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在领导俄共（布）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重要论断，并进行了宝贵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极强的政治判断力和把握政治大局的战略能力。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列宁时期相比大不相同，但重温列宁关于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思想主张，包括必须做到观察分析形势要把握政治因素，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必须做到谋划推动工作要落实政治要求等，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的能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列宁 从政治上看问题 讲政治 防范政治风险
作者简介：李东明（1986-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桂林 541001）。
列宁具有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鲜明品格。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强调社会民主党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发挥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引领作用。在之后的革命与建设时期，列宁更是围绕“从政治上看问题”进行了宝贵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这不仅使布尔什维克党不断掌握政治主动和有效化解各种政治风险，而且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示范。2020年12月，*****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虽然当前的政治实践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与列宁时期大不相同，但是重温列宁关于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思想主张，从中探寻源头活水，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仍大有裨益。
一、观察分析形势要善于把握政治因素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观察和解决问题时，首先应当从政治上加以考虑，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务表象中把握政治因素，避免出现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和政治上的极端近视。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强调社会民主党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必须透过工人阶级经济问题的表象把握政治因素，发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在列宁的早期著作中不乏“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来进行推断”“从政治上考虑”“善于在政治上估计”等字眼，足见他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列宁看来，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和善于把握政治因素的人，就能够“站如松”“坐如钟”而不容易受各种事务表象所裹挟和干扰，“就不会因为这些表面现象，因为一大堆个人冲突、纠纷、谩骂等等而感到惊慌失措、迷茫困惑、忧郁不安”。同时，列宁认为，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把握政治因素，事关党能否在历史紧要关头保持头脑清醒并且作出正确的选择。
例如，针对党内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干部由于不善于考察实行粮食税等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而表现出来的质疑甚至是反对，列宁要求全党在观察分析形势时要把握政治因素，要充分认识到党领导苏维埃政权实行的粮食税政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显然，在列宁看来，俄共（布）由于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执政，加之在农民对党的政策表现出极度不信任的情况下，就必须考察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这一重要政治因素，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头脑清醒并且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否则“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紧要关头，列宁特别强调全党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观察分析形势时必须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当时，针对党内关于工会地位与作用的激烈争论，列宁强调：“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这里，列宁之所以作出该论断，正是基于他在分析客观形势时对政治因素的精准把握。
1920年年底，苏维埃俄国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叛乱，但是4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国内战争致使俄国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难以忍受的饥荒和灾难。这种经济上的危机反映到政治方面，则是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工人阶级队伍受到侵害和反革命活动的越发猖獗等。这说明，随着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所有被战争掩盖的矛盾和问题因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而愈发凸显，所有适用于战时的政策、体制、策略等也因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而显得不合时宜。
其中，工会在战后如何摆正位置和发挥作用，是延续战时的军事化和国家化，还是成为把党与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并且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有益作用，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亟须解答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关乎新经济政策能否顺利推行。这是因为，新经济政策虽然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层面的变化，经济领域允许小生产者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了战时一切为赢得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和战略架构也要随之调整，包括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对此，列宁认为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绝不简单是党内反对派所讲的经济问题，而首先应当是事关能否维持政权稳定和搞好经济建设的政治问题。
但问题是，党内不少人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这样一些高层领导干部的思想跟不上急剧变化的形势，尤其是在观察分析形势时不善于首先把握政治因素，继续坚持战时工会军事化的做法，致使党内产生激烈的意见分歧。这场意见分歧实则暴露出党在采取新经济政策前夕的混乱、动摇与犹豫不决。托洛茨基认为“和平的间隙”是短暂的，要求工会延续“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军事化和国有化，他告诉工会说，强制劳动、严密组织劳动和使劳动军事化都不只是紧急措施，并说工人国家按常规有权强制任何公民在国家选定的地方完成任何工作。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试图在列宁的观点与反对派的观点之间搭建桥梁而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
针对他们的主张，列宁站在政治高度强调工会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国家组织，而应该是教育组织，是连接党与人民群众的传动装置和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即托洛茨基硬说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保护组织是多余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能完全由国家机关来实现，需要利用工会把党和非党群众、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系起来，保护无产阶级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更好组织工人群众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显然，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相比，列宁对工会地位和作用的分析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他关于工会要保护工人不受国家侵犯和组织工人保护国家政权的观点，也更符合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形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回驳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关于列宁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责难时，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列宁强调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不意味着政治决定经济，更不意味着政治可以代替经济，而想说明的是，在审视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时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要善于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角度来看待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问题，不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表面性的经济关系，不能因为经济关系表象遮蔽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首要性与必要性。