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逻辑

    对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研究，要着力于探索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揭示其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昭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蕴。

一、从“第二次结合”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特征，深刻地蕴涵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对事物“过程”意义的论述时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P298)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内涵的必然的思想路径。七秩岁月，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的历史探索，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和内涵的必然的思想路径。无论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都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作出多方面的创新性探索，拉开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确立之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国是论衡的重要课题。1956年3—4月间，面对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出现的变局，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溯历史，总结经验，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P557)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探寻“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提出的战略思想。“第二次结合”由此而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遵循，成为贯穿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理论指导。

    新时期开启之时，邓小平深刻总结1956年以来20余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在提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毫不动摇地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P43)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地坚持。这些重要论述的核心观点，邓小平后来把它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4](P213)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P3)的思想，凸显了对“第二次结合”的思想遵循，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过程。

    1998年12月，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面对改革开放新局面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新情况，江泽民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5](P680)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毫无意义。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使“第二次结合”的思想遵循和理论指导，获得了适合时代发展、焕发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这实际上也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之所在。

    青年马克思在创立新的哲学世界观时提出，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使之“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6](P220)2000年6月，进入21世纪之初，江泽民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问题。“四个如何认识”涉及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事关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的根本问题。对“四个如何认识”的回答，就是对“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问题的回答，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体现的就是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次结合”思想遵循和理论指导的新的感悟和建树。

    2008年12月，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面对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7](P17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明，我们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正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科学发展观得以形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

    进入新世纪，“第二次结合”深度融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探索之中。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胡锦涛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放在首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8](P362-364)这四个方面基本特征的概括，拓展了“第二次结合”的思想遵循，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境界。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习近平提出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9]思想，使“第二次结合”的思想遵循和理论指导，获得新时代的思想感召力和理论影响力。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时代意义时，习近平提出，重要的是“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9]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同实践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中，要始终坚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9]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也是从“大历史”观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必然结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10](P423)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历史发展的大道，从来都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密切地地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坚守这种“大历史”观。2013年1月，习近平纵览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发表以来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勾勒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历史过程。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大历史”，提出不忘初心，不断前进，强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10](P739)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七秩岁月，与时偕行。“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是“第二次结合”思想遵循和理论指导的新的阐释。从“第二次结合”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生动地刻画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过程和本质特征。

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抗争、历尽艰险，百折不挠、上下求索，寻求救国救民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兴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1](P69)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贯穿其中的就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纪元的显著标志，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历史起点。基于中国国情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识，在新中国“站起来”的进程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追寻，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历史起点的。1951年12月，毛泽东就强调：“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2](P207)1953年12月发布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13](P704)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4](P132)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形成，为巩固和发展“站起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根本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5](P268)的奋斗目标。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P439)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再次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集中体现，构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P163)同年11月，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P234)“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对“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新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历史逻辑，在新时期40年间得以赓续，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6](P1821)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也就可以概括为“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17](P450)当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江泽民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卓越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结果。”[18](P269)“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概括，最为凝练地揭示了近百年来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主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特征。

    2011年7月，在回溯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历程时，胡锦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从“三件大事”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作出新的概括。这“三件大事”，一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二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三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以“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7](P524)为旨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特别是后两件“大事”，更是凸显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2016年7月，在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光辉历程和历史贡献时，习近平从“三个历史阶段”的“三次伟大飞跃”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作出新的探索。这“三次伟大飞跃”，一是从1921年至1949年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用28年时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从1949年至1978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1978年以来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9](P343)以“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为特征的三次伟大飞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历史画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历史逻辑。这一历史记忆、历史画卷和历史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内在根据和根本动力。

    在党的十九大，习近平从两个方面对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问题作出新的阐释：

    一是对“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问题作了展开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0](P7)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的概括，也是对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概括。

    二是对这里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问题作了展开论述。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大会的主题，习近平强调，“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0](P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内核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从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到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凸显的就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理论自信上，就在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10](P12)

