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进入新时代，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思考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面临着“多样化挑战”“市场逐利性挑战”“敌对势力渗透遏制的挑战”“新媒体新技术的挑战”等安全风险。当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认同竞争”，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导向、社会控制与整合、政治合法性等基本功能方面展开激烈较量。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当务之急，需要着力构建更加积极斗争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基于人心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
【关键词】 意识形态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新时代
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意识形态研究所副所长（北京 100091）。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的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立足于新时代，以全新的理念思考意识形态安全，力图为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提供认知性、战略性、实践性的思想资源。
一、树立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其内涵需要从国家安全的内涵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关涉对象是国家，具象化为国家利益，一是表征国家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二是说明具备保障国家利益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意识形态安全关涉对象则是国家之一“部分”即国家意识形态，具体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从状态维度看，意识形态安全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出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现状；从能力维度看，意识形态安全指一个国家在面对各种挑战威胁下所具有的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并将持续“安全”的能力或力量。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最一般性阐释，是无法解决日趋复杂的意识形态安全实践问题的。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理论视域中，其所呈现的逻辑关系和实践指向是完全不同的。在传统安全观那里，意识形态安全仅仅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附属品，其理论独立性和实践重要性并未得到彰显。在非传统安全观那里，意识形态安全的确受到重视，但仅仅被置于外部安全框架中加以探讨，它的内部属性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有效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要有全新的理念，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安全观。2014年4月15日，*****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理解、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从实践角度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举措；从理论角度看，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研究阐释意识形态安全，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我们可以将其提炼为“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观”。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安全观，是对意识形态安全及其相关议题的历史、现状、发展、本质、规律等方面的总体认识，主要包括事实层面的认知、价值层面的评价、主观层面的预期。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是一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考察意识形态安全状态、能力及其实现过程的有机系统的观念体系，着重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统筹运用各方面资源和手段予以综合解决，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和能力的有机统一。从思想渊源方面看，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既是对我国传统战略文化和安全思维的继承，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升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居安思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根据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安全威胁和主要矛盾，形成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外部军事威胁相关联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毛泽东着眼于当时国际格局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占领思想领域、文化文艺战线主导地位作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为反修防修构筑强大思想防线。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基于对外开放新形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江泽民、胡锦涛基于不同的国际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思想。
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涉及方方面面，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而把握其精髓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类别。意识形态安全到底是属于“传统安全”类别，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别？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是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出发，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类别界定的。一方面，意识形态属于政治范畴，指“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对抗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文化范畴，指“文化意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非对抗性等特征。因此，“政治性意识形态安全”属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由政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政治体系，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面对风险和挑战时能够及时有效防范、应对，从而确保国家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作为政治体系的一个要素，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屏障。“文化性意识形态安全”属于文化安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要素，意识形态安全要维护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独立性、社会主流文化主导性。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传统安全”属性，也有“非传统安全”属性；既关涉政治安全领域，又关涉文化安全领域。意识形态安全两大类别理论大大拓展了我们对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鉴别、处理现实中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较量日趋激烈、复杂，要掌握国际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前提是区分出哪些是基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哪些又是基于文明文化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不同的冲突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二是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的显著特征。把握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的显著特征，有助于凸显其丰富内涵。首先，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全面性。过去，人们普遍把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局限于阶级斗争、敌我舆论斗争、政权安全等方面，实际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安全”。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所指的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不仅包括以上几个领域，还涉及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网络舆论等方面，是一种“大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边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而不断拓展的。新时代，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有广阔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要关注到文化、国际传播、思想价值观念等领域的问题，注意到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型安全领域问题。其次，强化了意识形态安全布局的系统性。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具有“传导效应”和“联动效应”。解决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某个领域问题或某个具体问题，也不能单纯靠一种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有系统性、全局性思维，要着眼于维护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的安全，甚至是整个国家安全。不仅如此，意识形态安全布局还要求把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与不断提升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统筹起来，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最后，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效果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要长治久安。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把时间作为重要变量纳入意识形态安全的分析范畴。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着重谋划的是长远战略、长远布局，不仅要立足当前，更要考虑未来，放眼未来。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要避免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短期观念和短视行为，要把过去、现在、未来贯通起来，着重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研判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态势，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形成长周期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举措，并且根据意识形态安全的形态、对象、手段、时空领域发生的新变化，进行必要的战略战术调整。
