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柏林、刘伟兵：图像 · 音乐 · 仪式：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三种典型

关键词：意识形态；具象化；图像；音乐；仪式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集合，从特拉西提出开始，就一直作为一种抽象性的存在横亘在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面前。但是，作为一种观念实在，意识形态早在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就一直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自身的阶级性特征日益明朗起来。后来，不同学科话语和学术范式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泛化解读，以致于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可捉摸之物。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意识形态是指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抽象理论观念的集合体系。由此值得追问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何以能对抽象的意识形态予以感知？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形象化问题进行了探索，归纳起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具象化理论。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到将意识形态看作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对抽象意识形态的现实性的具象把握。之后，葛兰西的社会水泥隐喻和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理解，则深化了对抽象的意识形态进行具象化的把握。因此，正如杰姆逊所言，“不是到人们的观点或谬误、世界观或者思想体系中去找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在另一过程中去寻找。这一过程就是指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等完全是准规范性的程序所有层次上（人体和感官，精神状态，时间，空间，工作过程和闲暇时间）对日常生活重新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组织。”这里，我们可从叙事方式、感性认同和时空场域三个部分中，分别选择图像、音乐、仪式作为意识形态从抽象走向具象的富有典型性的形式进行聚焦寻找。必须说明的是，图像、音乐、仪式并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人类开始进行社会化活动之时就存在并延续发展至今的实践活动。选择这三种形式既能生动地反映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机理，也能体现这一理论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图像并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体现，也是意识形态在感性认同和时空场域的生动体现。同样，音乐和仪式也并不是机械的单方面对应意识形态一部分内容的具象化。作为一个综合载体，图像既是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也发挥着意识形态感性认同和承载时空的功能。然而，为了更加直观针对性地探讨意识形态在叙事方式、感性认同和时空场域等三方面的具象化体现，则分别针对性的选取这三方面的代表形式，并将其置于意识形态整体性中进行探讨。因此，梳理意识形态具象化的这三种典型，将有益于拓展意识形态研究深化的创新空间，同时更是把握意识形态落地生效的重要抓手。

一、图像：意识形态叙事方式具象化的典型

    意识形态从存在现象到理论自觉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从抽象的观念走向抽象的理论过程，并广泛表现在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领域中。在此，人们通过具象化的抓手，实现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达与传播。这一方式就是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叙事方式最常见的就是话语和图像。相比较于图像，话语的叙事方式更加理性更加抽象，通过共同语境的思维共识来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抽象把握。图像叙事方式则是意识形态感性化、具象化的叙事体现。通过图片、表情、影视作品等生动形象的图像实现视觉的感性冲击，以一种视觉文化的方式构筑起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因此，在探究意识形态叙事方式具象化时，图像成为了最典型的代表形式。

（一）历史的叙事：历史记忆的图像询唤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集合体，是通过历史记忆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历史传承。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当代询唤（interpellation），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在时间上的传承。“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将存在过往时空的他者意识形态，以历史记忆的方式传承至今。“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但是，记忆依旧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是难以捕捉到的。因此，图像的时空双重内涵的特性，使其成为历史叙事的优先载体。图像对过往时空的他者复原，使得历史记忆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感性直观的图像叙事，通过图像对历史记忆进行当代的询唤，从而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在叙事方式的环节中，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成为人们可以控制和接触的具象化存在。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必须把历史看作是符号系统，历史叙事同时指向两个方向:叙事所形容的事件和历史学家作为事件结构的图标所选择的故事类型或神话。叙事本身不是图标；历史叙事形容历史纪录中的事件，告诉读者怎样才能找到关于事件的图标，使得事件变得‘熟悉’起来。”历史叙事的双重向度，使得历史记忆成为一个可操控的存在。历史学家对历史记忆的个体化解读，使得历史记忆被不断地重构。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之维，历史记忆发挥着集体认同的历史在场。通过历史的他者在场，为集体的意识形态赋予和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观念集合，通过记忆的范畴实现抽象的理论向现实观念的转化。通过历史记忆的形式，实现意识形态历史维度的自明。因此，意识形态在历史层面体现为记忆的范畴。这种抽象的记忆一旦通过图像这一历史叙事的方式便能实现历史记忆的传承和感知。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叙事的方式把握历史记忆来把握意识形态的历史之维。图像的叙事方式，是对过往记忆的当代询唤，也是对历史记忆的当代重构，既是历史记忆的时间延续，也是意识形态的现当代转化。当然，历史记忆并不完全等于历史真实，意识形态也不完全等于现实。然而，通过图像叙事将记忆从历史中进行当代的询唤，意识形态历史叙事的抽象记忆便变成了人们直观感知到的图像。在这个意义上，图像既是历史记忆的延续，也是意识形态的具象化。

