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论析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历史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且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多种形式和样态。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跃进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发展奇迹的过程，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中国不断探索现代性、求解现代性、建构现代性，以此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进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投射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嬗变轨迹上，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与发展，这关涉到在现代性背景和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自身的生存价值与社会地位的自证与体认，代表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全面解析与系统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建构基础与理路，可以有效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关联，全景展现其现代建设轨迹，总结其精神特质与时代经验，更好地推动其在新时代持续健康发展。

    现代性问题，既发轫于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又不局限于那个时代与西方社会，现已跨越时间与地域的界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整个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亦成为中国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回避的前沿问题。从现代性研究的思想史来看，西方学者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关注与阐释现代性，或将其理解为一种启蒙的“态度”和“气质”，或将其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范式，或将其理解为一种特定阶段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或将其理解为一种“未完成的设计”，或将其理解为个体内在心性对外在世界的体验和解释等，以此形成了观点各异又相互关联的现代性“概念群”。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主要指向自启蒙运动肇始的，与西方上古、中世纪等所谓的“传统时代”相断裂的一个“新的时代”；以主体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社会分工专业化、经济运行理性化、行政管理科层化、文化精神世俗化、社会发展全球化等为重要表现形式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制度安排。整合与透视其多维视角与一般观点，其核心是基于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维度与制度模式维度把握现代性问题，这为思考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语境框架与思路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发展过程中遭遇现代性，接受现代性洗礼之后而塑成的。从社会大系统来看，作为一种特殊性教育工作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承宏观中国社会事业发展诉求，下接微观个体的人的思想品德与政治素养的培育需求，二者所呈现出来的现代特征与需要，必然使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现代性，并以此审视自身发展问题；从自身系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内容方法的现代完善、结构方式的现代创新、整体功能的现代优化等，使其深受现代性的洗礼，思考自身领域的现代性问题，以此构成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双向视角。笔者结合现代性的整体观维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分析，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精神特质与运行方式。其中，现代精神特质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建设、人的发展相契合的内在的、深层的基本属性与文化精神，其构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发展的活的灵魂；现代运行方式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为社会建设与人的发展服务的外在的、表层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其构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发展的基本图式。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内涵的现代精神特质与运行方式，追求和呼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质与“现代”形态。然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身处“现代”这一时间尺度与空间范围之内，但其可能“存在于现代”却“不属于现代”，也就是说它的精神气质与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或者说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形态，这就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的命题。中国社会现代性是孕育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母体，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从生存主体视角出发，在适应与回应中国社会现代发展进程，在谋划与推动自身现代建设过程中，形成主观省思与价值判断，以此形塑自身现代精神特质和运行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关注国人精神观念的革新嬗变，聚焦自身系统的转型创新，潜心致力于现代性建构，不断为增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发展科学性、价值有效性提供自我论证与时代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核心所在，其寓于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之中，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整体范畴、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范畴、西方现代性全球化的现实社会环境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进行审视与观测，能够准确把握其发生条件与发展基础，为形成对其全景描绘与理路梳理提供重要依据。

1.前提性基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儒化教育断裂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不可回避且关乎其定位准确与科学发展的前提性问题，这首先需要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整体范畴进行思考与审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思想，以维护封建礼教统治为价值目标，以培养“圣人”、“君子”为育人取向的儒化思想政治教育。中国遭遇现代性缘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融涵于其中的传统儒化思想政治教育接触现代性则正式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替代“专制”与“经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首次使现代性超越器物与制度层面，触及到思想文化领域，并以现代基本精神影响中国民众思想行为，这从社会与人的发展层面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现代诉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替代中国传统儒化教育以及与儒家经学相纠缠的“维新主义”、“三民主义”教育，使其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内容方法、价值目标、育人取向等方面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对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儒化思想政治教育所呈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性质、特征和图景，使这种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客观上的“断裂带”和主观上的“断裂感”，这内在契合了现代性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断裂论”观点，正如吉登斯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断裂”。[1]P4 现代从传统的枷锁中抽离与解放出来，但并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的禁锢下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而是要“更新与传统的关系”，即在现代的框架内规定“传统”和在现代与传统的比较中呈现“现代”。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传统儒化教育被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和“熔炉”内进行审视和分解，对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及功能的落后性、局限性进行拒斥与决裂，对其文化资源层面的思想与精神的民族性、价值性进行肯定与延续，并以此为据，在差异比较、拒斥决裂中形成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表达与优位彰显；在包容汲取、肯定延续中提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生长养料与文化动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儒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断裂”，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塑成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建构的前提性基础。

