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 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提出了很多富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新概念、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 形成了***********意识形态思想。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这一新思想进行了解读和研究, 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文章从战略定位、根本任务、面临挑战、建设路径和基本方略等方面对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评价和思考。
关键词：习近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思想;
一、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
*****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三个事关”的战略定位,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
李宗建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给予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的新定位, 这为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定了总基调。这是对过去要么泛化意识形态、要么淡化意识形态的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纠偏, 对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提供了非常深厚的理论根据。3杨金海认为, 需要从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伟大复兴梦的要求三个层面理解“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论断的深刻意义, 他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保证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地位的战略举措:转变工作理念, 构建具体化、生活化、社会化的宣传载体, 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建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生需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话语体系, 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 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社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做好“大宣传”工作。4田心铭认为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要, 但不能凌驾于经济工作之上, 意识形态工作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的, 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服务的, 处于党的各项事业发展全局中“极端重要”的地位。这种深刻的认识是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特别是对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关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度成熟。1鲁言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遵循,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找准意识形态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 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2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认为, 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跑好“接力赛”中这一棒;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续写“大文章”的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强起来”, 都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3马书臣认为, “三个事关”要求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 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统领和政治主导作用, 坚持全党动手, 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4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 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根本利益必将产生更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和中国的长远发展。
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实现的根本目标、落实的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围绕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的论述, 学者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思考。
王永贵等认为“两个巩固”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 是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还顺应了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时代要求。6这个观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科学性、真理性、时代性作出了新阐释, 对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新特点作出了新论述, 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引领我们前进的重要作用,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祝念峰认为只有把“两个巩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目标要求, 把凝聚民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 找到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7秦龙、肖唤元认为坚持“两个巩固”既有历史层面的必然, 又有现实层面的考量, 是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石。8确实, 当今社会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思想的多元、利益的多样, 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必须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凸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也有学者对如何做到“两个巩固”进行了思考。陈文旭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既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和时代性内容, 又要认真总结、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 还要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秋石则从如何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角度, 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 即:共同思想基础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 必须排除“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 筑牢共同思想基础这道防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三、关于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 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学者们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形势变化, 对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个维度的分析。
一方面, 学者们从国内社会转型、社会思潮多样化、舆论宣传等维度分析了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挑战。
关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成涛指出, 社会转型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挑战。3胡春阳指出,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认同主体教育的虚化、大众权益尚未充分实现、认同客体的解释力下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宣传空泛化的趋向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挑战。4唐爱军认为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分化、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乃至集体抗争等风险, 成为社会稳定与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威胁, 也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挑战。5但什么是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怎样的社会转型, 这些社会转型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哪些复杂的影响, 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观点, 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就一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吗?能否从现代化和人的解放的角度思考社会转型呢?社会转型就一定会带来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负面心理因素吗?如何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时代课题。
关于社会思潮多样化带来的挑战。朱文婷、陈锡喜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呈现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多样化特征, 且很多学者和理论界人士对这种状态缺乏政治敏感性, 放任各种思潮的蔓延, 这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6殷豆豆认为当代中国,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种思潮观念的对话、融合、碰撞更加激烈, 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的激荡和冲突更趋直接。7很多思想倾向偏右的学者认为思想文化领域充斥的新儒学、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等意识形态, 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自由民主社会的建立。而一些偏左的学者则猛烈炮轰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高希中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 波及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他们打着“学术研究”、“重新评价历史”的旗号否定党的领袖, 否定党的历史,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8如何正确分析当今社会思想的变化, 如何分析各种思潮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并采取适当的引导和管理措施, 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应该说, 多种社会思潮的出现是社会世俗化的必然产物,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也不必大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但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 必须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 对这些思潮进行分析和合理引导, 对其中的错误思潮进行严肃的批判。