对意识形态安全概念阐释、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粗线条勾勒，是十分必要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和风险挑战并不是直接呈现、肉眼可见的。我们只有戴上“望远镜”“显微镜”，才能把握其安全形势和风险挑战，而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就是这样的“望远镜”“显微镜”，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南针”。当然，我们在此对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理论上的论证与阐发，都是初步的、部分的，在对实践层面意识形态安全的探讨中还会继续呈现其理论要素和基本特点。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与主要威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具体说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实现了“四个有效扭转”：有效扭转了一些宣传思想阵地党的领导一度被忽视、弱化、削弱的状况；有效扭转了主流思想主导地位遭受侵蚀的状况；有效扭转了对歪理邪说、歪风邪气被动应付、反击不力的状况；有效扭转了网上乱象丛生的状况。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度”显著增强，但是，与此同时，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准确判断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与主要威胁，这是我们制定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工作方针的基本依据。
1.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安全形势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既是对国家安全总体形势的判断，也是对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形势的判断。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延不断扩大。如前所言，意识形态安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安全”，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安全”，贯通传统安全属性的政治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属性的文化安全两个领域，一些安全类型（比如网络舆论安全）正深刻改变着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
二是意识形态安全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意识形态安全总体增容。从时间维度看，由于各种“记忆存储”，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当下都有可能被呈现，一些非意识形态问题都可能演变为影响当下的意识形态问题。从空间维度看，国家安全空间和安全领域不断拓展，意识形态安全空间和安全领域也随之不断拓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既要管控有形空间，也要对无形空间进行管控和治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对于意识形态空间治理而言，“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
三是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增多。从外部风险看，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遭遇到的国际挤压越来越大，面临的国际竞争、矛盾越来越多。“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并且，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错综复杂。发展进程中的这些风险挑战也许并不都属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但是它们基本上都会通过意识形态较量或斗争表现出来，有些甚至会直接转为意识形态安全事件。从内部风险看，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深刻变革，各种矛盾不断积累，诱发社会冲突、社会动荡的风险点增多增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各方面的需求更多，要求更高，选择更多，思想观念差异性更大，因而诱发社会激烈争论、价值观分化冲突、舆情事件的风险点增多增密。从风险特点看，来自内部外部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相互交织、高度联动，不仅意识形态内部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极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且意识形态风险本身也极易演变为政治风险或其他风险，从而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
总而言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
2.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太平，意识形态领域交锋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多样化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民众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明显增强，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已成常态。特别是一些错误思想观点、反动社会思潮仍然伺机冒头，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攻击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当前，有较大影响的错误或反动社会思潮可以概括为“6+1”，即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观以及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一旦广泛蔓延，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条件下，处在“灰色地带”的社会思潮、思想观念等或直接或间接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
二是“市场逐利性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市场存在的自身弱点、消极方面以及市场交换原则等观念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党内生活中。以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遭遇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滋生蔓延，道德失范、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等现象时有发生，屡屡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市场逐利带来了一些人的价值观缺失，“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去主流化”“去价值化”“去道德化”的观念行为，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体系面临极其严峻的现实考验。
三是“敌对势力渗透遏制的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会始终面临各种敌对势力渗透遏制的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尽所能对我国从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形象上丑化，这种斗争不是什么偶发事件，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他们大肆宣扬“普世价值”，推行“价值观改造”战略；竭力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断展开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的较量，妄图从思想上把中国搞乱。近些年，美西方利用“锐实力”新话语，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整个西方社会增强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管如何调整策略、变换手法，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没有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没有变。我们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敌对势力的渗透遏制就越强，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就越艰巨繁重。
四是“新媒体新技术的挑战”。主流媒体、传统宣传管理方式面临着新媒体新技术的挑战。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革新，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界限（如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内外等）愈益模糊，形成了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的“大舆论场”。主流媒体发挥主导作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成为负面舆情发酵、错误思想传播的策源地和放大器，舆论引导和内容管理的难度增大，传统宣传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招架。此外，借助于新技术，新媒体正在不断重塑意识形态的生产权、分配权、传播权、话语权。马克思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统治阶级或执政集团主导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权与分配权。传统的意识形态生产权、传播权和解释权都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形成了“金字塔”式话语生产模式。但时至今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催生大批自媒体和自媒体从业者，正在造就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同时新媒体技术造成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传播权力下移，一些新媒体自媒体从业者开始染指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权力，一些实力雄厚的“精英”“网络大V”甚至能直接主导相关议题、舆论走向。
三、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或较量的主要方式
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国家安全理论也呈现新的发展：国家安全威胁对象从传统的军事、政治等“主权性威胁”，拓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生存性威胁”；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等拓展到了文化、精神、制度、社会等方面。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的认同危机”的论断。自此，“认同”作为安全的重要变量、“认同危机”作为威胁安全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深度关注。冷战结束后，世界普遍出现的“文化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信仰认同危机”等现象，越来越表明“认同危机”已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安全威胁往往是从认同缺失开始的，诸多安全问题爆发往往是与认同危机相关的。所谓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表现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状态。而这种安全状态的持续存在，是以多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被多数民众普遍接受、认同，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处在危险之中，进而危及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在各种思想观念、多样社会思潮并存的条件下，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度、认同度越高，则主流意识形态就越安全，反之，就越危险。总之，认同危机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威胁。
