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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思政课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要”要求，其中包括“视野要广”。应当承认，经过长期建设，我国的确形成一支既“乐为、敢为、有为”又“可信、可敬、可靠”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但也应看到，在思政课教学中，确实存在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视野狭窄而眼界有限、知识储备匮乏而教学心余力绌的问题，以至于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尚，多常识性介绍而少学术性挖掘、多平面性铺述而少立体化推理、多陈述性灌输而少针对性启发、多说教性讲解而少理论性提升。固然，更新配方、改良工艺、优化包装的方法不止一端，但持续扩展思政课教师的视野，形成宽广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思政课教师的基本功，又是思政课教师的工作常态。从“为什么”角度分析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必要性，从“是什么”角度揭示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应然状态，从“怎么样”角度探讨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实现路径，从“往哪走”角度阐释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价值旨归，不仅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思政讲话精神的题中之义，也是思政课教师自我塑造和自我提升的重要环节。
一、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必要性
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所以必要，由思政课本身的特点所决定。思政课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多维性。在现有思政课体系中，虽然不同课程侧重点不同，但其共性之处是内容经纬万端，需要思政课教师拥有复合而宽广的知识结构。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没有左右采获，就很难左右逢源。如果囿于某个单一学科，得出的结论势必会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思政课的特点之二，是具有动态性。思政课的三个主要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需要对思政课教材进行不断修订，也需要思政课教师拥有多元而开放的知识结构。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的理论指导。面对鲜活的社会变迁，思政课教师不可能也不应该马耳东风、作壁上观。相反，基于时代变迁所提供的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的强大动力及广阔空间，做心慕手追、沿波讨源的探索，才是思政课教师该有的职业状态。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得先有一桶水。而且，这一桶水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死水，而是常变常新和守正出新的活水。思政课教师既要因事而化，又要因时而进和因势而新。
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所以必要，由时代变化和知识更新的特点所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因为“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1]时代变化和知识更新速度的变化，对生逢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提出新的挑战与要求。思政课教师只有不断扩展视野和更新知识，才有可能与时代同步，才有可能肩负起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历史使命。
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所以必要，是由信息化环境下学生的特点所决定。信息化日新月异，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和状态呈现“多、快、乱”之景况。在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信息潮面前，处于世界观正在形成的“拔节孕穗期”的青年，难免困惑迷惘，需要思政课教师践行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原则，将人格生产与知识生产有机结合，在“授业”过程中，通过“解惑”方式，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肩负起立德树人和培根铸魂的历史使命。
实践表明，教育是最艰巨的工作。信乃服之基，接受的前提是信任和信服。如果教师没有扎实的基本功、知识储备不充分、运用的理论不彻底、不能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做出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教师所讲内容没有源于教材和高于教材、没有超越学生已有认知，没有针对性地切中学生的困惑、没有说出学生心中有而口下无的东西，那么，要想让学生入耳入心，便无从谈起，思政课也很难走出困窘之态。
二、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应然状态
形成“融通型”知识结构，是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应然状态。“融通”包括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2]虽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但更适用于思政课教师。思政课教师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具备教师和研究者的双重素养。
传道者要以明道和信道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思政课之道。思政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虽然不同类型和不同门类的思政课，名称有别、侧重点不同，但所有思政课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贯通于不同思政课全过程，既是思政课的固有内容，又是思政课教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思政课的“压舱石”，是思政课教师的“看家本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把握，思政课教师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有信仰的人”，思政课也不可能讲出信仰的滋味。因此，构建“融通型”知识结构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在本质上，“融通”就是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纵向融通、马克思主义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横向融通。
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纵向融通，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所决定。通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变迁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事实上，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两个子系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变迁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不断问世，就是这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圈点的二十四史，让很多专业人士颇感汗颜。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用典展示文化自信，是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点。
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横向融通，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生发和传播的逻辑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子系统：一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思想，即当年原本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等成果，即当代释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无论是当年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并非凭空而生，都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肯綮相连。就原汁原味马克思主义而言，无论是长于马克思的康德和黑格尔，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的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还是幼于马克思的韦伯、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他们的思想都为理解和诠释马克思思想提供重要参照维度。有鉴于此，有学者断言：“要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还须将马克思思想放到西方哲学演进的大背景中来理解”。[3]