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倘若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政治上“差之毫厘”，在实践中就会“谬以千里”。他指出：“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显然，列宁认为，工会军事化的做法已经严重背离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倘若不考虑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便会危及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的政治安全，因此他强调在谈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广泛的问题而不从政治方面去考虑目前局势的特点是不行的”。
遗憾的是，党内反对派并未重视列宁的政治告诫，依然是撇开政治因素而侈谈经济问题，致使党在政治上陷入了极其危险和被动的局面。1921年2月，工人的自发罢工横扫彼得格勒，他们开始愿意接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政治鼓动，并且积极响应当地的农民起义。反革命分子打着为工人和农民请命的幌子，积极从事反对俄共（布）执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形势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发生暴动，说明利用工会军事化管理国家经济的政策在实践中已经行不通，证明了列宁在分析观察形势时首先把握政治因素的正确性，这也使得列宁的主张在党内逐渐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同与支持。
二、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政治风险是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直接关乎政权稳定、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必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实际上，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之际，对于托洛茨基、布哈林挑起的工会问题的争论及其引发的各种政治风险，列宁感到非常痛心和惋惜，明确提出了“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的重要论断，指出“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
1.不要因为党内无休止的争论致使党无法专注于自己的中心工作，出现使党偏离既定发展目标的政治危险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危险。不恰当的政策以及急于求成的战略目标导致广大农民、工人以及士兵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丧失政治信任，并且直接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地位。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党内必须思想统一，已经容不得理论家们再对党的重大决策作长时间对与错、是与非的争论。因此，在列宁看来，越是在事关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越是需要“紧密的团结——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团结——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
但相反的是，党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却被这场抽象的、非急需的概念争论所牵制，忽略了经济恢复和民生改善，致使本已困难重重的苏维埃政权更加不堪重负、濒临生死边缘。对此，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批评道：“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本来，针对工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小范围内讨论与研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不顾政治大局，在全党挑起激烈争论，消耗党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将党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显然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基于上述判断，列宁在党的十大上，再次批评占用党大量时间就工会问题进行辩论不仅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而且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强调：“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进行这场辩论，无疑是犯了错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我们搞起这种奢侈行为，却没有认识到，我们因此而大大转移了对紧要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
2.党内不能出现派别活动和派别斗争，以免发生党的分裂的政治危险
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但基本前提是不能突破党的政治纪律和党的原则范围，以免出现党的分裂的政治危险。当时的问题在于，由托洛茨基等人在全党挑起的争论导致党内出现了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十人纲领派”、托洛茨基派、“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伊格纳托夫派等八大政治派别并且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派别活动。列宁认为，任由这种意见分歧发展下去不但会影响党的中心工作，而且还会助长党内派别活动，进而可能造成党的分裂，危及党的生命，因此必须尽早消除这种意见分歧，以免出现导致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在对党内派别活动进行揭批的基础上，提醒全党要高度关注这种危险性的发展。他指出：“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在列宁看来，人生中的轻微擦伤稍有不慎便有演变成不治之症的可能，政治上的分歧倘若处理不当，同样也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政治危险。因此，他强调：“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实际上，俄共（布）党内的纷争与混乱愈演愈烈，派别活动也日益猖獗，有力说明党内意见分歧已经突破了党的稳定边界，致使党出现了分裂迹象。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复强调全党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党内意见分歧，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党内派别活动导致党的分裂的政治危险。
3.党内的意见分歧必须不能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以免成为其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尖刀利器”
俄共（布）党内反对派挑起的全党激烈争论，明面上似乎是发扬党内民主，但实质上已经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危及了党的执政地位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安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活动的苗头事实上在怂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针对党内外、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意见分歧反对党的执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峻事实，列宁告诫全党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公开打着白卫旗帜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指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到表面上最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就绝对不允许党内存在任何的意见分歧，更不意味着就不要任何形式的批评，而是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提出批评时，在批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在批评内容上要合理适当且必须通过正确途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列宁起草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重申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号召全党要有政治意识和顾全政治大局，旗帜鲜明反对派别活动。