（二）虚幻的正名：叙事方式的图像具象

    叙事方式是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方式之一。作为叙事方式的一种，图像成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一种形式。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图像通过自身的符号系统构筑起一个时空场域，通过象征的路径实现对抽象的意识形态具象化。在这一时空场域中，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实现了符号对真相的遮蔽，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得到了正名。“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和本我、真实欲望相对立的，它作用在于通过提供意识形态幻象( 想象界) 来填补本我和自我的裂痕，表面看来它与本我精神契合，它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欲望，但实质上，意识形态只是人们潜在需要的本我的替代物，它通过替代本我来消除了真正的本我，从而实现了对个人的全部控制。”因此，图像对意识形态的具象只是使意识形态具有了外在的形式和现实的载体，并不是将抽象、虚幻的意识形态现实化。换句话说，图像的具象恰好是对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正名。在视觉文化支配的图像时代下，图像通过象征的方式实现了对真相的遮蔽和对抽象的具象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类像代替了物像，虚幻代替了现实，仿真代替了真实。意识形态通过图像这一话语结构和符号系统的象征作用重塑了其自身的虚幻性。“幻象不仅无法根除，而且还是自我的根基，与实在界渐行渐远是人类在襁褓之中即已开始上演的认知悲剧”。在图像的这一象征界中，符号系统的象征作用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即自我、他者、对象三元的统一。意识形态的他者在图像的时空场域中生产了“自我”的主体和可感知的对象。正如汤普森而言“象征形式是属于一个主体和为了一个主体（或一些主体）的表述。”因此，一个可感知可触摸的图像，具体化了意识形态的抽象性，从而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可接受可感知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观看图像观看的并不是图像的形象，而是感知到图像所承载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图像既是作为当下空间的存在，同时也具有历史记忆的时间维度。在双重向度的话语结构中，对图像的每一次空间上的直观感知都是对时间上的意识形态他者的记忆传承。虚幻的意识形态和抽象的历史记忆在具体的物质载体图像上，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也就是对意识形态虚幻的正名。

（三）历史与现实：图像意识形态的变革

    图像作为叙事方式的一种，是人们最初就拥有的话语方式。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会在洞穴的石壁上进行绘画，记录当时的生产生活情景。在文字发明以前，图像承担着记录历史的功能。“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漫长历史时期，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进入阶级社会后，绘画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不断赋予，图像作为文本话语的补充方式开始逐渐具有了意识形态承载的功能。但是在这一时期，图像叙事方式依旧只是对文字、语言的话语补充，并没有成为一个时代的交流主要方式。图像更多的是能动地发挥了艺术的特征，作为艺术文化的一种被历史不断扬弃和发展。然而，用图像交流的叙事方式依旧只是从属于文字和语言的叙事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的确立，带来的生产力快速的发展，极大地解构了以往的社会传统。“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在追求最大化和增值的资本逻辑推动下，视觉文化开始支配着这个时代。“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视觉文化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语言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消失了，而是说，较之于传统的话语文化形态，视觉文化彰显了图像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使得视觉因素在文化中更具优势地位。”视觉文化就是“以图像为主因（dominant）的文化通过各种奇观影像和宏大场面，主宰人们的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不仅为创造认同性提供了种种的材料，促进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而且也通过提供象征、神话和资源等，参与形成某种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多数人所共享的全球性文化。”这种图像的转向使得时代进入了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意味着时代的发展中客体越是客观而主体更显主观。在祛魅的理性时代，理性代表着正义和科学，象征着真相和正确。然而资本的高效率和快速增值的内在要求，使得直观感性又成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视觉作为理性与感性的合流，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直接选择。“在超验的层面上，与依附于感官体验的视觉相区分，它指示一种理性和情感参与其中的判断。”视觉因素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中，成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因素，由此支配所产生的视觉文化转向造成了如今的娱乐至死和景观社会。图像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从最初遮蔽真相体现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转变为在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中作为一种消费主义和物化了的意识形态存在。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就直接的揭露了这一现象，“它想方设法地让人把那仅仅属于魔术幻灯的东西当成幻象，它通过虚假的象征，使个体陷入到所谓个体无意识的神话中，以促使他们对其做出投资而完成消费功能。”德波则在《景观社会》中将图像意识形态的典型体现——景观披露了出来。“景观——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总之，图像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具象化，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中实现着自我的变革与时代的宰制。

