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和中国的体制优势，是中国创造奇迹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异常重要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党派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带给中国如此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影响方面，还是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稳定的最大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实的执政合法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必须要巩固和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执政合法性；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1]18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使得笔者想起了《参考消息》于2011年2月14日全文转载的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8个关键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中国共产党重建中国的统一，结束了外国侵略和中国受凌辱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备受尊重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保障。[2]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从外国人的视角较为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这篇文章的分析视角充分关注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特色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时代，重新阅读、品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8个关键问题》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深入理解我们党实施的政策方略，特别是对认识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实的执政合法性
在现代政治中，执政党必须为其长期执政建立合法性基础，这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共性问题。美国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指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成政治制度，认为其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55法国的政治学家让·马克·夸克说：“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从这个角度看，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4]12在笔者看来，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阐明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与人们的认可、服从及执政党的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密关联，论述虽短却道出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核心所在。特别是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民众的支持和承认这一方面是最为基础的，缺失这一基础，任何执政党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就会导致执政党执政权力的削弱甚至执政地位的丧失。
恩里克·凡胡尔在其文章中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第一个因素可以称为‘历史’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使中国摆脱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危机状态，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备受尊重的大国。第二个因素与30年来的改革有关。共产党正在领导的巨大经济变革进程使人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扩大了个人自由，摆在公民面前的机遇也成倍增加”。[2]作者的分析较为准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近98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巨大成绩确实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无论是什么党，如果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富裕，那么必然会失去其民心基础，其合法性也必然会遭受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近70年来，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仍然是举足轻重，异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党派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带给中国如此大的变化，无论是国际上的政治影响还是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当然，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具有社会历史性，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由于体制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挑战。能否准确把握政党执政合法性变化发展的规律，与时俱进地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为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的一个重大而紧迫课题。[5]正如恩里克·凡胡尔指出的，我们也必须警惕以下现象：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和道德领袖的地位不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累积了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诸如党内腐败、民生问题（房价、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贫富差距、生态恶化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也势必会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467因此，我们党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攻坚克难，迎难而上，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才能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立在民心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基础是最坚实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恩里克·凡胡尔在其文章中特别指出：“中国已经涌现出新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阶层，这些经济精英支持政治变革。但如果你同中国新兴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交谈后就会发现，他们普遍对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持支持态度。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专业人士和企业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稳定的最大保障。中国面临诸多压力和冲突，如果没有强大的共产党政府，不稳定和混乱的风险将大大增加。”[2]笔者认为，恩里克·凡胡尔对社会专业人士及新兴企业家阶层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所持有的态度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但无论阶层的结构怎样变化，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新出现的阶层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认同的。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基于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主观臆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是人们的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述，身处于改革发展进程的人们都明显感受、经历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亲身历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取得，这些成为了各个阶层认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现实基础和深厚根源。现实存在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面貌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带领人民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是我们党不断应对新挑战、化解各种风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无疑得到了夯实、执政合法性也得到了有力巩固，并进一步将社会各个阶层紧密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凝聚起了强大的精神共识力量。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传承、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这几点的有机统一将会有力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建设，也必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变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实践活动取得切切实实的发展成就，通过切切实实的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才能真正巩固自身执政合法性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遵循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内在规律性、不断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以坚实的实践成就不断夯实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同时，在遵循上述规律的基础上，在已取得的辉煌成绩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安排，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毫无疑问，这一战略安排围绕的核心任务仍然是人民幸福安康、国家繁荣富强，这样的战略蓝图在本质上与巩固、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政党