4.党内不能只是在形式上停止争论，更要在实质上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避免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危险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中间或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出现“政治摩擦”或发生分裂是极其危险的。他分析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严重的动摇，即“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18—20世纪的历史革命经验都十分清楚表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在列宁看来，党内争论尖锐化的政治危险，就在于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分化和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甚至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的建议，但是列宁强调不能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可能很快被平定就掉以轻心，而需要从政治上加以分析和总结。他说：“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同各种危机联系起来，从政治上慎重地加以考虑，仔细地加以分析。”作为务实的伟大政治家，列宁敏锐地察觉到，水兵喊出“自由贸易”“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等口号，实则“暴露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即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它利用自由贸易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无疑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列宁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势力正在利用农民不满情绪“动摇苏维埃政权”的“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他说：“我们必须记住，资产阶级正在竭力煽动农民反对工人……这一切将直接导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面对这种“资本的胜利”“资本的完全复辟”的政治危险，列宁强调全党应当“不只是在形式上停止党内的争论”，而是“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在此之后，为了打消党内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疑虑，真正实现党在新经济政策上的思想统一，列宁在承认新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会导致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提出了“少争论些字眼”的主张，因为新经济政策是面对严峻形势、克服执政危机的必然选择，在名词上争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党的经济领导能力，在与私人资本斗争中战胜资本主义。
三、谋划推动工作必须落实政治要求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付诸行动，将政治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作为务实的革命家、政治家，列宁反复强调党的工作必须联系政治、落实政治要求，并且就如何更好落实政治要求进行了深刻思考。
1.党的各项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党中央精神，确保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列宁先后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就新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等问题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任务。
一方面，列宁指出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当前最主要的政治，切实担负起为新经济政策宣传鼓动的使命。他强调，教育工作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不能不问政治和脱离政治，尤其是不能脱离当前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为此，他认为必须建立一支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能够贯彻党的精神的新的教育大军， “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即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上。
另一方面，列宁指出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使人们认识新经济政策并确保落实。列宁认为：“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作为新生事物，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遭到了诸多质疑，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宣称新经济政策似乎会在苏维埃俄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路标转换派也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人民群众乃至党内很多领导干部也都表示不理解。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又一次深刻政治变革，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混乱现象作斗争，在此基础上使人们都深刻认识它的政治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这里，列宁虽然主要是在强调党的教育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党中央精神和落实政治要求，但列宁领导俄共（布）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实际上是把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要求落实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决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方方面面。
2.党的工作必须适应形势变化，根据新的政治要求主动识变求变应变
在列宁看来，政治具有时代性、动态性与问题指向性，内在地决定了不同时期无产阶级政党所从事的政治势必会根据党的工作重心和任务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和党所面临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列宁指出，“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呼吁全党要“习惯于联系政治，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来进行工作”。列宁认为，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已经成为主要政治任务，党的工作重心也要从联系过去从事战争的政治转移到目前“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上来。列宁强调“机关必须服从于政治”，“既然政治要求坚决转变，要求灵活性和巧妙的过渡办法，那么领导者就应当理解这一点”。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列宁明确指出：“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后，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并且对部分工农群众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党和国家机关内，滥用职权、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也有所滋长。这些事实说明，新的形势再次要求俄共（布）必须转变之前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必须从市场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
鉴于此，列宁主张共产党人要提升应变本领，向全党发出了“学会经商”并且同资本家展开“经济竞赛”的号召。他要求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必须准备在市场基础上同资本家进行激烈且残酷的斗争，而且也是从市场规律出发，他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学习管理经济，因为共产党人缺乏管理经济的应变本领，新经济政策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里，列宁无疑是在强调，倘若共产党人不能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主动识变求变应变，缺乏驾驭资本和管理经济的本领，就不仅不能保证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方向，反而还会陷入政治被动。
3.共产党人不能坐而论道、空喊口号，更不能为困难找借口，必须为落实政治要求想办法
为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确切执行，列宁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在真抓实干中找准方法，而不能停留在高谈阔论和空喊口号上，更不能因为遇到风险挑战就畏首畏尾、踟蹰不前或轻言放弃。针对党内一些人对粮食税等新经济政策的不解甚至是“空谈”主义，列宁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
