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比较政党研究的理论贡献

    9月20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要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新型政党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会上提出的重要论述。总书记主要从“利益代表”维度、功能维度及效果维度三个方面，将新型政党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做了区分。这三个方面主要从现实视角论述了新型政党制度之“新”，强调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性”。从理论视角来看，尤其是放到世界范围内比较政党研究的宏观视角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有“世界性”，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从词源学角度认定，只有代表“部分”的组织才算是政党。如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就认为，代表“整体”的政党不能算是真正的政党 ，因为它抹杀了整体与部分的区别。他甚至认为，代表“整体”的政党在概念表述方式上都面临着矛盾，因为政党的本质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按照萨托利的理解，只有多党制下代表“部分”的政党才符合政党的定义，而代表“整体”的政党只能被排除在政党的集合之外。显然，这种狭隘的认识方式“暗中已经预设了民主政治的一元普世特点，以西欧政党民主为复制底本，排除了非西方世界的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实践的比较价值”。

    实际上，代表“整体”的政党同样具有现代政党的某些核心特征，如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与组织动员方式、以普遍的大众支持作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等，这些特征都是传统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贡献在于，作为代表“整体”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实现机制并非将全体公民（整体）都转化为党员的方式来实现，而是从最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吸纳精英分子作为先锋队（部分）来领导国家。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地域、行业、民族、宗教等社会分野，从而有效地弥合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现实张力。

    西方政治学认为，只有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取政权的组织才能算是真正的政党。如美国经济学家唐斯就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政党就是由一些谋求通过合法手段控制国家机器的人组成的联盟……所谓合法手段，我们指按时举行的选举或合法的影响力”。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同样认为：“对权力的追逐必须通过某种独特的手段来加以实施。政党的手段是什么？首先是一种和平的手段。政党不通过政变来攫取权力。他们在政体的框架内行动。这也预示着政党能够自由地使用和平手段。”

    实际上，西方学者对政党间的竞争形式的理解过于狭隘。自由平等的竞选只是政党间竞争形态的一种。除了在票箱面前的和平竞争，政党之间也存在通过枪杆子来竞争权力的情形，比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武装斗争。而政党之间采取何种竞争形式，更多地取决于政党所处的政治环境，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和精准的说明：“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因此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贡献在于，它突破了现有政党竞争理论所存在的明显局限。现有政党竞争理论，通常都是基于充分竞争的民主体制来建构政党竞争动力与模型。这些理论的建构者往往认定，各政党在公平的选举市场中享有平等的机会来吸引选民的选票，因此，参与竞选的每一方在中立的选举市场中也就有同样平等的获胜机会。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述政党竞争理论的狭隘性就显得非常明显了，和平竞争并非政党竞争的常态。即使在西方国家，和平竞争并非总是政党竞争的常态，比如北爱尔兰的新芬党在很长时间里都坚持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爱尔兰的统一。

    在西方政治学家看来，政党发挥着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功能，政党的作用是将大众的需求和压力转换为有效的政治诉求，并通过组织化渠道将这些政治诉求传到政治体系中。传统的政治体系是相对封闭的权力体系，统治者的身份与被统治者的身份之间，以及统治者的目标与被统治者的期望之间的离异性程度较大。随着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身份与目标诉求上的离异性程度逐渐缩小，于是组织化的政党就成为表达民意并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组织。

    但是，上述对政党利益表达与沟通功能的认知，更多是强调了政党的“上传”功能，即将社会的需求通过政党的渠道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其明显忽视了政党的“下达”功能，即政党在法律或政策从政治体系输出之后所发挥的功能。这种理论认知反映了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色彩，带有非常明显的理论局限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贡献在于，其不仅承担着西方政党的“上传”功能，更承担着西方政党所不具备的“下达”功能。西方政党的主战场是选举投票，投票结束之后政党就不再与普通大众发生关联了。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并不局限于选举投票，选举投票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法律的实施与政策的落实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及政协组织也在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发挥着联系大众、宣传普及、凝聚共识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些都是西方政党所不具备的。

    总而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制度，该制度的出现、成长与完善过程，不仅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实模板，更是从理论上修正了现有政党理论的明显缺陷，为多元现代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与提升策略研究”（17CZZ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