二、音乐：意识形态感性认同具象化的典型

    抽象的意识形态是通过认同机制实现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意识形态最终都是通过同质化个体的思维来体现的。个体意识的异质性是个体自身特殊矛盾决定的。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出现具有集体性的意识。这就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同质化作用。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制，也是人们与意识形态产生联系的机制。音乐作为人们表达情感的基本方式，是人们感性直观的实践方式。人们通过音乐抒发感情，也通过听音乐来感受情感。这样，音乐感性认同就成为意识形态在认同机制上的具象化形式的典型代表。

（一）音乐的认同：双重世界的具象化象征

    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为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契合。一方面是精神世界接受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和理论，另一方面在抽象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实现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指导。通过这一认同机理，抽象的意识形态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具象化了。这一双重世界的属性与音乐自身的内在双重向度构成了天然的吻合。音乐通过自己的乐器、节奏、声音模仿构筑起一个现实的世界，但是音乐自身带来的情感共鸣通过人们的想象构筑起一个精神世界。意识形态通过双重世界的象征实现了在音乐形式中的具象化。在现实生活世界里，音乐通过音和律的形式模仿了现实世界。人们利用现实中可以发出声音的材料制作成乐器，通过发出类似大自然鸟叫、马鸣、流水等声音来模仿现实世界。然而，单个乐符的象征并不能实现抽象意识形态的旨归。因此，人们通过将不同声音组合成不同的旋律和歌曲，将单个乐符的个体象征整合成一个系统的象征，实现音乐的现实世界建构。在音乐的现实世界向度中，人们感受到的是乐曲的变化，音调的时高时低，不同乐器的交叉使用，旋律的变化，等等。但是，音乐是人们内心情感的外在表达。附着在音乐形式上的是乐者自身的情感宣泄，也是听者情感接受和精神世界构建的意识来源。古人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在构筑起自身的现实世界向度的同时，乐者和听者在现实世界的向度上构筑起自身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为精神世界的交流提供了物质载体。乐者在制乐、谱曲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乐曲和音律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情感。在音乐的实践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赋予通过乐者的主观性创造具象化了。例如，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救亡图存的革命歌曲蕴含着当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抗日救亡。乐者们在接受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后，通过情感赋予谱写了一曲曲以情感为外衣的主流意识形态歌曲。当听者在听这一歌曲并接触到音乐的现实世界向度时，听者的精神世界也就与乐者在音乐中构筑起的精神世界产生情感的共鸣，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音乐作为人的一种存在和表达方式，从文化、宗教、艺术等精神创造性活动中，以纷繁复杂和系统体系化的符号形式，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区别，昭示着人的存在。”在音乐认同的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具象化为音乐曲调、音律等，在精神世界中具象化为情感。音乐通过双重世界的内在向度，实现了抽象意识形态在认同机制中的具象化，成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又一典型形式。

（二）情感的交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处理

    意识形态在认同环节的具象化表现为乐曲、曲调作为物质载体，情感共鸣则作为意识形态认同的路径。抽象的意识形态认同就表现为音乐的欣赏和情感的交流。虚幻的、抽象的意识形态通过自身的感性化处理，具象化为人的情感，最终通过人们的感性接受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认同。“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由此，意识形态通过在音乐双重世界中的他者在场的方式，完成了听者与乐者二人的意识形态询唤。这种感性直观的情感交流方式不仅适合于早期蒙昧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也适合当代的情形。在早期，人们的思想并没有祛魅，理性主义尚未宰制，统治阶级通过直接的简单的感性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但是，在现代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社会造就人的专业化和信息的爆炸，使得人们在非专业领域中也热衷于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获得信息，从而提高效率。“从生活实践出发去观察和理解意识形态现象，认真去认识意识形态丰富多样的真实表现形式，就一定能发现，真实的意识形态形式虽然包含着理性思维，但主要以生动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且支配广大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意识形态也往往不是那些体系化、抽象化的价值或道德理论，而是通过文化传承、心理积淀和风俗习惯的继承等‘原生态’的感性方式形成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规范。”一首经典的歌曲，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更是人们共同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中外哪个时期，不同年代的人们都有着自己最爱的歌手或者歌曲。这种音乐的审美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之上的。因此，音乐审美其本身就是听者与乐者的情感交流，本质是意识形态的感性交流。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处理，使得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变成了人们直接可以感知到的情感，再通过音乐的形式实现情感的共鸣达到意识形态的认同。这种以情感为外衣，内涵价值观渗透的感性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音乐形式具象化的内在机理。