2.实践性基础：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总结

    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范畴来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过程，正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但是，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来看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即以改革开放为节点将自身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称之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称之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2]P25 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争取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谋求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成长和发展的，其正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及追求现代化的环境与语境下推动自身的现代性探索，亦赋予自身某些现代性特征。源于这一时期****革命运动与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使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阶段特征与个性特质，其是在批判抗击具有暴力扩张特性的西方现代性中自主探索式发展；是在排弃抵御多元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独立封闭式建设；是在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摸索中总结实践经验，具体表现为党形成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政治优势”、“优良传统”等功能地位论断；“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等工作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教育内容；“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灌输”、“调查研究”、“民主的方法”等工作方式方法；“言传与身教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等工作原则方针；“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等工作育人取向；“党的领导”、“专兼职相结合”、“机构与制度的综合体系”等队伍建设措施以及以“阶级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为导向的工作模式。概括来说，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一套指导和改造人们思想行为、动员大众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具有明显的实践性与经验性、阶级性与政治性等特征。但其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脉相承性，其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基本诉求，满足了中国革命建设的需要，弘扬了人的主体性精神，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性基础，特别是为其科学化发展与学科性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3.现实性基础：西方现代性全球化的中国特色锲入

    全球化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P56 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现代性的先发优势以及成熟的理论表达和制度模式掌握着现代性全球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并利用军事侵略、资本扩张、文化渗透等方式将西方现代性传输到全球各地。中国现代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发和行进的，近代中国以被动姿态卷入到西方现代性浪潮中，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以自主从容的姿态融入到现代性全球化中，助力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生成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是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转型、思想文化观念变迁、个体—群体心性结构调整等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这要求其必须充分掌握中国特色现代性这一社会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现代性融涵了现代性的普遍性与自身的特殊性，并以此开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具有中国精神气质的现代文明道路。从其普遍性来说，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中国锲入，这缘于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化条件下成为其他国家现代性的主要参照系，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吸收和借鉴其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主体性精神等现代精神及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制度模式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与其共同遭遇现代性全球化的风险挑战，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核武器扩散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等。从其特殊性来说，表现为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扬弃以往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尝试和近代百年来中国历史现代性的一种新型现代性，其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许多复杂的矛盾问题，诸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以及理想信念缺失、道德行为失范等等，这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也赋予其艰巨使命，更给其带来巨大风险挑战。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现代性的不断锲入与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日益凸显，是其面对的最大社会现实，指引其必须始终坚持反思性、批判性的态度，在明确方向、肩负使命、迎接挑战中推进自身现代性建构，生成现代精神特质与运行方式，以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需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探索现代性、求解现代性的重要转折点。站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方位，思想政治教育依据现代性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社会与人的现代性特征和需求，适时适势推动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继承与批判、比较与借鉴、拓展与创新、风险与挑战中从本质属性、根本任务、学科建设、共同体塑造、国际战略等方面明晰与建构其现代性。