认同是意识形态安全核心因素，认同危机是意识形态安全最大威胁。由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或较量必然就表现为“认同竞争”。主流意识形态要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和争取、引导和塑造民众对自身的认同；而非主流意识形态则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或消除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质就是“认同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争夺人心”。*****记鲜明指出：“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三个争夺”核心是争夺人心，实质就是认同的较量与竞争。
认同竞争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方式，那么，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同竞争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展开的呢？不同意识形态生产自己的理论观点、价值主张，把“观念产品”放在“思想市场”中，让民众自由“购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这不是主要方式。真正的主要方式是，不同意识形态积极主动介入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中，通过发挥各自的基本功能，来影响、争取、引导、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不同意识形态在基本功能维度上的较量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主要方式。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敌对意识形态，都会在价值导向、社会控制与整合、政治合法性等基本功能的较量中，扩大各自影响力，引导民众认同。
一是价值导向功能的较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混乱了，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怀疑和否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这样，‘阿拉伯之春’是这样，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要安全，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充分发挥价值导向功能，构建全社会所认同、遵循的价值规范。“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安全构成的最核心的两个方面，是决定和影响国家文化安全其他方面构成的关键，也是衡量国家文化安全两个关键指标。”维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内容，每次都会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且，“美国价值观”被构建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西方一些国家向我国推销“普世价值”，究其实质，就是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价值导向功能上的较量与斗争。“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也就是说，接受“普世价值”，必然意味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功能完全失效，必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因此，在价值导向功能的较量中，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积极提高价值观念的整合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辐射力、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导权、话语权。
二是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较量。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都需要社会和谐、秩序稳定。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是建立在不同民众“利益一致”“观念一致”的基础上的。因此，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都需要“通过制造‘共同利益’的幻象，把社会成员联合到一起并提供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从而成功地稳定或变更社会”，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社会水泥”“社会黏合剂”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阶级矛盾、阶级对抗不是社会主导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就是要对各种社会观点、社会价值、社会力量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近些年，非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敌对意识形态不断“挖掘”“放大”“制造”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观念差异，常常抓住一些社会问题、现实议题大做文章，引起各种激烈争论，力图分化社会、撕裂社会，甚至引导不同立场观点转化为现实冲突行为，这些都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功能维度斗争的典型手法。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较量。一是凝聚（Solidarity）。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主流意识形态要“努力将社会描绘为有凝聚力而非冲突的”。完全消除利益差异甚至利益冲突，是不现实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共同目标塑造、主流舆论引导等，不断塑造同一性，防止差异性的过分渲染，避免由于一些现实议题的争论导致的社会冲突。二是忠诚（Allegiance）。主流意识形态要促成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避免社会成员之间的排斥、敌视，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忠诚的良好氛围。三是认同（Identification）。“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取决于它们的‘认同’是如何被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要通过舆论引导，避免民众围绕不同社会秩序和理想社会等展开激烈争论，要积极引导民众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接受与认同。
三是政治合法性功能的较量。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也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最重要较量。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其政治合法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引导民众对政治秩序、政治制度高度认同。同理，敌对意识形态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解构、颠覆、否定既定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及其合法性根基。毛泽东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意识形态为何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原因就在于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敌对势力要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就是攻击主流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合法性防线，围绕既定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展开“去合法化”“去主流化”的思想舆论引导，争夺人心、争取群众，最终达到推翻既定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目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政治合法性功能的较量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总而言之，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一种认同竞争，而认同竞争主要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在价值导向、社会控制与整合、政治合法化等功能维度上的较量。
四、构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这为构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维护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多管齐下、久久为功，其中，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基础性、战略性任务。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涉及诸多环节，在此，笔者仅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谈一些战略性的思路。
1.构建更加积极斗争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这里所说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指我国研判、处理来自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威胁而形成的、包括一系列认知判断、价值评价与实践操作等的安全体系。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以跨大西洋为轴心的、以西方整个制度体系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东方是它的意识形态安全对象。因此，这个体系的建构就是防范非西方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对它的挑战。这是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核心。”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构建了以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度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任何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国家或民族都被“安全化”为敌人，被认为是对西方世界的安全威胁。中国正是被置于这样的世界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之中。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渗透，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造”，是美西方对华意识形态基本战略。长期以来，美西方对华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战略”。在“西强我弱”意识形态安全格局下，我国长期采取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战略”，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常常表现为“被动辩护式”的消极防御。