（三）历史与现实：音乐意识形态的变革

    音乐意识形态并不是现代的产物，也不是静态不变的。在原始社会时期，音乐作为社会意识在认同环节的具象表征就存在了。“音乐教育意识的萌发,取决于人类对生活与美的追求及情感的发泄,其中包括:生产、生活、精神、情感、宗教及异性之间的关系与需求等。而这种需求正是音乐教育赖以发生、发展的美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在人的情感的内在需求推动下，人们对美的追寻，使得音乐异化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感性渗透，音乐不再是与语言并存的叙事方式，而是能动地发展为艺术形式。在早期中国，音乐的感性认同功能被统治阶级关注并纳入了早期的宣传教育体系中。“原始儒家关注音乐的目的,意在发挥其道德教化的作用。”礼乐文化的确立，使得乐成为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这一时期，音乐的政治属性被不断突出。乐的意识形态功能被摆到了官方层面。“乐者，同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用音乐通达伦理与政治，是意识形态认同环节具象化的第一次明确。美的感性内涵、宗教的神性和统治的政治性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他者在场。统治阶级通过移风易俗和对意识形态音乐化的双重实践，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一方面是强调音乐的审美意识形态作用，明确音乐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强调音乐具有移风易俗作用，认为音乐能以其和谐的情感深入人之身心，因而易于感化民风，有助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长久统一与传承。”另一方面则是将意识形态以音乐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抽象的教化应随着传播形式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意识形态不再是通过法律、道德、文本的形式赤裸裸的体现在人们的面前，而是通过编排成戏剧的形式或者是将民间戏剧音乐赋予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而形成意识形态音乐化的效果。譬如，“曹魏时，仍在民间继续传唱同时也作为宫廷飨宴音乐的二十二曲短箫铙歌中的十二曲乐曲仍在行用，它们的歌词内容则被改变为讴歌王朝的创立及其权力的正统性。”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音乐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认同的工具呈现出隐蔽性。资本逻辑下的大生产、同质化、多消费的现代性特点，使得音乐呈现为产业化的形式。如果说在古代社会音乐还能区分为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等级差异，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录音技术的发展和资本逻辑的大众化渗透，使得音乐成为了商业产品，进入了批量生产模式。无论是什么著名的歌手、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制作成音乐唱片或者是在网络上进行付费下载，等等。这种大众化的音乐表面上体现的是大众的生活叙事，其实质是资本逻辑导致的意识形态隐蔽化渗透。作为交换商品的音乐，成为了一个用金钱量化的交换产品。人们通过对音乐的付费来感受音乐，其实质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拒斥。因此，音乐意识形态的变革呈现为从自发的音乐教育向自觉的意识形态教育转变，生活性向政治性的转变以及资本逻辑宰制的逻辑进路。

三、仪式：意识形态时空场域具象化的典型

    抽象意识形态在叙事方式上的典型具象化形式是图像，在感性认同机制上的具象化代表是音乐。但是，意识形态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要构筑起自身的现实时空场域，以便进行意识形态的叙事和认同。仪式自身固有的场域性质，使其成为了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典型场域载体。

（一）他者在场：意识形态的他者确立

    他者是相对自我而言的。意识形态的他者确立，即意识形态与自我的异质关系的确立。意识形态在具象化的仪式中表现出来的他者在场是通过信仰、记忆、情感三大范畴来体现的。第一，信仰的在场，意识形态在仪式中的确立。仪式从早期的宗教仪式开始，到现当代的政治仪式的确立，仪式的他者确立就是信仰意识形态。从最初对宗教的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是意识形态的神性和政治性的转化。“信仰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是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最高意识形态。”人们在宗教仪式中实现了与他者的意识形态询唤，在政治仪式中实现了对政治性意识形态的他者确立。第二，记忆的在场，意识形态在仪式中的确立。在宗教仪式和政治仪式的面前，信仰的确立是意识形态的他者在场。但是在社会层面、民族层面的仪式场域里，记忆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他者在场。无论是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都是集体记忆的不同向度。例如，汶川地震的周年祭是全国人民对08年大地震的集体记忆。在所有的纪念仪式上，人们与仪式的记忆他者对话，回忆地震时期全国人民的抗震救灾和自我扮演的角色。对记忆的询唤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他者在场。正是有着共同的抗震救灾的集体记忆，人们才能在纪念仪式中接受和认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等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三，情感的在场，意识形态在仪式中的确立。在日常生活层面，仪式的他者确立是情感。这种情感的感性化处理，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着仪式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自发的仪式。这些仪式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人群参与，甚至日常生活仪式也出现了个体化的现象。例如，旧城文物改造过程中，许多城市的原住居民出现了对城市历史集体记忆的怀念。他们保持并重复着原有的生活习惯，既是对过往生活的怀念也是对过去文化的坚持。仪式感的他者确立，使得人们在仪式的场域中询唤了这种仪式感，从而感知到圆满、完整的节庆情感，也就是主体的自我确立，而这种仪式感就是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仪式中的他者在场。

