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不仅因为它总是具体表征为精神传统、情感体验、心理模式和道德规范等特定的文化禀赋，更因为它深层植根于国家之为国家的发生规律及其与文化的内在而紧密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既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和“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结果，[1] 也是基于相应的血缘、语言和心理作用经由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演化而来的结果。前一种“结果”凸显的是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属性，后一种“结果”因循的是国家作为个体、族群存续方式的生存逻辑，而文化则是贯穿于这两种“结果”之中并使之持续获得合法性和生命力的重要支撑。对前者而言，文化的价值在于构筑“国家何以如此”的意识形态叙事，亦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 对后者而言，文化的价值在于通过历时性地描绘“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血脉传承和共时性地辨别“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分野，建构起“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归属意识和精神谱系。由此，爱国主义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借由文化建构而成、以国家之名倡导和确立的意识形态叙事、身份归属意识和存续发展力量。对中国来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3] 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还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它沉淀凝结于五千多年中华民族赓续发展中孕育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层根植于党和人民在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伟大斗争中创造而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所谓“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大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葆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基因，充分挖掘这些文化深刻蕴含的激昂爱国之情、坚定强国之志、导引报国之行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厚植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底蕴，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品质，以文化的方式讲清爱国之理，以文化的智慧涵养爱国之德，以文化的力量引领爱国之尚。这就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理路。
一、文以载道：讲清爱国之理
人们常说“爱国不需要理由”。诚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对于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家园，人们天然会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文化情结。这种情结既表现为对故土山川的依恋，也表现为对风俗人情的感念，更表现为对家乡父老的绵长情谊，是人与乡土的自然情感和人与乡亲的社会情感的统一。“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增广贤文·上集》），说的便是这种“不需要理由”的爱国之情。这种奠基于特定地理环境、血缘谱系、民族身份之上的爱国之情，既可以成为连接个人与祖国的精神纽带，维系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力量，也可能演化为破坏社会秩序、绑架政府决策的民粹情绪，甚至成为阻碍国家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桎梏。正是基于爱国情感的自发性、盲动性和易变性，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4] “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5] 不能无原则地加以提倡。如此看来，爱国并非是不需要理由的恣意之举，相反应该限定在一定的“原则”范围之内。
泛泛地说“爱国不需要理由”，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无风险的。真正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近年来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一些人将我国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涌现的爱国主义浪潮污名为“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刻意抹黑人民群众迸发而出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这从反面警示我们，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要“有理讲理”，有时还要“据理力争”。只有将爱国之理讲足、讲透、讲到人心里，人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抒发爱国热忱，“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各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讲清爱国之理的要义在于讲清爱国的真理、情理和事理。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而言，讲清爱国之真理在于回答“什么是爱国”，此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6] 一段时期以来，有些人刻意炮制民族、国家、执政党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模糊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是对这些错误认识的有力回击。以文化的方式讲清爱国之真理，既要着眼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探讨透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如何在批判吸收政统、道统和学统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要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文明自觉到文化自觉的精神历程，讲清楚中国人如何在经历器物之变、制度之变的艰辛探索之后，将求变图强的重心放置于文化之上，致力于陈独秀称之谓“伦理觉悟”，亦即“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并最终借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得以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向主动。
讲清爱国之情理在于回答“为什么爱国”，此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依据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两个极为重要的论断：第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7] 第二，“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8] 这两个论断从宏观的民族精神和微观的公民义务角度，科学回答了“为什么爱国”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在依据。以文化的方式讲清爱国之情理，关键在于深入挖掘这两个论断蕴含的文化意涵和文明智慧，即爱国主义何以能够成为民族精神的标识、国家自立的灵魂和国民之为国民的无条件前提。康有为说：“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9] 爱国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经由数千年政治教化沉淀而成的民族精神基因和人民日用而不觉的“国魂”，由是构成了中华民族最为鲜明的精神符号和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为深沉的价值依归。
讲清爱国之事理在于回答“怎么样爱国”，此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实践路径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10] 这一主题深切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90多年奋斗征程上，激励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集中昭示着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欧风美雨的裹挟下筚路蓝缕、浴火重生的心路历程。对此，我们既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修齐治平、家国情怀的担当意识，也可以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探寻为民服务、为国尽忠、艰苦创业的高尚情操，从而以文化的力量激励人民将个人梦与中国梦高度统一起来，积极投身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二、文以铸魂：涵养爱国之德
作为情感形态的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不稳定的，容易被涉及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民族感情等的外部事件或议题所激活，进而转化成一种群体化的情绪和行为，如不及时将之升华为自觉的道德意识，并限定在相应的规范准则范围之内，极有可能演变成负面的破坏性力量。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都有前车之鉴。同时，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来看，情感形态的爱国主义经由世代赓续，会逐渐沉淀成普遍的心理模式和集体记忆，进而构成人们认识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分辨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因此，推动爱国主义从情感形态向道德形态转化和飞跃，既是基于实践经验的理性选择，也是其内在规律使然。那么，爱国主义的道德形态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从道德维度来看，爱国主义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是一种内在的美好德性。行为准则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包括道德准则、政治准则、法律规范的有机统一体”，[11] 其中道德准则是主体，政治准则是道德准则的最高形式，法律规范是道德准则的底线规定，三者共同指向对爱国行为的规范和调整。而美好德性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则主要指向爱国的态度和动机，是一种基于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和高度自觉抛却功利考量和义务判断的人格特质。在孟德斯鸠看来：“共和国的美德很简单，那就是爱共和国。这是一种情感，而不是认知的结果。”[12]