恩里克·凡胡尔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2]恩里克·凡胡尔的论述阐明了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笔者也是深表认同的，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非凡，正是这次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也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那么，为什么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就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这一问题阐释得非常清楚。唯物史观认为，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其重要作用在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当然要充分发挥改革的动力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自身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就开放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观察到，人类历史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各个国家间的联系异常紧密起来，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是孤立进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35因此，在世界历史时期，如果一个国家不开放自身，而是闭关锁国、封闭自身，结果只能是导致落后与挨打，历史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真理性认识。可见，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改革与开放都是异常重要的，作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制度，社会主义自然要适应时代发展趋势，要进行改革与开放。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588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必须要进行改革，否则就会成为僵化的制度，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形成桎梏，也会使社会主义丧失生命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9]370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0]71这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作为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能把握时代脉搏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10]86-87这段阐述有几点是我们必须要着重强调的：一是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是我们党建设发展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南；二是无论是从历史经验、当下国情、未来发展，还是从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来看，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三是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永远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最为根本的原则问题，丝毫不能含糊。这几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加深入、深刻，真正发挥了执政党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汇聚共识、凝聚人心的领导作用。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任何政治体制、任何社会政治制度都具有社会历史性，都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变革、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身，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才能取得新的成绩。当然，这样的变革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如上文所述，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也表明，通过改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改革永远在路上，政治体制的改革亦是如此，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我们仍然要坚持历史思维视域，要将当下的政治体制变革置于当下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现实的考察。
就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等等。这些挑战和问题中国共产党都必须勇敢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都要求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不断克服制度中不完善的地方。但现实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那么，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呢？这个基本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执政党，是中国稳定发展的稳定器，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恩里克·凡胡尔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常规的’政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在中国社会中行使政府职能的人。这是一个有着自身特色的党，具体地说，是中国特色。也正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特性，关于政治演变的常规理论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很多分析家早就预言，经济现代化一定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虽然有所变革，却仍然保留着重要的基础，首先是共产党执政这一中心问题。”[2]笔者认为，恩里克·凡胡尔观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身的特色，这一特色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在中国社会中行使政府职能的人，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方面。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为中心的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是一定要维护、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为重要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一定要保留这一重要基础呢？其实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正如恩里克·凡胡尔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为自己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要建立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1]20因此，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背离中国共产党执政这一核心、基础问题，否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南辕北辙，就会背离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背离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最终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笔者认为，谈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这一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深入关注另外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如何保持自身的执政地位？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建设思想，再次重申、强调了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同时，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1]笔者认为，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性质以及党的建设问题阐明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决定了其先进性质，决定了其执政的坚实基础；二是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全面领导地位就必须要加强党的建设，新时期特别是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三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这样才能为人民衷心拥护。这几个方面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不能忘记初心，不能背离自己的政党属性，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恩里克·凡胡尔在其文章中还谈及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使其觉得政治演变的一些常规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2]36习近平的讲话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者有机统一的层面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根源于中国的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
恩里克·凡胡尔的文章中还谈及了其对于中国民主的理解，在他看来，“在中国，当人们谈及民主和民主改革等概念时，一般来说指的不是多党制、自由选举或轮流执政。人们指的是深化对法律的尊重，执政者对公民的责任心，以及采取措施遏制滥用职权和腐败等现象”。[2]作者的观点反映出了多数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观念，就目前中国人而言，要求民主进步确实不是指西式的民主。虽然民主这一概念我们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近代历史曾经也进行过类似西式民主的改革，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式民主，中国的土壤也注定了中国的民主会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我们的民主建设也不能模仿照搬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模式。苏东剧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采取了明显的断裂模式，即没有从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渐进式的并且仍然是有自身特点的变革过渡。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汲取的惨痛而又宝贵的经验。世界政治诸多的事实一再表明，世界上不存在普遍模式的民主，民主必须要与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就中国的民主而言，其进程正如恩里克·凡胡尔指出的那样亦是渐进式的。中国的民主过渡不会出现明显的断裂点，这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并且仍然具有自身特点的过渡。总之，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因为只有坚持这样的道路才能够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恩里克·凡胡尔的文章发表于2011年，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9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所瞩目，越来越多的国际观察家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无论其时对中国模式的探究，还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于历史终结态度的转变，国际学界基本取得了一种共识性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和中国的体制优势，是中国创造奇迹的内在动力。今日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取得的成就更是斐然，这些成就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卓越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优越的，而这些也就自然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内在逻辑根据与令人信服的理由。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 恩里克·凡胡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N].参考消息，2011-02-14.
[3]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是社会的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5] 桑学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J].江苏社会科学，2008，（4）.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12]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来 源：《思想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