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豪、毛中根：效率公平权衡：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二、控制不平等的参照标准 

    不平等有时有助于发展，比如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不平等有时也阻碍发展，比如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因此，不平等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通过阻碍经济循环、威胁社会稳定等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激发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等带来积极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并存，政府需要重新权衡效率与公平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达了人们对公平和安定的诉求。尽管人们普遍偏好平等和公平，但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完全平等过。目前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大多数国家处于社会稳定状态。面对始终存在的不平等，应坚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将不平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不平等程度大小及不平等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文尝试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设定控制不平等的参照标准。

（一）维持社会稳定

    低标准：维持社会稳定。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稳定。虽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社会稳定，但不平等加剧必将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相比贫富差距，消费不平等更能加剧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危机。中国民众对目前的不平等展现出了较高的容忍度。虽然中国当前的不平等并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居民幸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消费不平等扩大显著降低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因此，维持社会稳定是控制不平等程度的底线。

（二）促进经济发展

    中标准：促进经济发展。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向阻碍经济增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如果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消费能力较强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较低，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较高，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总体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资本收益率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提高，库存增加，引发经济危机风险。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是控制不平等程度的基本要求。

（三）提升社会福利

    高标准：提升社会福利。历史经验表明，平均主义和贫富悬殊都不利于增进人民福祉。经济增长（或收入增加）、不平等程度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第一，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不平等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第二，收入增加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无论这种收入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第三，不平等扩大通过分配格局恶化损害居民幸福感，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平等，又可能通过“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增加居民幸福感。增进人民福祉，特别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平等，而应将不平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提升社会福利是控制不平等程度的追求目标。

    上述三个标准，通过分析不平等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控制不平等提供了基本参照。从低标准、中标准到高标准，不平等程度越来越小，对控制不平等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三个标准之间并非跳跃的，而是连续变化的，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参照标准的不平等程度存在差异。随着不平等程度从高到低，经济社会逐渐经历：社会动荡风险→社会稳定→抑制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福利。

三、权衡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框架

（一）权衡效率与公平的理论分析框架

    控制不平等的参照标准，为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参照，但并没有指明权衡效率与公平的具体依据。本文将不平等的二重性进行具体化，即从不平等的效率收益和公平收益的视角，为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提供具体参考依据。其一，不平等对效率的促进作用，称作效率收益。当不平等程度较低时，随着不平等程度扩大，群体收益拉大，不平等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激发经济效率提高，效率收益为正值；当不平等程度较高时，不平等可能不仅没有促进效率提升，反而阻滞了生产-消费循环，导致效率损失，此时效率收益下降，甚至为负值。其二，不平等对人们公平性偏好的满足，称作公平收益。当不平等程度较低时，人们会偏好这种相对均等的分配以及开放性的阶层向上跃迁通道，进而带来公平收益，此时公平收益为正值；当不平等程度较高时，人们会厌恶这种不均等的分配，进而导致公平收益下降，甚至为负值。

    不平等引起的效率收益和公平收益之和，称作总收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收益来源于很多因素，比如收入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制度的完善等，本文主要考察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不平等程度对收益的影响。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总收益、效率收益和公平收益的变化轨迹，如图1中的总收益曲线、效率收益曲线和公平收益曲线所示。

图1 效率公平权衡模型

    公平收益曲线、效率收益曲线和总收益曲线具有如下性质。

    对于公平收益曲线：由于人们总是偏好平等的分配，因此，不平等程度越高，公平收益越少；随着不平等程度逐渐提高，公平收益对不平等的弹性越来越大，公平收益的降低速度越来越快。

    对于效率收益曲线：当社会分配相对均等时，不平等不断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从而引起生产效率提高，效率收益增加；随着不平等程度逐渐提高，效率收益对不平等的弹性越来越小，效率收益的增长也越来越慢。随着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提高，不平等过高开始损失生产效率，引起生产、消费失衡，引发经济危机风险，导致效率收益下降，并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即效率收益对不平等的弹性越来越大，在效率收益曲线的下降阶段。一般而言，在人们物质文化得到极大满足之前，效率收益会远高于公平收益，因此，效率收益曲线在公平收益曲线之上。

    对于总收益曲线：总收益曲线是效率收益曲线和公平收益曲线的加总，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总收益曲线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走势。

（二）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标准

    结合公平收益曲线、效率收益曲线和总收益曲线的性质，本文分析在不同的不平等程度条件下，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第一，当不平等程度等于g0时，由公平收益曲线和效率收益曲线的性质可知，不平等程度提高引起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A0点）等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B0点），此时，总收益达到最大值。因此，理论上存在最优的不平等程度g0，满足总收益最大化条件。

    第二，当不平等程度低于g0时，比如，在g1水平，效率收益曲线处于上升阶段，公平收益曲线处于下降阶段，由于边际效率收益增长（B1点）高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A1点），此时，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总收益增加。

    第三，当不平等程度高于g0时，比如，在g2水平，效率收益曲线处于上升阶段，公平收益曲线处于下降阶段，由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A2点）高于边际效率收益增长（B2点），此时，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总收益减少。当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提高，比如，在g3水平，边际公平收益和边际效率收益均为负值，此时，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总收益减少。

