持横向的空间传承的方向和性质，以横向的空间传承回馈和激活纵向代际传承的时代生命，才可以真正促进文化的传承，完成文化的现代转化。
在建立文化立体传承机制的同时，也需要重新建立文化创新的新机制，即将“个体创新机制”发展为“国家社会与个人综合创新机制”。也就是说，文化创新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国家行为，它离不开国家的规划和引导。文化创新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是对原有文化的局限性的突破，是对新的文化发展形式的探索。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文化创新能力作为“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日益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纵观当今世界，文化创新日益走向综合创新、集成创新的道路，需要一个国家的整体性文化生产力的助推，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从整个国家层面上进行统筹和引导。在传统文化创新机制中，着眼点一直是个体，即把文化创新当作是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层面的作用。因而，我们更需要使文化创新从个体行为发展成为社会行为和国家行为，使得文化创新成为全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关注点。具体来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国家文化综合创新规划，将文化创新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目标进行统一规划，对各领域的人才、要素等资源进行合理统筹，形成从个人、单位、社会到国家的综合文化创新体系。二是国家加大对文化创新的财政投入，为个人、集体、社会和国家各个层面的文化创新行为提供物质支持和制度保障。三是政府通过财税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文化建设，强化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四是鼓励国内外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建立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形成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捐赠的多元资金筹措机制。总之，这种社会和国家行为的文化创新机制是在新时代下推动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化现代转化。
要言之，当今时代推进传统文化现代转化，需要建构合理的文化传承机制与文化创新机制，这种新机制的整体特征就是：国家引导、社会为主的纵向横向结合，传承创新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
四、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合理路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重在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这就需要探寻一系列合理的实现路径。
路径转换需要树立传统文化转化的选择标准。我们要传承和发展的“传统文化”特指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无选择、无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一切形式和内容。例如，传统文化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观念就明显与“独立”“自由”“平等”的当代意识背道而驰，因此应当坚决地批判。而“仁、义、礼、智、信”（五常）的道德观念则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对于处理好个人、家庭、族群、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当发展和弘扬。我们认为，理性地评判传统文化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包含两大标准。一是科学标准。即通过思想争鸣、学术研究以及生活实践的方式全面检视传统文化并对如下问题做出客观判断：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是普遍的和恒久的？哪些又是特殊的和暂时的？哪些反映了对价值（真善美）与秩序（自由、公正、法治）的美好追求？哪些有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但哪些又压抑了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5]？二是价值标准。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文化做出合理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区分具有生命力的传统与丧失生命力的传统，不能对缺乏实践根基的文化形式强行“招魂”“续命”。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成为文化转化的选择标准，正是因其符合世界文明的普遍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
具体来看，一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传统文化的重建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人为设计的、宏大叙事的社会工程，因为文化往往总是以微观、自发的方式扩展并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内在肌理和毛细血管之中，在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活动行为深处发挥“润物无声”的导引作用。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只有与日常生活“水**融”才会富有活力，才能有效发挥社会历史功能，而那些不能融入现实生活的传统文化不过是“游魂态”的抽象观念，最终可能被普通人遗忘，甚至遭到社会历史潮流的否弃。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重新扎根于社会生活，尤其是融入国家、社会和个人诸层次上的文化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使之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内化于心、外化与行”。一方面，要使“敬天厚德”“民胞物与”“诚至中和”等价值观念成为人们进行身心修养和追求内在超越的道德律令；另一方面，又要使“孝悌”“友爱”“诚信”“廉耻”等具体价值观念变成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行为规范。应当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在心、身、家、国、天下等各个层面的优秀伦理精神，必须融入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个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伦理层次上的具体环节之中。当然，传统文化的生活化绝不等于庸俗化，必须把握好生活化的“度”，让其主要作为文化公益事业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而不能让其沦为媚俗肤浅、娱乐恶搞的纯商业炒作。
二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在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上，不能片面地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厚今薄古，而是要将传统与现代辩证地融合起来。要纠正对待传统文化的三种错误态度：一是全盘否定，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加以拒斥；二是全盘肯定，不加分析地泥古和复古，敌视现代文化；三是混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别，过度趋时，牵强附会，致使传统文化庸俗化、商业化。这三种态度之所以错误，都源于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不清，要么切断两者的血脉联系，将两者分割开来；要么抹杀两者的差异性，强求同质性。在推动中国社会实现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商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就必须在现实境遇及变迁中把握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例如上述“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就需要实现从古代宗法价值到现代公民价值的转变，进行现代激活与阐释，使之适应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培育：以“仁”涵养“友善”，以“义”充实“公正”，以“礼”补充“法治”，以“信”支撑“诚信”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融古化今。
三是面向世界发展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承创新不能只是自我封闭、自说自话，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必须与全球化相结合，纵向的自身转化的同时必须是横向的国际转化、与世界对接。只有以“传统的世界化”为中介，才能充分实现传统的现代化。由此，必须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外国先进文化结合起来。近现代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内化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的优秀范例。例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不断与世界市场接轨，不仅以开放意识、竞争观念和冒险精神冲击了传统文化中的封闭、保守因素，而且还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文化、契约文化和法制文化。又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化合，并成为中国文化中一股极有生命力的“新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融会中国先进现代文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外国先进文化的产物，是在更高水平上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起来的典范。
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就必须深入文化发展的中西古今的历史框架之中，研究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规律和动力机制，探寻集文化传承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唯有以文化传承涵养文化创新，以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传承，以创造性转化推动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构建容纳传统精华的现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11.
[2]*****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01-203.
[3]郗戈,张梧.弘扬核心价值观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N].光明日报,2015-02-26(16).
[4]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47.
[5]张曙光,等.价值与秩序的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88.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7年3期，作者郗戈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