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的“礼”治、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开始，人类一直在探索政治哲学的根本诉求。直到亚里士多德倡导“城邦生活”，第一次强调社会政治制度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考察和论证美好生活与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存续具有内在关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即城邦存在的最大之善，乃是将民众的“美满幸福”和“优良的生活”摆在首位，这种哲学的终极旨趣在于寻找一套良好的城邦制度，对何谓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建构理想社会的努力就成为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相向而行的哲学追求。至此，古典政治哲学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答好何谓美好生活这个重大问题。伴随着对人类自身、对国家的理性思考抑或经验审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建构和追寻也不断深化。莫尔的《乌托邦》将美好生活搁置于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之上，明确地提出美好社会制度是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民主参与等政治生活具体元素更加明晰了美好生活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对美好生活的建构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就是西方现代政治学路线，另外一条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路径。由于政治哲学路线的不同，人类出现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美好生活建构路径。
政治现代性与美好生活
现代性危机无疑是现代政治哲学发展带来的副产品。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中世纪与宗教神学媾和，人类一直以来基于政治哲学对美好生活的探索就此断裂。哲学与律法的主题被理性与信仰的主题所取代。政治哲学在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那里更是走向政治术的泥潭，成为玩弄权术的名利场。政治问题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人也不再是一个有向善目的的动物，由此拉开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大幕。对政治良序问题的探究降格为对个体信仰问题的迷恋。
美好生活呈现在大众面前的面相无非是不受国家管理的纯粹的私人原始欲望的自然状态，节制被道德放纵堕落所取代，现代性的道德与政治危机开始成为纠缠大众生活的梦魇。显然，在这种生活中，政治与哲学、政治与宗教之间的鸿沟日渐凸显，政治的工具性面相迫使政治脱离了现实生活场域，美好生活也退出了政治的舞台。哲学成为政治的垫脚石和注释，对工具理性的信仰挤占了伦理、道德、美好。即使有人试图以“权利政治学”“公益政治学”来弥补，但附着和渗入现代西方政治哲学骨髓的工具属性依然在场。后现代主义主张去中心化、消解本质，突出差异性，追求绝对“多元主义”，更是将西方政治哲学推向无政府主义的深渊。这也就不难理解尼采、福柯等人发出“上帝死了”“人死了”的呐喊，警醒人们审思“哲学何为”这个失落已久的哲学命题，以及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施特劳斯基于政治与宗教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基本内容或“原初事实”这个判断出发，发出反思何为值得拥有的生活是哲学基本任务的宣言。在他看来，当前的政治哲学聚焦于具体政治方案、策略的考察，必然与探求美好生活理念的古典政治哲学南辕北辙。
因此，面临现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后果，人类社会必须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对美好生活的探寻这个中心议题。无论是回到苏格拉底还是回到亚里士多德，消解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负面效应是其选择的共同初衷。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似乎成为西方学者拯救现代政治哲学、拯救现代西方危机的不二法则。但如果不改变自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历史主义的理论根据和非本体论的理论姿态，否弃以获取永久、普遍的美好生活和科学全面的社会知识这个标准，任何回归都永远没有坐标，又何谈美好生活的建构。
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方案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两个伟大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也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建构第一次与科学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真正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从宏观视角而言，唯物史观确立起科学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奠定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理论基础和最终归宿。从微观而言，剩余价值学说为人类审视现代性危机和筹划未来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在逐一批判了货币、商品、资本等资产主义生产关键元素后，马克思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情撕裂人类社会和对人生意义的整体性诠释，马克思站在一种历史论题的哲学视野高度上来展现资本逻辑规律的魔性。资本逻辑的异化性与人类对美好生活追寻之间的矛盾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大众面前，深刻地昭示出现代生活的本质。永恒的、自然的以及和谐的一面遮蔽了过渡的、历史的、对立的一面。当然，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家的永恒“理性”被马克思用一种新的“理性”——社会发展规律——唯物史观所代替，从而获得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历史”的“理想”形式。
人类美好生活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下逐渐成为现实，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历史永恒普遍规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照。这就表明，什么是好社会的问题恰恰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向世人宣告：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从理论策略上可以发现，马克思从最初预测资本主义单个国家内部革命以及所有国家内部或之间革命逐渐转向对工人异化的深切关注。这是一种哲学的关注，也就是说从过去简单的政治关注转向一种政治哲学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政治哲学包含着对个体生存、对美好生活的极大关注和建构。在马克思后来对经济和历史材料的梳理中，从商品出发研究现代性危机，所依托的正是他对历史的哲学回答，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联合体这一美好社会生活愿景。由此可见，马克思自始至终对超越历史的普遍生活原则的追寻，表明了他在不同视域中和不同基础上对其政治哲学未竟事业的延续。正是在不断追寻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图景中，并在自身的生活和实践的不断批判中，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考察中来追求美好生活，进而得出“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据此，科学社会主义给人们展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人类必然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中不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通过其政治经济学维度，实现了对政治现代性的前提性批判，其不但切中了现代性弊端的根基，并在原则性高度上谋划出关于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
美好生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有曲折有成功，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充分向世人展示出让人信服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的能力和魅力。在此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第一次为人类探寻美好生活确立了一种制度性、方向性引领。当然，现实也表明：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础并非一蹴而就并以此模式化来获取成功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成功发展之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和重塑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根本原因。由改革开放而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发展道路。促使这种转变的因素很多，但牢记使命，不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初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坚持为创造美好生活而砥砺奋斗，在不同时期提出阶段性的美好生活奋斗目标并带领人民为之不懈努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目标和毕生追求。
从毛泽东实现“站起来”的生活状态，使美好生活的实现得以可能，到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生活状态，使美好生活的实现积淀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再到新时代向“强起来”迈进的生活状态，使美好生活的实现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拓展行进，彰显出美好生活更高质量、更广领域、更加全面的时代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成为党的奋斗指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多达14次，业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范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诉求。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和政治智慧。
就人的生存发展而言，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建构美好生活愿景、成就美好生活并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品质的历史活动及其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美好生活构建指明了方向，具体路径还需要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相信，只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解答、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在自己的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努力，并善于倾听时代呼声，敢于执着真理、修正错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做，一年接着一年干，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添砖加瓦，美好生活一定会由梦想变成现实。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