随着世界格局“东升西降”、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我国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从消极防御走向积极防御、从被动防范走向主动建构，构建新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新安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涉及多方位的长期过程，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强化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宣传上强调意识形态安全，实践上增加相关资源投入，就会“刺激”到西方，从而促使其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渗透与打压，导致我国进入更加危险的“意识形态安全困境”。这种观点说明其对西方有幻想，未能意识到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还有一种观点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实践“妖魔化”，经常扣“帽子”。这反映一些人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不自信。理论上研究、实践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客观战略选择，既必要也重要。对此，要有战略自信。二是积极主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加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着重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把我国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全世界传播好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进一步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积极传播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三是积极主动从理念和行动两个层面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015年12月18日，*****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指主权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设置议题、制定规则、传播制度性理念等方式影响国际机制设计、国际组织运行，谋求自身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中国国际意识形态战略基本目标之一就是，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进行积极有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要获得与其大国地位和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四是主动设置议题，以必要的进攻姿态揭露“普世价值”的虚假性、西方国家“双标”实践等问题。面对西方“普世价值”渗透、假借自由民主人权对我国的抹黑、攻击，我们不仅要善于“接拳”，还要善于“出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西方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展开舆论斗争，揭露“普世价值”的虚假形象，暴露其在诸多方面的“双标”等问题，撕掉西方国家长期在价值观上苦心经营的道义面纱。五是主动触碰西方长期攻击的问题，进行有效化解，减轻“意识形态库存压力”。在一些敏感话题（比如历史问题、体制问题）上，西方不遗余力地对我们进行抹黑或攻击。对此，我们不要回避，要积极主动“应战”，瞄准攻击者的逻辑谬误和事实硬伤进行坚决反击。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片面渲染、刻意放大、持续攻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解决条件不具备，也不能一味回避，要积极主动澄清或解释，进行科学理性分析，通过一定的有效方式释放“社会情绪”，对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等进行“预建”，提升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或“不完美”的社会现象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
2.构建基于人心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
何为人心？人心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思想认知、价值观念、情感心理等的集合体，是人民群众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共同社会心理，表征着人民群众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对社会的价值评判、取舍等。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是争取人心、获得认同。构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核心任务就是不断构建基于人心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
一是树立“人心即安全”的意识形态安全预警观。人心向背关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人心是最大的变量，也是衡量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指标。只要获得了人心，主流意识形态就获得了认同，就处在能够抵御外来威胁的安全状态。稳住了人心，旗帜、道路就不会动摇，国家政治安全就会有保障。不管风险挑战如何，只要人心稳，就能做到“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一旦在人心上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极其严重的安全后果。从内部角度看，执政党丧失人心，就会危及执政安全。*****记曾引用“塔西佗陷阱”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从外部角度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不管如何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其发挥作用的焦点自始至终是“与我争夺人心”。人心是最大的安全防线，一旦被攻破，其他防线很难守住。
二是构建以“六大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政治认同是对政治秩序及其合法性的认同，包括了国家认同、政权认同、制度认同、政策认同等。政治认同的程度及状态直接关系着一个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合法性及安全性，它对政治安全和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一种评价预警功能。新时代增强政治认同，就是要引导人们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思想认同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认同。它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要引导人们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且使人们坚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要引导人们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创新理论体系，因为它们接续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统”。价值认同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价值观念在社会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之争，根本上表征为价值观念之争。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安全至关重要，“人们通过质疑这些观念就能够进而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新时代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提升民众价值认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历史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的认同。当前，强化历史认同，特别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统一性”问题，批驳将革命与现代化、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立、割裂的错误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构建历史认同的根本逻辑依据。现实认同主要指对能够直接被感知或享有的发展成就、社会福利以及发展道路、执政绩效、执政行为、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等现实状况的接受和认同。新时代提升现实认同，就是要引导人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规模的现代化，不仅改变了14亿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深刻改变世界面貌，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正如*****记指出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现实认同的根基是道路认同，但最核心显现是利益认同。从意识形态认同角度看，强化现实认同，就需要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利益获得感，尽可能对冲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当前，现实认同的难题就是如何引导民众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并且，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群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通过“问题之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敌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典型手法。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牢牢掌握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释权”，通过有效话语，引导民众理性看待矛盾问题，核心任务是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非政治化、非体制化、非全局化：“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情感认同是人们对某种对象所产生的诸如肯定、接受、满意、认可等积极的主观情绪，是把外在对象内化的过程。情感认同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心理根基，使得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发自肺腑地赞同，并内化为自己的信仰信念。情感认同是意识形态认同体系中的终端环节，一经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就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撑，更加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免疫力，能够有效抵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当前，要加强舆论宣传，激发人们的使命感、归属感，营造情感认同的情绪氛围，特别要通过有效舆论引导，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尤其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焦虑感、不安感等。总之，只有持续不断构建、践行以“六大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才能阻挡那些力图“攻破人心”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消除各种安全隐患，维护好自身安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
[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3]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