1.意识形态碰撞冲突中坚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

    众所周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形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其客观规定性与历史必然性。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裹挟西式民主和自由的全球化现代性之间碰撞冲突的复杂局面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泛知识化”、“价值中立化”、“去政治化”等现象，如以苏联解体事实反证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企图以其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以学术的方式建构一个超阶级、超党派、类似自然科学客观知识体系的“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和党性[3]；以强化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来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等。究其本质，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作祟，改革开放的未成熟性为其提供机会场域，目的在于颠覆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否定其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在意识形态碰撞冲突中坚定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的根本内核。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P550，意识形态碰撞冲突的客观存在与自身本质属性的弱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对风险挑战的双重维度出发坚定和强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从二者的关系维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刻意识到强化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性，这是坚定其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根本所在。2018年，*****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5]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依据，党领导其改革创新，改的是传统观念、工作主题与方式方法等，创新的是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载体平台等，始终不变的是本质属性、指导思想与价值追求，强化的是党性、人民性与先进性等，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为都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背叛，任何企图建构形而上学、超越阶级党派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是缺乏存在合理性与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守与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指导，是以伴随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为基础，以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为保障，需要其吸取传统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工作模式的经验教训，运用全面准确、落地生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引领自身与时俱进观照现实，赋予自身价值理念、目标任务、内容方法、功能作用、发展趋向等以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气质与时代魅力，以此夯实自身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根基与特质。从应对风险挑战的维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作为其重要理论武器，亦作为其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6]P28，是对西方现代性两个基本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7]，能够在资本批判中系统揭露西方现代性为少数人服务的本质追求与人的异化的危险命运，力证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所取代；在形而上学批判中深刻揭露西方现代性以抽象的人类性或人性尺度作为立论基础的缺陷及其价值观念的虚伪性，猛烈回击西方所惯用的人类性、全球性的“去政治化”、“价值中立化”、“泛知识化”等隐性演变策略；在意识形态批判中明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有力回击“历史终结论”、“去意识形态化”等滑稽言论及其政治图谋，从而使自身有效认清和规避消除政治色彩与淡化本质属性的危险性，彰显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优越性与生命力。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精神特质。唯有坚定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科学准确地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要意识形态问题，进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抵御风险，系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2.科学精神指引下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

    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寻求和确立其崭新的存在方式，是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是在借鉴和扬弃现代性科学精神基础上，伴随自身科学化进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逐渐确立起“科学”权威，以主体理性为内核，生发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使传统“信仰理性”转向“经验理性”，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成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源泉和工具，并形成了以事实判断为前提，以逻辑分析为基础，以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不同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的现代学科建制。在现代性全球化的推动下，科学精神及其现代学科建制传入中国，取代传统以家学（儒家、道家等）为标准的分类体系，形成了具有西方现代分科性的学科体系，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基本规范原则。改革开放之初，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大讨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基本共识，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证。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创立与建构，放置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是与中国特色现代性的进程内在契合，是在现代性科学精神及其学科建制指引和规范下的着力探索，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成果。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自1984年创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来，始终处于动态的学科建设过程之中。以科学精神及其严格的学科建制标准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性、独立性、系统性等是评判是否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的基本标尺。在学科的理论性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追求客观性、规律性、创新性建设，实现了自身从“经验形态”到“理论形态”，从“原理单论”到“枝繁叶茂”的升华与蜕变。其运用科学精神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方法，在对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进行概括总结中实现理论升华与规律提炼，在对现代社会与人的思想动态与精神生活及自身实践活动进行抽象分析中实现原理形构与边界规范，在对相关成熟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借鉴参考中实现取长补短与理论创新，使学科既有对自身本质、价值、主体、结构、过程、方法、环境等核心问题的理论阐释和纵深探讨，又形成以“原理、方法论、史、比较”等为框架的主干学科以及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为代表的分支学科；还催生了以研究范式转换、元理论研究、科技变革等为推动的理论创新生长点，以此确立了富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在学科的独立性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注重自身的特殊性、统一性建设，实现了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学科归属的内在契合与协调统一。其研究对象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区别，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内容，围绕人们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开展研究；理论基础不可动摇地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归属则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寻根的过程，曾先后依托于教育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附属发展，最终于2005年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学科归属完全规制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和范畴之内，以此确立了学科体系的存在合理性、独立统一性与发展方向性。

