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学术话语权是话语权的当然构成，丧失学术话语权将直接危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时代变迁以及西方话语的强势渗透，我国意识形态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在话语生成、研究立场、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学科支撑等方面面临众多困境。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需要着眼3个层面：在话语生发主体层面要加强原典研读和生发能力训练，筑牢学术话语生发功底；在话语生发路径层面要坚持完善传统话语，打造新鲜话语，借鉴外来话语，创新对外话语；在话语生发原则层面要坚定政治立场，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学理；建构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8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能否掌控话语主导权是巩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关键，特别是丧失学术话语权将直接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当前，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立足中国现实，直面当前问题，构建富有学术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学理分析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和展现载体，而学术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当然构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夺取并掌控话语主导权的有力武器。
（一）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是不同阶级集团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理论表达。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必然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他们为维护统治地位，必然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定位和行为导向等功能，将反映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合理化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力图让全体社会成员接受并认同。对于其他阶级集团来说，为了推翻统治阶级，也必然制造出普遍的革命口号，并将其建立在普遍利益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80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利益关系和理论因素（需要“论说”）的混合物，它的特性就是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而一旦“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意识形态就具有了“虚假性”。因此，一个阶级集团要实现从“特殊利益”到“普遍利益”的跨越和统一，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除了要符合历史前进方向和广大民众根本利益之外，重要的还在于如何“说”，即能否掌握话语权，而要“说”且说得好，就需要包含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学术话语体系和从感性到理性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将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统一起来，克服了以往意识形态用普世性掩盖特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性，从而最终赢得了话语权，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武器。[3]
（二）学术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夺取和巩固话语主导权的利器
话语主导权是一个社会主流话语的标志，在各种话语形式中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一个阶级集团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必须要夺取话语主导权。谁掌控了话语主导权，谁就增强了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就能为更好地实现本阶级利益而服务。因此，话语权也就成为不同阶级集团争夺的制高点。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178统治阶级凭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权使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掌控着社会生活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一种意识形态想要获得话语主导权，不仅需要国家政治权力高势位的外在保障，更需要具备合理阐释社会问题和凝聚社会成员的理论“权威”。[4]只有把刚性的政治权力和柔性的理论权威结合起来，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才能畅行无阻，才能最终赢得话语主导权。如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政治权力的保障而没有理论“权威”，则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甚至会让民众产生排斥和逆反心理；如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理论“权威”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则容易产生意识形态的“话语空转”，意识形态控制力和渗透力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而这里所谓的理论“权威”就是指意识形态话语本身的科学性、价值性以及对客观世界的阐释力，从话语类型和形式上看主要是指学术话语。
（三）学术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关键维度
话语按照不同的形式、来源可作不同的分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按照规范思维的来源看可分3个层级：政治话语（含制度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5]39政治话语是体现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话语，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诉求，具有权威性特征；学术话语是由特定概念组成并具有一定学理支撑和系统体系的话语，代表着学者理性反思的价值诉求，具有抽象性的特征；日常生活话语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非系统性的话语，代表着民众个体的价值诉求，具有通俗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这三层话语力量之间的有效互动，而在这三层话语体系中，学术话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打通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逻辑通道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和科学阐释。学术话语的变革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使其传播更具有逻辑性和条理性。此外，学术话语通过科学的言说方式将政治话语透彻深入地传达给人民群众，从而不断提升政治话语的民间认同力。另一方面，学术话语引领整合日常生活话语。学术话语立足社会发展现实，整合提炼日常生活话语，从而不断为创新政治话语提供理论供给，增强政治话语的群众基础。此外，学术话语还可以“反哺”日常生活话语，使其更具理性和前瞻性。由此可以看出，学术话语在3个话语层级中渗透力最强，是凝聚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粘合剂”。因此，学术话语的有效构建对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巩固话语主导权起着关键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
随着时代发展以及西方话语的强势渗透，我国意识形态学术话语体系在话语生成、学术研究、学科支撑等方面面临众多困境。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内生不足”
首先，话语内容创新较为滞后。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87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想时刻掌控话语主导权，必须适应时代发展，不断转换话语语境，创新基本范畴，提炼新概念和新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提出了一系列核心话语，但是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创新力仍显滞后，仍不能为解释当前新问题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和理论供给。其次，话语生成路径较为单一。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生成往往是通过文本宣讲和经典阐释的方式展现出来，路径较为单一。有些话语是从领导人讲话和文件出发，大多停留在政策解读和文本宣传层面，缺乏应有的思维抽象和学理分析；有些话语是从阐述经典著作出发，用经典理论的深刻阐发来取代现实实践的思维创造。这两种层面的思维路径都较难生成能够科学解读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学术话语。再次，话语概念存在西化倾向。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学术概念不断引入中国，这对中国学术话语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参考，但也有部分学者对西方概念未加甄别就盲目照搬过来解读中国实践，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挑战。最后，话语对外影响力较弱。一方面，我国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内外有别”。对内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对外则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这就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7]另一方面，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也削减了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力。如“核心”“精髓”等术语经翻译出去后，外国学者不能理解其内涵与区别，进而降低了学术话语的对外宣传质量。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研究“片面化”