关于舆论宣传能力不足带来的挑战。王涛、刘修阳认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内容上呈现出理论弱化、实用主义、庸俗化、娱乐化的倾向, 在手段上表现出形式僵化、单一, 不善于运用和管理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等特征。9吴志先认为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存在着意识形态过于强调社会迎合而丧失引领力, 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杂乱, 意识形态管理结构改革相对滞后, 缺乏合力效应等不足。10郑洁、梅萌认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面临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能力下降、宣传方式落后、防御能力衰减和管控能力弱化等方面的挑战。1谢超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系功力不足、优秀研究成果不多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教科书中“失踪”以及论坛上“失声”的主要原因。2也有学者从网络舆论空间对意识形态带来挑战的角度进行分析, 如王永贵认为网络上多样意识形态图景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多重挑战。3李彬彬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分化趋势, 主流意识形态易受冲击。4赵欢春认为互联网“微空间”的形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冲击。5
另一方面, 学者们从全球化、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等国际维度分析了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挑战。
张传泉认为全球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 这是因为苏东剧变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后现代主义给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6孙来斌认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 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7姜迎春认为必须揭露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国际错误思潮的实质和危害, 遏制错误思潮在我国社会上的泛滥。8张瑜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无孔不入, 但又非常隐秘, 他们借助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侵蚀我国教育主权, 慕课已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平台, 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新挑战。9
四、关于意识形态的建构路径
习近平指出,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 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10。这一论断明确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重点, 也指明了主攻方向和实现路径, 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遵循。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建构路径的创新。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建设的理念、原则的视角进行分析。张学洪认为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同中心工作相结合、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弘扬时代主旋律同尊重多元文化需求相结合的原则。11佘双好认为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引领社会思潮、凝结社会共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的原则。12李宗建认为习近平同志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突出特点包括五点: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战略视野, 倒逼而“破”与顺势而“立”的问题意识, 时不我待的创新精神, 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体系完整的逻辑框架。13在新的历史方位, 意识形态建设更要凸显理念创新这个前提,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个根本原则, 保持思想的敏锐性与开放度, 打破传统思维定势, 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治理的视角进行分析。胡凯、杨竟雄、马俊军认为,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方略主要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维战略转型、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完善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促进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1李建柱认为, 习近平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主要采取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指导、凝聚社会意识形态共识、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整顿意识形态秩序和推动意识形态开放交流等措施。2付安玲、张耀灿认为, 要加快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大数据战略、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大数据舆情应急机制、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大数据保障机制。3肖唤元、秦龙指出,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以大数据为依托,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 创新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管理方式, 健全互联网新媒体治理的保障机制, 实现大数据与意识形态治理的深度对接,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说服力。4王永贵、岳爱武从战略层面、法律层面、人力资源层面、技术层面、国际合作层面五个层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路径。5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基层工作的视角进行分析。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认为要积极探索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化、移动化、项目化, 不断提高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解释力和传播力。6万欣荣认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稳定功能, 要注重根据基层群众结构的变化, 结合主体、手段、理念等各种创新要素, 形成以理念创新为引领、以基层群众主体创新为基础、以手段创新为保障的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机制。7刘尤碧认为做好新时代基层意识形态工作, 各级党委 (党组) 要不折不扣的担当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 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8
五、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立足国内外发展大势, 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方面,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和研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李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进行分析, 认为其话语体系包括话语表达、话语解释、话语价值、话语实践等四个维度, 并需要在构筑这四个体系的基础上, 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知、理性认同、价值认同、实践形态。9任美慧等从文化的功能作用角度分析后认为, 习近平对文化软实力作出诸多阐述, 提出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中国梦、文化软实力的相互关系, 这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文化的支持和理论的涵养。10简臻锐从宣传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注重做好生活化宣传教育, 使得宣传内容易于理解;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增强认同;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 让参与者在活动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11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内容。郝立新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走向是围绕实现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目标, 在提高民族素质、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扩大文化对外交流方面推进文化繁荣发展。1赵剑英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横空出世的“异质文化”, 而是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 植根于近代中国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2董振华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刻的实践理性、广泛的世界意义。3高翔认为, 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系列论述, 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魂脉所在, 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4崔利萍、阎树群认为, 文化自信的三重逻辑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具有内在契合性, 是“三个自信”的基础。5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邹庆华认为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需要积极探索促进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体制机制创新路径, 从而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6王涛、刘修阳认为, 要认清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形势, 推进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方式革新, 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环境开发和优化。7杨仁忠、卢晓勇认为, 要贯彻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理念, 改进思想政治宣传方式, 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感染力, 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8李怀杰、吴满意、夏虎认为必须树立数据为本、个性化教育、互联网思维、跨融合等新理念, 有效应对互联网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 打造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互联网文化品牌。9张丹丹、李包庚认为, 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双创新, 加强网络信息的舆论监督与引导, 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师队伍素质。10
重视新媒体引导和管理。奉鼎哲、张永祥、李后强认为, 网络技术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力量悬殊, 增大了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危险系数, 资本的多元化加剧了意识形态博弈的复杂化, 资本的逐利性催生了网络大型企业的垄断性, 资本的腐蚀性增加了意识形态博弈的对抗性等问题。11张显龙认为要运用新媒体来创新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完善网络监管体系, 加强网络信息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提升文化软实力和解决好中国的现实问题。12毕红梅、李婉玉认为, 要利用好互联网新技术, 打造富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高效互联网新媒体, 做好网络言论的理论廓清和整合超越, 在广泛汲取网络民意的基础上创新意识形态,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力、引导力和凝聚力。13魏建国认为, 要关注新媒体语境中社会公众的民意和利益诉求, 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 强化话语引导和议题设置, 营造积极健康而又合理有序的虚拟话语空间。14陈坤、李佳认为, 要准确把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传播特点, 积极主动地从多个角度和层面采取对策, 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15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建设。王炳林、郝清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内容, 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根本目标, 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主要抓手, 以队伍建设为重要保障, 形成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1王永贵认为, 抓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首先要强化政治意识, 着力增强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要强化责任意识, 着力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再次要抓重点, 强化“三进”意识, 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水平;还要强化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 着力提高对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治理水平。2郑永廷、林伯海认为坚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 必须旗帜鲜明、措施得力, 理直气壮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旗帜鲜明地解决问题。3张宝强认为高校要从“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实践养成、历史视野、网络思维”五个维度入手, 自觉捍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4马荣华、李艳认为必须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存在的话语权弱化、话语权消解和话语权割裂等问题, 从实际出发, 从理论、阵地和主体培育三个维度进行建设, 提高应对能力。5蔡中宏、苏星鸿认为,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必须坚持导向性、人文性、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原则, 牢固掌握新媒体语境中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6