    在学科的系统性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强调自身的整体性、综合性建设，实现了自身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机制、组织平台的协调共进，其依据科学精神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现代学科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基本要求，推进队伍建设从“专兼”到“专业”的发展，逐渐形成学科意识较强、学科背景合理、梯队力量优化的学科队伍；人才培养从“单一”到“复合”的提升，现已形成涵盖学士、硕士、博士等各学位层次在内的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机制从“‘大政工’格局”到“‘大思政’格局”的拓展，领导机制、管理制度、教研制度等得到充分健全完善；组织平台从“部系”到“学院”的演进，培育集理论教育、研究宣传、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机构支撑、资源配置和条件保障。

    然而，由于新兴学科发展的高速度与科学精神的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元理论问题仍存争议，学科边界不明晰、研究成果质量扁平等问题。2016年，*****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8]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潜心探索与建设，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科学性的学科体系，从根本上拓展了自身存在方式，使自身充分焕发出理论活力与时代魅力。同时，这也要求其必须依据时代发展诉求，针对自身短板不足，继续努力探索和不断完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

3.人文精神关怀下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价值观教育

    一般意义上，人文精神是指以对人的关注为内在规定性，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理想及终极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怀的一种文化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发展人、关心人的教育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人，教育过程及各个环节都是围绕以“人”为主题，以“思想”为主体，以“价值”为主旨，以“主旋律”为旗帜而展开和运行的，理所当然地蕴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指导人的思想行为的价值观教育活动。现代性语境中，人文精神是与科学精神相伴而生却又在科学主义盛行中走向遮蔽和没落，造成西方人价值观的物质化、世俗化、功利化等趋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人的现代性发展，类似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已逐渐显现，如社会转型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形成新旧价值体系的断裂带与过渡性，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迷茫与生存体验的焦虑感；市场经济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内蕴物化逻辑与世俗追求，诱使人成为精神价值缺失的“物质人”；“解放思想”带来主体解放和自由的同时也难以把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此消彼长，促使人的价值观念多样化；“对外开放”带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刺激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造成人的价值混乱与信仰危机等。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还不成熟，中国人文精神也存在失落趋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短暂性低效。为了跳出现代性发展悖论的现实困境，人文精神重建成为了中国社会与人的重要价值诉求，特别是强调把内蕴人文精神关怀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明确和强化其价值观教育在功能体系中的根本性地位与艰巨性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引导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对现代社会与人的发展起作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特殊价值处境，确立现代人的正确价值观念与价值共识，成为其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亦成为建构其价值观教育现代特性的重要依据。聚焦现代人文精神的呼唤与重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既要以先进的价值体系对社会与人的生存发展形成一以贯之的引航与示范，又要以具体价值观对其现实异化状态进行诊断与规范，更要以理想信念对其未来美好生活进行描绘和憧憬。马克思主义内蕴强大的人文关怀、价值引航、社会整合作用，其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虚幻价值理想，确立了人的本体价值观、实践价值观和批判价值观，是一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先进的价值体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的始终，把其转化成为人们观察和理解现实社会生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其正确感悟和提升生存、生活和生命的真谛和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与当代表达，是引领现代人文精神建设的价值灵魂，其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核，成为凝聚共识、价值引领、铸魂育人的重要思想基础。现代人们价值观念缺失、迷茫、混乱、功利、多样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其在阐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过程中培育个体的国家理想、民族情怀、政治认同，确立超越功利主义的全民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在解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过程中培育个体社会主义自由观、权责观、正义观、法治观等现代文明观念，破除物化逻辑与西方文化思潮对人的压抑、贬损与迷惑；在传播公民层面的道德准则过程中培育个体的仁爱情怀、奉献精神、诚信理念、荣辱观念，升华其思想品格与道德情操，使向善致美的人文理想转化为人的内在价值追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对其人文精神的终极表达，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为人类的现实发展和前途命运提供目标动力与美好蓝图。培育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指引其在揭露以往一切虚假伪善、具有剥削性质的价值理想中帮助人们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个体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在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式的价值理想中激励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实现现实价值追求与理想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