在此基础上，列宁反复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做好经济工作，少一些空谈，多一些实干。他指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要善于根据时局的特点和任务进行切实的实际的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列宁认为，迅速“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既是无可争辩的普通百姓真理，更是共产党人当前迫切需要去落实的政治要求，问题早已不在于讨论要不要做，而在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好。
与此同时，面对党内有些人关于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可能会损及党执政安全的担忧，列宁并没有隐瞒事情的真相与困难，而是坦率承认“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列宁从不回避矛盾，也从不畏惧困难与挑战，反而着重强调共产党人不能为困难找借口，关键是要为落实想办法。因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既能够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苏维埃国家建设的轨道，同时又能够“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在列宁看来，与其整日忧心忡忡、担惊受怕，不如想方设法提高经济工作的能力、积极作为，通过做好实际的经济工作来有效化解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给共产党执政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他强调：“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这说明，面对风险挑战，害怕与担忧是无济于事的，重在抓落实中增长才干，才能在与资本家的激烈较量中占领先机、赢得主动。
4.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抓住主要政治环节进行工作
早在革命时期，列宁就特别善于抓住特定时机链条上的特殊政治环节进行工作，并且不失时机地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反复强调共产党人“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在他看来，真正的革命者如果不能清醒地考虑和权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采取适当的策略，不善于做到观察分析形势要素和抓住主要政治环节进行工作，那么就极容易为此而碰壁。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中再次强调：“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在该报告中，列宁对俄共（布）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2年执政几年时间里的关键政治环节逐一作了分析，借此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原因就在于能够突出工作重点和从关键政治环节上寻求问题的解决。
四、列宁关于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重要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关于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思想主张，为布尔什维克党不断掌握政治主动和有效化解各种政治风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尽管我们当前的政治实践同列宁时期相比已有极大不同，但重温列宁关于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思想主张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的能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必须做到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
无论是在建党初期，还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紧要关头，以及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无不是站在政治高度审视问题和争取掌握政治主动。在列宁看来，党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首先应当是从政治上加以考虑和把握政治因素，才能头脑清、预判早、应对快。正是因为列宁有着极强的政治判断力，做到了在观察分析形势时首先是对政治因素的精准把握，他才能够在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不但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制定政策和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而且果断排除党内各种干扰，迅速而坚决地进行理论纠偏与实践匡正。
虽然我国的政治实践同列宁时期相比已迥然不同，但列宁的主张却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内外两个大局交叠碰撞，风险挑战更是前所未有。这要求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特别是在观察分析形势时要洞悉其背后的政治因素，进一步提高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把握政治大局的能力，因为“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只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才能“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记明确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特别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
2.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针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在工会问题上挑起的党内激烈争论，列宁向全党发出了“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的强烈呼吁。在列宁看来，全党必须具备从政治上领会新经济政策精神的能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的决定保持高度一致，从党和国家政治大局出发分析形势以及处理问题要防范政治风险，必须不发生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安全的政治错误。在列宁的极力主张和实践努力下，党内由意见分歧所引发的派别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实现了党在新经济政策上的思想统一，使党能够专注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民生，粉碎了敌对势力颠覆新生苏维埃政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图谋，成功化解了党所面临的严峻政治风险。列宁指出：“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这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前所未有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记也是反复强调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要求，全党必须积极响应*****记的号召，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对党中央精神和党中央决定的领悟能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防范重大政治风险和避免出现政治上的颠覆性错误。
3.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必须做到谋划推动工作要落实政治要求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并非是抽象的，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倘若没有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的执行力，再好的制度、政策、思路势必会如“镜中花”“水中月”般流于空谈。作为务实的伟大政治家，列宁清醒认识到，从政治上看问题绝不是坐而论道的高谈阔论，而是必须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并且围绕如何有效落实政治要求进行深刻思考，包括要紧密结合党中央精神和保证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根据时势变化主动识变求变应变、不能流于空谈和畏惧艰难险阻、要善于抓住主要政治环节进行工作等。这些思想主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国内改革任务也异常艰巨繁重，以怎样的状态和姿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考验的正是政治执行力。因此，全党需要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必须做到谋划推动工作要落实政治要求，在具体工作中不能空喊口号、流于形式，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在吃透党中央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决定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产生实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2]王进芬、杨秀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精髓及其当代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
[3]辛向阳：《列宁的环节分析法及其现实意义》，《贵州省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
[4]苑秀丽、陈张承：《新经济政策与列宁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7期。
[5]韦定广：《历史悬崖上的思考——重读〈论粮食税〉和〈论我国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