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的哲学特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素和“四梁八柱”，勾勒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凝练归纳的总体属性，规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观有别于其他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的哲学气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今之人需要主动承担起回答新时代新问题的责任。亟待回答的问题不再囿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矢志回答的如何实现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的范畴，不再限于解决“不发展”的问题，还包括众多“发展起来后”的问题。这些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带来的问题少，甚至更多更复杂。
处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在更加明确细致的分类基础上找准病灶、对症下药。概言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中低端供给与升级的需求不匹配以及某些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水平不够发达等。
第二类是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例如环境污染、高能源资源消耗、“颓废荒诞世代”等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统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安全，将发展与安全的综合成本明确化、内部化。
第三类是发展后带来的成果保障与地位维护的问题。从绝对收益意义上的发展成果保障来看，国家越是发展，需要保障其安全的发展成果的规模越大，面临的安全压力会随之增加。从相对收益意义上的地位维护来看，国家发展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必然造成原有守成大国地位相对下降。守成国由于恐惧而可能与发展起来的崛起国之间爆发战争，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如果不能短期内迅速超越守成国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崛起国越是发展其面临的来自守成国的安全压力通常越大。这类问题很难（至少在特定时间内很难）在发展框架下解决。
无论上述哪类发展起来后的问题，都包含了安全的因素，从而不单纯是发展的问题或只靠发展就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对当前中国来说，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是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但国家安全也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内容，其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可以归结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其中，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五大要素五大关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的思想渊源
从思想渊源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据以结晶的源泉或资源，既有作为“本来”或思想本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道统以及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他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和中心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以及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
首先，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饱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色彩，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阐述的五对关系，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做到的“五个坚持”以及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风险治理思路等，均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蕴含的一切从当前中国发展与安全实际出发，辩证对待各方面矛盾，在对立统一运动的发展变化中应对处置风险、动态实现国家安全的要求。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从中央层面明确、彻底和全面阐述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并要“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安全观提升到新的境界。
其次，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关于国家安全的宗旨或本质内涵，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安全工作导向。关于国家安全的外延或具体任务，提出构建集重要安全领域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囊括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政治家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安全领域，且随时代的进步有极大的扩展，从而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指明了现代化的方向。关于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因素的来源与分类，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区分内忧与外患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细致科学的区分和谋划。关于处理和应对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原则与举措，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汲取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多方面的探索成果。
最后，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秉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积极吸收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中的有益养分充实和完善自身。与现实主义相比，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承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但反对唯利益论，强调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并坚持正确义利观，认为各国应当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旧观念，通过对话协商来化解利益冲突，既不能惟力是视，也不能唯利是图。与自由主义相比，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支持通过国际合作或国际机制来维护共同安全，但致力于降低国际制度的非中性色彩，认为大国应当尽量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中性从而也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与建构主义相比，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重视观念性因素的作用，但其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了物质第一性原理，强调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建立在共同的物质第一性客观基础之上。因为这个共同的客观基础，人们不能通过向各自的神佛祈祷而让本族或本教人士自外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外部威胁。这个同一的基础为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的各地人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
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基础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除从古今中外汲取智识养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备鲜明实践品质的学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强化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意识，有力推动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等方面的重大实践，把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协调性和科学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首先，在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避免其形成风险综合体的过程中，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产生并不断完善，发展出防控结合、标本兼治的安全风险治理策略。在防范化解经济金融安全风险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本，同时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污染防治及维护环境安全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以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建设为本，着力防范和处理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风险和隐患。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将预防性反恐放在第一位，依法严厉开展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
其次，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形成了在动态平衡中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的科学方法，并以此指导实践，在维护海洋权益、保障网络安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有力捍卫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实现了区域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在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中央通过指导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实现了对中日东海划界和南海问题的风险管控，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维护主权安全上的运用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在维护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免于外部威胁上，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近年来从保障网络安全和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方面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较为丰富的维权维稳规律。在维护海外利益上，中央提出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保护我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安全，保护我国海外金融、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商业利益，为此加强了国内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协调机制建设，推动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海外利益保护上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最后，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认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强大合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其中的“关键少数”，在构筑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进程中发挥着其他安全元素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关键在党。然而，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党及其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如果不能长期保持公正廉洁的操守、与时俱进的效率效能和一锤定音的公信力，腐化堕落、慵懒懈怠和软弱涣散等消极因素就可能从内部侵蚀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为此，有必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决心，及时向党和政府内的腐败、低效和投机行为发起坚决的斗争，并在自我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总结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规律。在反腐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从源头上、制度上管党治党，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到新的水平，为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准备了牢固可靠的组织基础。在提升政府效率效能方面，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要求，推进公共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创建服务型政府。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一是做到管控纾解公共部门改革过程中的消极懈怠抵触情绪，避免演变成风险因素；二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建立完善各级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实现层层尽责抓好国家安全。在公信力建设方面，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来源有三方面。一是公共部门自身严格依法办事。二是公共部门要讲信誉，总体上能保持政策连续性，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发生。三是对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不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能及时认错、拨乱反正。以上三个方面，都意味着对公共部门的行为和权力有比较严格的约束。缺乏约束的权力可能演变成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支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支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
思想为中心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的哲学特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素和“四梁八柱”，勾勒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凝练归纳的总体属性，规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观有别于其他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的哲学气质。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反映的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属性，由此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认识论是特定主体确信其对世界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之后确立的关于认识的本质及规律的理论。在认识论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就是指对中国来说，必须按照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国家安全，才能推动引领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而不能把三者割裂或对立起来。那种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还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对立起来寻求二中择一的答案，或者问“人民安全/利益”和“国家利益”孰高的做法，都违背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都是“不合法”的、错误的提问。错误的提问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者有机统一的提出，深化了党对新时代国家安全的规律性认识。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理论。在方法论层面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主要是指全面统筹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工作导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首先，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的同时，提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统筹发展与安全，将安全也提升到发展的同一个高度上，两者的统筹成为衡量治国理政各方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国家安全工作）的辩证统一标准。其次，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基本要求是立足于防又能有效处置风险。必须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风险。除了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还要有应对和处置、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最后，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确立积极防御的国家安全方针。维护二字表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防御性的总基调，而塑造则带有更具主动性和更加积极的色彩，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外交上的“建设性介入”，战略上“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要求，经济金融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核安全等领域标本兼治的方向，都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统筹维护与塑造的思路。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批判吸收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超越和扬弃了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及战略，在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开展的国家安全斗争实践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主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来 源：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