    可见，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人文精神关怀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为引领，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根本任务的价值观教育活动。2019年，*****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9] 思想政治教育唯有明确和彰显自身价值观教育的现代精神特质，才能充分发挥其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有效改善和优化社会价值环境，整合与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培育信仰坚定、精神饱满、人格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分化—整合”现实体验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

    社会分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以其为内在驱动而形成的社会“分化—整合”格局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所谓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系统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结构要素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个结构要素的过程”[10]P186，与之相对应，社会整合是社会系统中各个结构要素依据需要和功能的实现而有机结合为相互支撑、效果最优整体的过程。社会分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社会领域的独立与分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性的社会分化必然会引发其“现代性后果”[1]，从社会大系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融合的运行模式中脱域而成功能专门化的自主独立系统；从自身系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理论与实践杂糅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分化成为以理论研究为主旨的学术系统、以组织管理为主旨的工作系统、以教育教学为主旨的教学系统，生成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新样态与新格局。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泛化趋势与现代性风险，如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人员涌聚，学科背景庞杂质量参差不齐；学术、工作、教学三大系统的各自为政与交往疏离等等。面对分化与泛化的新趋势与新问题，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整合的关注与思考。社会整合是融通与凝聚社会分化的重要方式，内蕴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命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规定其整合的核心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整合，价值取向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分化的客观性与整合的必要性构成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真切体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则成为其现代性建构的重要议题。

    “分化—整合”体验下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是对源于分化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多元主体进行关系梳理、组织团结、整合凝聚，使其形成互助共生的有机共同体。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还处在理论探讨和摸索尝试阶段，需要以社会整合的思维逻辑与方式方法为参照，从共同体意识、行为、秩序三个层面，运用文化精神、互动交往、制度建设三种方式，对现有的学者队伍、工作者队伍、教育者队伍进行统筹整合与共同体塑形。首先，以文化精神凝聚共同体意识，这集中表现在确立表层的身份认同、内层的职业伦理与深层的价值信仰。身份认同是共同体确立的基本前提，其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工作者、教育者，特别是“外来户”、“跨界者”，必须剔除寄生挂靠的功利观念，认同自身根本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人身份，达成对共同体身份角色与建设使命的基本共识；职业伦理是共同体确立的道德基础，其规范多元主体必须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天职观[11]，顶天立地追求学术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言行一致教书育人，达成对共同体情感道德与职业精神的自觉遵从；价值信仰是共同体确立的精神内核，其引导多元主体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念，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利益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达成对共同体理想信念与价值目标的共同追求。其次，以互动交往凝聚共同体行为，这具体表现在视阈融合交往、话语对接交往与纵横网式交往。视阈融合交往是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建设与人的“生活世界”[12] 是多元主体的共同视阈，以此确立学者队伍、工作者队伍、教育者队伍的视阈融合，能够引导其摒弃各自为政的狭隘视野，在理论、实践与教育三大活动的交叉碰撞与智慧共享中奠基共同体；话语对接交往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媒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主要包括学术话语、工作话语、教育话语，改善三者的断裂分离状态，实现其合理性连接与公共性重组，能够在拉近主体交往距离与增强交往频次深度中融通共同体；纵横网式交往是共同体建设的关键途径，其既有对多元主体纵向的统摄管理，也有对其横向的联动组合，更有对其网络化的立体综合，使其在纵横交错与循环互动的交往中型塑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再次，以制度体系建设规范共同体秩序，这集中表现在国家政策供给、共同体制度完善与队伍制度融合。国家政策供给是共同体建设的根本保障，其在地位作用、制度安排、资源配置、舆论宣传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撑，才能破除传统体制机制壁垒，有力激发多元主体建设共同体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活力；共同体制度完善是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障，形成以准入制度、管理制度、培训制度、监督制度、评价制度等为主干的共同体制度体系，可以提高其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优化其人员质量、组织结构、运行秩序等；队伍制度融合是共同体建设的具体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学者队伍、工作者队伍、教育者队伍制度是共同体制度的重要补充，实现三者的有机衔接与融合，才能促进共同体内部交往沟通与团结协作的规范化、秩序化，避免陷入松散、无序状态。整体而言，适应与回应“分化—整合”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正在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运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以分化为驱动努力推动自身创新发展，更需要注重以共同体建设聚合多元主体力量，保障自身动态平稳运行，在彰显自身时代功能过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有序发展。