（二）时空场域：意识形态的现实载体

    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具象化，就是要构筑起自己的时空场域。正是因为时空场域的构建，才能区分他者与自我的异质时空。仪式的时空确立，是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的现实载体。第一，空间的确立。仪式通过对空间的选择和改造从而为意识形态的具象化提供现实载体。一方面，通过对空间的选择来体现意识形态。例如中国早期通过对礼庙的数量控制来体现政治上层人物的政治等级差异。“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此以多为贵也。有以少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此以少为贵也。”此外，通过空间的大小、高低、方向、颜色等的选择都能体现意识形态。有的方位是高贵的人才能走才能坐，不同高低的座位象征着不同等级的人，不同大小的仪式器物也代表仪式中不同的权力资源分布，甚至通过颜色的差异体现仪式中人员的等级差异。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通过空间选择自觉建构起来的现实载体。另一方面，通过空间的限制进行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仪式中，对每一个仪式人员的站位、步数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空间，这本身就是用空间限制的方式体现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例如，早期中国对为人子女孝敬父母都进行了空间上的限制规定。“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享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通过这种空间的选择和限制为意识形态在空间上的具象化提供了现实载体。第二，时间的确立。相比较于空间的现实性，时间和意识形态一样都以抽象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仪式自身的连接性，连接着过往、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延续。通过仪式承接着过往的历史记忆，实现对意识形态的他者询唤。并且，仪式将记忆作为现实的记录者，将当下的时间通过仪式进行具象化。例如事件周年和逢五逢十的纪念节日等，将抽象的时间具体化为特殊的时间节点，抽象的意识形态在抽象的时间维度中被具体化为特殊的节日和纪念日。仪式时空场域的确立，为抽象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中确立了有形的载体。

（三）历史与现实：仪式意识形态的变革   

    仪式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载体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革。在不同时代，仪式意识形态体现为不同的特点。在早期，仪式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教育手段，成为统治阶级统治的自觉选择。中国早期对礼的重视和推广就是仪式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广义的礼是国家典章制度（官制、刑法、律历等）、伦理规范（如三纲五常等）与行为仪式（朝聘燕享、婚丧嫁娶等）的总称……狭义的礼则指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奉行践履的行为仪式与规范，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通过仪式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规范）具体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礼的确立包括了国家、社会、个人等多个层面，以一种明文确定的规范体现出来。人们通过学习礼的方式掌握了社会生存的规范。从这一角度看，早期的仪式意识形态体现为统治阶级的自觉建构和对社会的强制性规范要求。仪式意识形态不仅在中国早期已有系统的使用，在西方社会里宗教仪式也从教堂走进整个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仪式意识形态在早期体现为强制性、全方位、自觉性的特点。在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崛起，对宗教和封建迷信的祛魅，使得仪式被大量解构了。“迷信的衰落被置于多重语境之中:这是科学的天然对立物，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其自身合法性的场所，也是各式各样的被论述对象周旋于改造者、群体利益以及各自生存境遇与内心体验的社会空间。”中国早期的礼和西方的宗教仪式都被当做科学理性的对立物被剥夺了。这种对过往的消解，是在生活叙事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语境中发生的。人们不再关注上帝，不再关注人类整体命运，不再关注国家与民族等宏大的命题。人们开始将视野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到个人生活世界本身。因此，仪式意识形态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政治性向生活性的转变，意识形态也由显性传导向隐性渗透转化。日常生活的仪式不再是自觉建构的，也不再是外在强制性要求的。相反的是，仪式呈现为个体化现象。每个人追求的不再是固定的仪式和宏大的仪式解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自我的确证需求下追寻着仪式感的他者在场，从而实现自我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赋予。因此，每个人都具有着自我的仪式感追寻，这与多元化社会是吻合的。但是这种自觉走向自发，外在强制走向内在认同，形式优先走向仪式感追寻的当代仪式，依旧是意识形态在个人生活时空场域的具象化表征。

    总之，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的意识形态，人们虽然能够通过逻辑推演和学术论证实现对意识形态理论上的确证。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仍然需要通过具象化的方式才能被人们所把握，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落地生根和广泛认同。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作者龙柏林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作者刘伟兵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