首先，研究立场存在片面化倾向。一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有些学者将中国发展实践中产生的新概念“强加”给马克思，力图建立两者之间的学术关联，实现“我注六经”；还有学者挖空心思从经典著作中找到相关概念来为当前实践作合理性辩护，实现“六经注我”。这两种教条化的研究方式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二是片面否定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有些学者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张利用“新儒家”等民族话语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撼动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其次，研究范式存在西化倾向。近年来，西方研究范式逐渐引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但也导致了部分学者对西方理论产生“学术依附”，失去学术自信。有些学者照搬西方话语谱系和叙事方式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用西方理论言说中国经验，用西方观点加工中国材料。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本土化叙事日渐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受到了冲击。再次，研究内容存在片面化倾向。一种倾向是脱离实践为“学术而学术”。有些学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只注重解读经典，而忽略发展经典，中国丰富的社会实践未能及时总结升华为学术话语。另一种就是肢解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部分学者只选取与“本行”有关的研究领域进行“闭门造车”，虽可产生“独到见解”，但也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力量“支撑不足”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存在“边缘化”风险。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片面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主张“去意识形态化”，将马克思主义“架空”在科学之外，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社会科学研究场域中得不到其应有的学术认可，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其次，马克思主义学术评价体系“崇洋媚外”。近年来，部分高校及科研院所为提高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脱离中国学术国情，盲目引进西方学术评价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嵌入”到西方学术规则和评价体系中去，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部分学者为迎合评价体制，完成科研指标，片面引用西方学术话语撰写学术论文，甚至不惜重金将其发表于国际期刊上。这种围绕西方学术评判标准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必然会导致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话语舞台上的“乏力”。再次，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质量和结构有待优化。有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非专业出身，未经过规范的学科训练，学术话语的生发能力和研究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马克思主义人才梯队出现“断层”，青年骨干学者较少。另外，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用人导向上存在“一刀切”现象，片面强调海外经历，这种用人导向会助长研究者脱离中国实际，滋生西化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理路
构建面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将从学术话语的生发主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学术话语生发路径、学术话语生发原则3个层面展开。
（一）生发主体：加强经典著作研读和学术话语生发能力训练
首先，在研读经典中领悟学术话语的生发规律。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生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基本原理的指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加强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挖掘经典中原有学术话语的生成背景、规律叙述等等，探寻马克思主义原型叙事中学术话语的生发规律。另一方面，在梳理经典中领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学术创新中所彰显出来的人类情怀以及辩证批判和逻辑运演等话语生成能力。通过对经典原著的系统研读和对创始人学术话语生发能力的体认，打牢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术话语创新的基本功。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生发能力训练。高校在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的过程中要加大对研究者话语生发能力的训练。要改革完善选拔机制和培养方案，加强思维范式和研究能力的训练，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问题捕捉能力、叙事陈述能力以及话语构建能力等等；要注重跨学科综合培育，扩展研究者创新学术话语的视域和方法；注重社会关怀意识的培育，提升研究者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要强化研究者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养成，杜绝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学术作风。再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保障建设。在有条件的高校院所成立专门的学术话语创新研究基地和中心，为深化话语研究搭建学术平台；要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权威地位，打造与其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地位，为学术话语创新提供权威支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在课题申报和立项资助等方面，加大对青年学者的倾斜，提升其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此外，还要积极探索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点的学术评价体系，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将学术话语创新作为评价指标纳入考核体系，营造有利于学术话语创新的良好氛围。
（二）生发路径：坚持对传统话语的完善继承和对外来话语的批判借鉴
首先，完善传统话语，赋予时代内涵。一方面，要摒弃传统话语中纯粹为革命战争服务且不适合当前现实实践的旧概念；另一方面，对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重新加以解读，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这就需要赋予阶级分析以新的内涵。此外，要积极挖掘和捕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话语和范畴，并对其加以改造，重新盘活其生命力，如传统文化中“知与行”“义与利”等哲学范畴。其次，打造新鲜话语，提炼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的总结，创新思想方法，作好理论概括，提炼出能够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创性话语；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在回应中生成能够科学解读中国道路和制度优势的学术话语，给“中国威胁”“历史终结”等西方主流话语以有力的学术回应；打造新鲜话语还要从群众日常生活语言中汲取营养，筛选出已为群众接受且反映群众心理的大众话语，整合提升其学术含量和学理内涵。再次，借鉴外来话语，吸纳合理成分。正如习近平所言：“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8]341同样，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不应该“自娱自乐”，而应该批判地吸纳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范畴。此外，还要坚持国际视野和科学态度，积极借鉴国外其他学科反映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学术话语，并使之中国化，如“合法性”“社会批判”等术语。最后，创新对外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要增强学术自信和自觉，以“中国故事”为载体，打造开放融通的新概念和新表述，努力建构富有张力、内外一致的学术话语体系；要积极建立国际性话语平台和对话机制，主动设置国际议题，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与国外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对话，逐步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此外，还要加强对外话语传播艺术研究，不断完善对外翻译表达机制，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尽量使用贴近原意的句法和结构将原始语境表达出来，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
（三）生发原则：在坚定基本立场和问题导向的基础上推进学术话语创新
首先，学术话语创新要有坚定的信仰和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打造学术话语的导向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有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思考中国问题，解读中国经验。反之，如果丧失了这一信仰，打造学术话语就失去了方向、标准和动力。此外，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立场是指话语体系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始终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既要为民立命，又要为民发声，从而为学术话语的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其次，学术话语创新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正如马克思所言：“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289-290只有扎根现实问题的学术话语才具有解释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立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入研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积极探讨社会问题的生发机制，以学术解答现实困惑，以理论回应时代诉求，总结并生成能够阐释时代发展问题的新话语。再次，学术话语创新要力戒形式主义。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要改变重形式轻内容的表达方式，正确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要转变一味注重政治宣传和宏大叙事的话语言说方式，努力实现学术话语的政治性、学理性和大众化的统一。要遵循学术规律，用学术逻辑和概念表达政治观点，防止将学术话语简化为政治口号。同时，要努力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打造群众听得懂也听得进的学术话语。正如马克思所言：“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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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思想教育研究》，作者俞良早系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