5.“全球—民族”协同发展趋势下贡献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智慧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存空间，赋予其世界存在方式与国际意义，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品质与人文魅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其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方向，更是中国引领世界共享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全球化成为中国社会势不可挡的重要发展趋势，中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逐渐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上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和国际事务的交流与协商，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的地位、作用与贡献，这内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从国内拓展到国际，实践范畴从立足中国实际延展到面向世界格局，引导其正确认知与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合理拓展与创新自身的现代运行方式。特别是面对传统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全球化催生出来的世界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的大量“现代性风险”，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构想，呼吁现代各民族国家从“风险博弈”到“和谐共生”的转变，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P58。这是中国从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出发，为现代民族国家化解矛盾冲突、齐力应对风险挑战提供的智慧贡献；是中国将自身地域性文明提升到全球性文明，为超越传统现代性国际秩序与治理悖论，构建一个崭新现代全球体系提供的现代性方案；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运行提供了新思维与新战略，指引其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拥抱”全球化的姿态转变，将自身放置于全球与民族国家协同发展的宏观格局之下，树立世界发展眼光与国际战略思维，实现自身的自我更新与超越，生成世界普遍的教育意义和凝聚作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贡献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智慧。

    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世界运行方式，贡献中国智慧，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党和国家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引领世界和谐发展赋予的重要使命，要求其必须坚定初心与自信再出发，在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上下功夫，在凝聚世界价值共识，形成民族国家有机团结上显效能。从坚定初心与自信来说，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是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其创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思想政治教育的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应对纷繁复杂、碰撞交融的国际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唯有坚守初心，自信地“走出去”，时刻闪烁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魅力，从现实具体的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对世界发展的前途命运进行关怀指引，才能始终保持正确方向，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慧力量，使现代各民族国家深刻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性、先进性与可行性。从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来说，国际社会中各民族国家之间思想观念、话语种类、叙事风格、接受习惯的差异，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难题。这需要其一方面明晰国际社会的精神需要、中国故事的核心主题以及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实现三者的内在契合与相通共融；另一方面依据各民族国家共通或近似的语言风格、接受习惯等创新和丰富自身叙事话语形式，将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相结合，形成既有中国内涵又有世界特色、世界气派的叙事话语和表达方式，让中国故事讲得更加生动和精彩，中国精神弘扬得更加全面和深入，使国际受众愿意听、听得懂、喜欢学、学了用，扩大中国精神的国际影响力。从凝聚世界价值共识，形成民族国家有机团结来说，现代性全球化风险的客观存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规定思想政治教育世界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强国必霸”的惯性思维与“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图谋，引导各民族国家确立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价值共识；揭示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与迷惑性，鼓励各民族国家在尊重和承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与民族国家自利性的狭隘视野，形成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各国普遍认同和坚守的共同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风险治理精神，诠释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命运责任担当观念与互联互通蓝图，引导各民族国家有机团结，汇聚力量，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形构“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世界协同发展新格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富有马克思主义崇高的济世情怀，伴随现代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稳步推进，其必然似马克思主义一般超越于国别的界限，从中国出发成为世界意义上的普遍存在，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贡献智慧力量。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程，是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面向全球化现代性，不断确立和型塑自身现代精神特质与运行方式的过程。经过40年的发展与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格局已经发生革新变化，其现代性正在生成与彰显，即日益明晰和巩固坚守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本质属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为引领培养人、发展人、关心人的价值观教育活动的现代精神特质，努力探索和不断完善自身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多元主体团结融合与有机联动的共同体、对话交流与兼济天下的世界存在形态的现代运行方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现代性既是一项正在进行而又未完成的事业，又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与建构的方案。面对国内外现代性发展的复杂形势，需要国家、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人同向同行合力应对风险挑战，共同致力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划设计与反思建构，以此型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美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