提升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提升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是意识形态强本固基的核心。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7, 这是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和地位的新概括。唐爱军认为习近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用过“凝聚力”、“吸引力”、“生命力”、“感召力”、“引领力”等概念, 这些概念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并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措施。8陈锡喜、朱文婷认为应该从话语权的本体维度、价值维度、实践维度提升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9李俊卿、张泽一认为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把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上升为中国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传达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10吕薇洲认为必须以优化意识形态本体为前提、强化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为关键、转化意识形态话语载体为保障。11胡刚则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蕴含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理念融入社会生活日常, 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增强“中国话语”的软实力。12
六、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
由于***********意识形态思想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形成的时间也还不长, 目前的很多研究还是浅尝辄止, 一些成果还停留在理论的宣讲和解读过程中, 有的分析也未必符合总书记的原意, 尤其对***********意识形态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现实基础、深刻内容的研究尚显不足, 这与新时代习近平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很不相称。
(二) 研究缺乏整体性, 流于碎片化
***********意识形态思想产生于风云变幻的复杂国际环境和深刻变化的党情国情社情之中, 其时代主题和基本内容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呈现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征, 与以往比较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性。尽管学术界围绕***********意识形态思想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展开了大量研究, 也出现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针对其特定场合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系列讲话中的单个讲话文本, 而缺乏对其最新理念的系统考察, 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很多研究也未能把***********意识形态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去考察, 孤立的研究往往导致无所适从, 片面的强调***********意识形态思想的某个观点、某个方面, 结论自然就不可能科学准确。
(三) 研究内容多有重叠、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目前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文本分析和解读, 对其特点、重要性、原则性、面临挑战、对策等方面的研究较多, 而且多是单篇论文的形式, 研究内容多有重叠, 而涉及到复杂的实践性、实证性、对策性研究明显不足, 即使提出的相应对策或建议往往也是借鉴移植的多, 过于书面化、理想化,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须知理论的目的最后在于指导实践, 习近平之所以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 并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新论断新观点, 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加特别,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又复杂, 如何确保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如何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方向、凝聚人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必须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 充分发挥实证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作用。
七、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意识形态思想形成于伟大的新时代, 其时代主题和基本内容较之以往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性, 其个性特征更是突出, 其内容的博大精深更是目前研究远远不能穷尽的, 因此有大量可待探索的学术空间, 也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不懈努力, 对之进行深入研究。
(一) 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定位的研究
已有研究成果对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三个事关”作出了多方面的阐述, 认为它明确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的战略定位, 实事求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边界和地位, 避免了泛化意识形态和淡化意识形态的两种偏向。但是, 学术界当下对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学、社会意识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还很不够, 缺乏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须知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是有各种前提条件的, 意识形态建设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作保障的话, 是很难有真正成效的,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二) 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两个巩固”的内涵, 如何实现“两个巩固”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 特别是如何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如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的研究相对薄弱, “两个巩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很不够。毕竟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共同奋斗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 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 要凝聚人心, 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类几千年来积聚的政治文明成果也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另外*****记提出的“两个巩固”是基于整体性思维、战略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根本目标和任务的高度概括, 如何从整体性、历史性、实践性等角度深入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
(三) 加强对意识形态建构路径的研究
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从建设理念和原则、意识形态治理、意识形态基层工作的视角去分析都是很好的切入点, 也能够化繁为简、深入研究;但建构路径还可以从不同方面去归纳, 特别是建构路径、建设方略、建设重点、建设内容等都有重合之处, 作为单篇论文尚可立论, 但如果作为课题或者博士学位论文, 则需要在框架和角度的选择上认真梳理和整合。
(四) 加强对意识形态建设基本方略的研究
“基本方略”是在治国理政中长期稳定发挥着总纲领作用的大政方针与战略遵循,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十四个坚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这些方略很多同样适应意识形态建设。目前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主要以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阐述为依据, 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兴盛, 加强新媒体的引导和管理,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建设,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提升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应该说, 习近平的相关阐述抓住了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性问题, 具有提纲挈领和宏观的指导性作用, 但具体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和执行这些方略, 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文教部门的领导深入研究, 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学术生长点等待我们去探索。如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就是一个复杂的浩大工程, 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首先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过程, 其次它也是一个与错误思潮、西方文化渗透进行批判斗争的过程, 更是一个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建设的过程, 还是一个执政党对现代科技和现代传媒进行科学、规范治理的过程。
(五) 加强对意识形态整体性、实践性研究
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的理论保障和思想指导。研究***********意识形态思想, 应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高度, 着眼于大意识形态观, 充分研究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方面面, 各个环节、各个阶段、各个主体、各个客体, 从整体上掌握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规律。意识形态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应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 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再用理论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步相得益彰。
注 释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第153页。
2 中共中央宣传部:《*****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 第193页。