当下中国社会，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远离马克思批马克思、远离马克思否马克思、远离马克思信马克思，既是学术现象，又是思政课教师所面临的困窘所在。破解这个问题，需要思政课教师塌下心来学经典和悟经典，在真学和真懂上下功夫，将用马克思主义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作为自己工作之“常态”。如果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4]，如果只是快餐式和碎片化地阅读，马克思就将成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恩格斯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5]只有充分地和系统地学习研究，思政课教师才会拥有进行信仰教育的话语权，高校的信仰教育才不会流于无物的空洞和教条的形式。
三、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实现路径
构建“融通型”知识结构，需要以“三跨型”路径来支撑。“三跨”即“跨时代、跨文化和跨学科”。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纵向历时维的跨时代的历史视野；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横向共时维的跨文化的国际视野；融通马克思主义，需要方法和内容交叉互动的跨学科的学术视野。
“跨学科”的实施条件和实践路径，是要求思政课教师拥有交叉渗透的知识结构，对历史学、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化学、逻辑学、数字媒体技术等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把握和引介，既要在某些特殊领域成为钩深索隐的“专才”，又要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博洽多闻的“通才”。
“跨时代”的实施条件和实践路径，是要求思政课教师拥有纵贯古今的知识结构，既了解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知晓传承了170多年的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和传承了60多年的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将其融入思政课教学，展示思政课博大精深、茹古涵今的丰富内涵。
“跨文化”的实施条件和实践路径，是要求思政课教师拥有横通中西的知识结构，既对与中国历史对应的世界历史有所了解和把握，又能客观而理性地揭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将其融入思政课教学，展示思政课经天纬地、枝繁叶茂的丰富内涵。《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黑格尔、克劳塞维茨、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凯恩斯、约瑟夫·熊彼特、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西蒙·库兹涅茨等学者，而且提到他们的著作《理想国》《政治学》《乌托邦》《太阳城》《政府论》《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联邦党人文集》《法哲学原理》《战争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人口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学》《资本主义与自由》《各国的经济增长》等。[6]这些学者及其著作，都是需要思政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进行融通的重要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通过跨时代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古为今用”，扩展思政课的深度和穿透力；通过跨文化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洋为中用”，扩展思政课的广度和辐射力；通过跨学科融通不同的学术资源，可以“它为我用”，扩展思政课的力度和吸引力。
实施“三跨型”路径，需要思政课教师践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既通过读书进行理论学习，又通过行路进行实践探索。践行使命有赖于实干，实干有赖于实力，读书和实践是获取实力的两种主要途径。如果只读书而不实践，那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只实践而不博览群书，那不过是一位盲目的游客。因此，需要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有机结合，通过读书丰富思想，通过实践开阔视野，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7]，提升思政课教师的实践力、辨识力、思考力和书写力。
实施“三跨型”路径，需要思政课教师践行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原则，以教学促科研和以科研提升教学。实践表明，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没有终南捷径，需要思政人摒弃浮躁之气，沉下心和静下心来，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着与坚守，踏踏实实进行研究。天下之势，以渐而成；天下之事，以积而固。没有左右采获，很难左右逢源。教学不是花拳绣腿，如果没有扎实的科研做支撑，就不可能展示思政课的思想力量和理论力量。如果思政课教师队伍中多有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只想着走捷径、搞速成”[8]，“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9]，那么，思政课教学“肌无力”的现象就将难以从根本上破解。
恰当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汲纳其它文化的关系等，既是跨时代、跨文化和跨学科的题中之义，也是视野要广的不可规避的课题。
四、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价值旨归
固然，思政课更新配方、改良工艺、优化包装的方法和途径不止一端，但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确是最基础性条件。时下，最时髦的表述是打造思政课“金课”。“金课”不是封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真正的“金课”至少应该具有“五力”、“五性”和“五度”等特征，即教学内容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客观性、针对性和时代性，教学效果具有感染力、吸引力、说服力、渗透力和接受力，教学过程具有历史的深度、哲学的高度、知识的宽度、逻辑的力度、情感的温度。虽然不能说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就能达至“五力”、“五性”和“五度”之境，但没有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基本功，打造思政课“金课”就只能是秀而不实的口号。
“视野要广”不是孤立的，其与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自律要严和人格要正一起，形成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评价体系。“政治要强”指明了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方向，“情怀要深”指明了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旨归，“思维要新”指明了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期许，“自律要严”指明了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要求，“人格要正”指明了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的定位。反过来，“视野要广”既为“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提供矢志信仰和潜心问道的基础，又为“思维要新”提供别出机杼、博洽多闻的学术空间，同时还为“自律要严”和“人格要正”提供立身行己和慎思笃行的守正支撑。
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必然会面对斗量筲计的信息。信息的运用，需要甄别和遴选，不能囫囵吞枣、不辨龙蛇。甄别和遴选信息，需要“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自律要严”和“人格要正”的支撑。归根结底，思政课教师辨物居方、萦系于怀的落脚点，是构建“四信型”的信仰结构和认知体系。“四信”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10]“四信”是思政课教师做到“两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是思政课教师成为“有信仰的人”的保障。构建“四信型”的信仰体系和认知体系，既是“视野要广”的要求和内容，又是“视野要广”的方向和旨归。偏离了这个要求内容及方向旨归，“视野要广”就会因迷失方向而变得有害无益。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3.
[2][6][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20-21，29.
[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0.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
[7]任仲文编著.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
[8]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求是，2019（8）.
[10]徐奉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回溯提升教学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12.
本文作者：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人大复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019年05期
转载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