    上述基于不平等的边际收益的分析表明：公平收益与效率收益对不平等的弹性变化，决定了公平收益曲线和效率收益曲线的发展轨迹；边际公平收益损失和边际效率收益增长，决定了总收益曲线的发展轨迹。

    政府对不平等的控制标准，应该以实现总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政府应将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不高于g0的水平：在低于g0水平的区间（如g1水平），总收益处于增长区间；当不平等程度为g0时，总收益达到最大；当不平等程度高于g0（如g2、g3水平）时，总收益总是处于下降区间，此时，不平等程度过高，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缩小不平等。

四、权衡效率与公平的中国实践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效率公平权衡

    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需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变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条件下，人民对不平等的容忍范围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比如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较快，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快速提高，掩盖了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进而对不平等表现出较高的容忍度。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比如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经济增长减缓，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福利减少，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加明显，人们更加关注不平等问题，进而对不平等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既要考虑不平等引起的总收益变化，又要考虑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

    本文将库兹涅茨曲线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相结合，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控制不平等的参照标准。依据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不平等程度逐渐提高，这种趋势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基本吻合。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劳动积极性有待激发，因此，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各种要素的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是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控制（或缩小）不平等处于次要地位。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政策，包括市场化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东部优先发展”的区域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等，基本以“中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为参照。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阶段逐渐从起飞阶段转向成熟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当前发展阶段大致处于成熟阶段，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此时，在经济增长减速和不平等程度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缩小不平等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最重要任务，因此，这一时期控制不平等的标准依然是“中标准”——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当前的政策体系中，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施“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推进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控制不平等问题的政策转向。因此，与经济起飞阶段相比，在经济成熟阶段，控制不平等的标准应更加重视公平，更加关注不平等问题。

    上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控制不平等均以“中标准”为参照，然而，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标准上，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在经济起飞阶段，不平等的效率收益高于公平收益，并且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高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因此，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该阶段的首要目标，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重效率”是权衡结果。在经济成熟阶段，虽然不平等的效率收益仍高于公平收益，但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已经低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此时控制不平等的“中标准”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即由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转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效益，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该阶段的主要目标，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政策导向由“重效率”向“重公平”平滑转换。

（二）中国政府对效率与公平权衡的实践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1978-201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6%，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0提高至2017年的0.467。这一时期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高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坚持“中标准”和“重效率”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总收益提高。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经济环境（此处主要指经济增速和不平等程度）发生变化：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3%下降至2017年的6.9%；经济不平等程度处于高位徘徊，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46-0.48之间。经济发展阶段逐渐从起飞阶段转向成熟阶段，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逐渐降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越来越高。这种经济环境条件的改变和不平等边际收益的变化，促使政府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政策权衡，从经济起飞阶段的“重效率”转向经济成熟阶段的“重公平”。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进一步演进，经济发展逐渐从成熟阶段转向大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大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休闲等福利性的需要逐渐提高，社会的高福利特征开始显现。在该发展阶段，控制不平等的标准为“高标准”——提升社会福利。在大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通过调整经济不平等程度，促进整体社会福利提升，成为控制不平等的追求目标，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更加注重公平问题。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策导向发生转变。本文从效率和公平两个层面考查1997年与2017年的经济背景，并分析政府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在效率层面，1997-2017年，人均GDP从6481元提高至59201元，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消费水平从2978元提高至22935元，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得到较好满足；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从小康水平提高至富足水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水平提高至相对富裕水平；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减速使人们对公平和平等更加关注。在公平层面，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68扩大至2017年的0.467；家庭财富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至2012年的0.73；每十万人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从47.8人提高至65.9人；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居民消费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率从1997年的45.8%下降至2017年的39.0%。效率与公平两个层面的经济发展状况表明，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在降低，不平等的边际公平损失（负收益）在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焦点已经从效率领域转向公平领域，这种转变推动收入分配政策从“重效率”转向“重公平”。

五、结语 

    总体上，公平收益和效率收益的不平等弹性变化，决定了边际公平收益和边际效率收益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不平等程度变化，不平等引起的两种收益，经历了从边际效率收益增长高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转向边际公平收益损失高于边际效率收益增长，进而使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政策权衡，从“重效率”转向“重公平”。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重效率”成为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的政策选择。在经济成熟阶段，经济增速减缓，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重公平”成为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的政策选择。

    本文将不平等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归纳为效率收益和公平收益，并从边际收益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效率与公平中权衡标准——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等于边际公平收益损失。本文的分析为政府权衡效率与公平提供了理论参考。然而，现实政策权衡中的困难在于如何准确度量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和边际公平收益。比如，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由于经济增长使各个收入群体的状况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人们对不平等表现出较高的容忍度，因此，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较大，边际公平收益损失较小。随着经济增速减缓和强势利益群体对利益获取途径的强化，加剧了利益分配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使弱势利益群体出现境况变差的风险，进而导致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降低。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增长较小，边际公平收益损失较大。因此，不平等的边际收益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即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不平等的边际收益随之动态变动。如何构建效率收益、公平收益与不平等的函数关系，准确测度不平等的边际收益，成为研究效率与公平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