3 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4 杨金海:《关于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 田心铭:《略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学****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1期。
6 鲁言:《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载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6期。
7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旗帜鲜明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学****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载于《求是》2015年第8期。
8 马书臣:《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担当》, 《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22日。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第153页。
10 参见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5版。
11 祝念峰:《学习贯彻*****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第5期。
12 秦龙、肖唤元:《坚持“两个巩固”的历史必然与现实考量》, 载于《理论月刊》2015年第7期。
13 陈文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学****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三十三》, 载于《前线》2014年第3期。
14 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载于《求是》2013年底第20期。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第155页。
16 成涛:《转型时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培育研究》, 载于《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17 胡春阳:《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探究》, 载于《长白山学刊》2017年第1期。
18 唐爱军:《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 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
19 朱文婷、陈锡喜:《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的社会思潮辨析与引领》, 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0 殷豆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02日。
21 高希中:《坚决抵制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 载于《红旗文稿》2017第2期。
22 王涛、刘修阳:《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期。
23 吴志先:《文化认同与传承: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压舱石》, 载于《前沿》2015年第12期。
24 郑洁、梅萌:《网络环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载于《云梦学刊》2017年第2期。
25 谢超林:《习近平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思考》, 载于《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6 王永贵、岳爱武:《着力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学****总书记网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 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27 李彬彬:《科学应对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学习时报》, 2017年1月12日。
28 赵欢春:《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非传统转向”》,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29 张传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 载于《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
30 孙来斌:《守牢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光明日报》, 2015年09月16日。
31 姜迎春:《论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整体性》, 载于《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
32 张瑜:《西方慕课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其应对》,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9期。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第155页。
34 张学洪:《汇聚高校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正能量》, 《广西日报》, 2013年10月17日。
35 佘双好:《全面提升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 载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6 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37 胡凯、杨竞雄, 马俊军:《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 载于《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
38 李建柱:《习近平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研究》, 载于《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39 付安玲、张耀灿:《大数据助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提升路径》, 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40 肖唤元、秦龙:《论大数据与意识形态治理》,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41 王永贵、岳爱武:《着力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学****总书记网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 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42 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创新基层意识形态工作》, 《人民日报》, 2014年02月20日。
43 万欣荣:《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机制分析》,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8期。
44 刘尤碧:《强化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 《湖南日报》, 2016年12月20日。
45 李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维度与话语权构建——基于意识形态话语功能的探讨》, 载于《前沿》2013年第1期。
46 任美慧、李辉:《国内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研究述评——以十八大以来*****记系列重要讲话为视角》, 载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47 简臻锐:《在农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
48 郝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走向》, 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49 赵剑英:《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 载于《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50 董振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 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51 高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载于《党建》2016年第8期。
52 崔利萍、阎树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三重逻辑》, 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7期。
53 邹庆华:《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建设》, 载于《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
54 王涛、刘修阳:《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第1期。
55 杨仁忠、卢晓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创新研究》, 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56 李怀杰、吴满意, 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究》, 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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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奉鼎哲、张永祥, 李后强《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力量分析》, 载于《新闻界》2017年第5期。
59 张显龙:《网络信息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控制力体系的构建》, 载于《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年第12期。
60 毕红梅、李婉玉:《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特征及引领路径——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 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
61 魏建国:《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载于《理论月刊》2014年第2期。
62 陈坤、李佳:《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着力点》,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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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王永贵:《扎实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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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张宝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五个维度》,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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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蔡中宏、苏星鸿:《新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管理长效机制的构建》, 载于《云梦学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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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唐爱军:《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 载于《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
71 陈锡喜、朱文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三个维度:观点辨析及路径探讨》, 载于《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4期。
72 李俊卿、张泽一:《国际较量视域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8期。
73 吕薇洲:《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载于《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
74 胡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审视与建构》,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原载《社会主义研究》，作者郭国祥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作者邬俊美系河南轻工职业学院讲师,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