    七秩岁月，砥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应该看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既有时间维度上的历时性，又有空间维度上的共时性。“强起来”总是以“站起来”为基础的，“强起来”无论从其深度和广度上来看，始终要坚持并不断夯实“站起来”的坚实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根基上，越来越坚强和坚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起来”总是以“富起来”为条件的，无论就其现实与未来来看，始终要坚持拓宽“富起来”的现实条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成就，为“强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基础和条件；“强起来”的新时代，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和思想意蕴。

三、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和处理的实践逻辑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学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的范畴和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方法。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0](P320、322)社会主要矛盾既反映和体现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又对处理和解决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是通过实践解决这些矛盾的一把“总钥匙”。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过程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事关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根本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伊始，党的八大就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21](P341)这一主要矛盾，凸显了这一时期“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5](P117)的主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22](P500)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过程，也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实现的，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处理和解决一定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和准确处理，也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得以衡量和检验的。实践不仅是检验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也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认识作出判断的重要根据。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为实践逻辑的。

    党的八大以后，围绕处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根本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P8)但是，党的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在实践中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逐渐演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主要矛盾的这一错误判断，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1978年兴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起着关键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3](P21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抓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了这一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在“三步走”战略的实施中，从“解决人民的温饱”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实践进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4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这一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判断和处理集中体现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2](P501)的道理，呈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鲜明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实践中，对原有社会主要矛盾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两个方面及其关系的变化，作出了不断深化的新的认识和判断。勇于实践创新，勇于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就代表新一届党中央宣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1](P70)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满足“需要”的根本内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高度，对“美好生活”的内涵作出展开论述。他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9](P352)

    与此同时，习近平从新时代历史方位变化的大势上，提出“发展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如果不注意调整关系，不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如果到二○二○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布实现了，也无法得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认可”。[24](P825、830-831)

    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内涵和条件新变化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分析中，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新判断。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来说，理解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更为充分和更为平衡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马克思在提出新的哲学世界观时，强调这一世界观具有的“三少三多”即“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5](P3)的特征和实践意义。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表现为对中国“具体的事实”的发展说出“明确的意见”和“实际的知识”，就体现在科学判断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逻辑之中。

    这一实践逻辑，集中凝练为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发展的价值旨向。只有把人民利益摆在最高位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适应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各方面的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一实践逻辑，突出表现为新发展理念这一“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24](P774)的根本导向。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就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重点工作，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中，要贯彻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相互促进、统筹兼顾、全面发展。

    这一实践逻辑，显著呈现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前进方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作用，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长远指导性，既有当前的目标任务又有长久的战略规划。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更好地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七秩岁月，成德为行。这一实践逻辑及其展现的价值旨向、根本导向和发展方向，是科学判断和正确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圭臬，是推进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依据，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事实根据。

四、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的理论逻辑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26]这两个“必须”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具体运用的过程，就是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的过程。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者。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7](P533)这是在党的章程中第一次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失时机地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2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创新，走出了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15](P64)这些实践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0](P111-112)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内涵，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主题和实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11](P7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科学精神的秉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理论与实践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接续推进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当代中国的新实践新发展中顺势而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而成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10](P428)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作出九个方面的新的概括。这九个方面，一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二是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三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四是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五是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六是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七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八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九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这九个方面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彰显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实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其中突出的是：

    第一，在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上，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逻辑作了阐释。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P53)“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8](P66)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在于：“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0](P429)这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以“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思想指导的，以与时俱进科学精神为标识的理论逻辑，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在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关系上，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守正与创新的理论逻辑作了深入探索。在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守正”在于：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9](P437)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在弘扬与时俱进科学精神中的“创新”在于提出：“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建设理论创新的要点在于：“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0](P430)以守正创新科学精神所勾勒的理论逻辑，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第三，在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联系上，对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赓续和拓新的理论逻辑作了全面展示。在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中，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就提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2](P540-54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预言”，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得以“赓续”而且还得到全面“拓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作出现时代“科学价值”的“证明”，世界历史思想“拓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其“拓新”的要义在于提出：“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由理论“预言”到现实“证明”所呈现的理论逻辑，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七秩岁月，因势而新。习近平从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结合上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所作的论述，刻画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根本特征，彰显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科学智慧与理论力量，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新时代的特质和内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毛泽东年谱，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04-25（1）.

[10]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4]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8] 江泽民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N].学习时报，2011-06-28.

[2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顾海良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