然而，无论作为行为准则，抑或是作为美好德性，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自然发生的，而是要通过教育来完成，卢梭甚至将这种教育视为“好公民”培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只告诉公民们要为人善良，这还不够，还必须教导他们如何为人善良。……培养公民们对祖国的爱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你希望人民个个都成为有道德的人吗？那你就使他们从爱祖国开始做起”。[13] 我们主张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文以铸魂，涵养爱国之德”，其目的就是要深入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基因和实践智慧，教育引导社会成员认同践履爱国主义行为准则体系，激发塑造爱国主义的美好德性。
展开来说，“涵养爱国之德”，首先就是要以文化传统筑牢爱国主义的道德根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对祖国的无限依恋，不仅在于其生活于共同的地理空间（国土）之中，经历着共同的历史事件以及由之所产生的集体记忆，更在于他们分享着祖祖辈辈延承而来的文化传统，就像文化学家刘梦溪说的那样，“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14] 从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整个世界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个散在的民族汇聚成一定数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构成现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元，恰恰就是依赖于民族文化强大的粘连性和凝聚力。所以，哈贝马斯才说：“正是一个‘民族’的符号结构使得现代国家成为了民族国家。”[15] 我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不断流的国家，也正是因为历代国人始终持守和葆有先辈创制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禀赋，以致每每山河破碎、纷争四起之际，都不乏知识先驱大声疾呼要复兴文化传统，所以才有了近代思想史上一再上演的“复古”和“西化”之争、“国魂”和“国性”之论。1915年，面对举国上下志气消沉，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辞中提出，要振奋人心、救亡图存，必须恢复国性：“中国历数千年，未尝一息亡，既属历史上铁案如山之一事实，此其中必有不亡之原因焉，我国民所最宜深省而自觉也。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中国作为悠久文明之古国，其亡国的最大威胁莫过于“有国性而自摧毁之者”。[16]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爱国主义精神，甚至将之提升至民族精神核心的高度。新时代以文化传统筑牢爱国主义的道德根基，关键是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光荣历史，继承革命文化传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涵养爱国之德”，还应该以文化智慧破解爱国主义的时代挑战。从实践来看，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承担起越来越多先前由主权国家肩负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全球化、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的发展越发强烈地削弱着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集体化的价值取向和宏大式的叙事传统，资金、人员、技术、管理的跨国流动不仅突破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也在制造着愈渐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由此人类似乎正在进入所谓的“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时代。从理论来看，西方自由主义不断发起对爱国主义哲学基础的颠覆及对其道德合法性的质疑。其理论逻辑在于：个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来源于其自由意志主导下的自主选择，而一个人的出生地乃至国籍并非其自主选择的结果，由此个人不必因其特定国家公民的身份资格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17] 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泛起的虚无历史、虚无国家、虚无政治的错误思潮，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主张遥相呼应，共同冲击着爱国主义的道义基础。当此之时，我们既要从政治上坚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旗帜鲜明批判和抵制错误思潮，又要积极探寻文化破解之道，以家国同构、崇尚统一的文化传统凝民心聚民意，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探索中外爱国传统和谐相处之道，以开放包容、不拒他者的文化心态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文化理想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强大支撑。
三、文以化育：引领爱国之尚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其间阐明的不仅是圣人立德修身之道，亦是文化成风化俗之理。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着力激活潜隐于人们文化基因、精神图谱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充分发挥文化参赞天地、化育人心的强大力量，在全社会倡导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18]
以文化的力量引领爱国风尚，首先需要做好青年一代的教育引领，通过关键群体的爱国风范，化育引导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我国青年向来具有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斗争中，长期作为“重要的方面军”和“先锋队”“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19] 总体来看，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拥有“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甘于奉献的思想境界”，[20] 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一代，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独特的成长困惑。概括起来说就是：独生子女的成长经验与利益诉求的日趋分化，给青年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带来了严峻挑战；长期的网络化生存与消费主义、娱乐至上、多样多变的文化环境，使一些青年形成了碎片化、表层化、感性化的知识版图和思维惯习；与生俱来的市场体验和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使一些青年沉湎于个人成功和短期满足，失之以远大理想、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凡此种种，都使这个时代的青年无时不体验着虚拟与现实的张力，在“诗”与“远方”的纠结中进行艰难抉择，常常热忱地期望成功但缺乏脚踏实地的耐心和付出，强烈地表达自我却不愿进行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梦想着与众不同又总感无人理解的“孤独”。这是我们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解决这一课题较为切实的方法莫过于学习，向历史学习以明确自身的文化由来和时代方位，向经典学习以提升理论境界、掌握理论思维，向实践学习以锻造综合能力、积累人生智慧，向人民学习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感悟人民群众中蕴含的历史伟力。
以文化的力量引领爱国风尚，还需要将“上线引领”与“底线保障”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引导和凝聚起全社会的爱国热情。“上线引领”的要义在于从国家灵魂、民族精神核心的高度，运用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讲清楚爱国主义的文化渊源、精神特质和价值规范，讲述好戚继光抗倭、冯子材抗法、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史故事，大力弘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使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根基和每个中国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坚定信仰。“底线保障”的关键在于为柔性的教育引导辅之以刚性的法治力量，筑牢爱国主义的边界和底线，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丑化英雄、美化侵略、虚无历史、数典忘祖的错误言行，使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价值红线。除此之外，还应将为国尽忠、守职尽责和在家尽孝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将爱国主义精神融贯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培育爱国情怀与增强爱国本领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切实转化为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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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
来 源：《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9期
作 者：任志锋，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