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时期西方右翼学者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个理论思潮。自爱德华·希尔斯在1955年米兰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命题起，“意识形态之争是否终结”的问题就成为西方学界热议的话题。雷蒙·阿隆、李普赛特、丹尼尔·贝尔等人都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性的回应，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形成与泛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基于对现代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认同和西方民主的接纳，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激情，宣称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平息，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断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终结。这一思潮指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以实证主义的理论前提来演绎这一结论，实质上仍然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于冷战时代的思想实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彻底批判。
一、片面的资产阶级意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限度
“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于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在这里，“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以否定意识形态为基本态度，以终结意识形态为研究目的，但自身仍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表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与其说是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如说是借此之名而行攻击马克思主义之实，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革命政治的终结。正如乔治·拉雷恩批判贝尔时指出，贝尔的观点“就是19世纪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在20世纪的感召力，但不是说意识形态一般都已消亡了。这才是他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最片面之处”[1]。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把自身的理论排除在意识形态范畴之外，直接指向19世纪左翼思想来讨论意识形态的终结，甚至他们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这是意识形态终结论最鲜明的理论特征和最显见的片面之处。
自希尔斯在米兰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开始，“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显示出了冷战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者作为右翼知识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其科学的指导，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慌，在意识形态领域直接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攻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中，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加之苏联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解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改革直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苏联社会的指导思想偏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直至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路人。苏联在冷战时期采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相继显现出弊端，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得到调整，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面对这样的变化，西方右翼知识分子从顽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喧嚣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认为19世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意识形态日趋衰落，作为政治激情的观念、作为激进主义的革命学说、作为无产阶级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向终结。“意识形态终结论”所指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相对狭窄得多，指向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在“左”与“右”争论的结束中走向衰落，作为激情的感召力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例如雷蒙·阿隆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展现了一种对世界的全面解释，在人们心中激起了与任何时代的信徒都相近的情感，并确立了价值等级和行为规范”[2]P272 的理性力量。所以，雷蒙·阿隆认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激情的政治神话的消亡，是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结。李普塞特更是直接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国内政治的终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即使他承认民主的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也变成了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红旗，没有五一游行的斗争。贝尔也同样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直接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政治的终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激情结合的信仰和全面改造生活方式的革命理想，是包罗万象的总体性的解释体系，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宗教式的信仰，贝尔最终断言意识形态失去了感召力，意识形态终结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模式的终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终结。
可见，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在其理论上，以意识形态指代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一思潮是二战后东方与西方的冷战时期的产物，就其理论特质而言，是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以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以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的片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东西方冷战格局背景下兴起的这股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既是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是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参与冷战的一个理论武器、招牌和口号。”[3]P62 甚至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经历的集权主义体验归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于是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以此来抵制冷战时期苏联对西方的影响。“意识形态终结论”体现了自满于工业社会的成熟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共识，反映出其鲜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具有无可否认的意识形态性质。正如阿尔肯指出：“我们当代西方反意识形态者的主要靶子是马克思主义。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他们所梦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3]P62
二、虚假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前提
“意识形态终结论”把自身理论排除在意识形态之外来指责意识形态，其理论前提存在虚假性。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看似以客观经验事实为基础，抛开主观色彩意识形态的干扰，追求不受价值理性影响的纯粹客观的社会科学，实则是用实证社会学的方法掩盖了现实的不合理性，以消解社会矛盾，否定社会发展进步，由此却无法达到真正的客观性认识。
“意识形态终结论”受到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和逻辑来研究评判社会问题，把意识形态当作阶级的偏见和激情的乌托邦幻想大加排斥，对待社会科学知识也试图以可经验到的事实为依据来寻求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于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放弃了激进理想，转而关注社会经验事实和具体问题，以“眼前的事实”和“当下的历史意识”来对人类社会历史事件作出判断，认为这些经验的事实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和“科学”依据，进而淡化了“意识形态”本身。雷蒙·阿隆关注的历史与现实，以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事实为依据，“历史意识教我们要尊重数不清的且缺乏连贯的事实，同时还要尊重事实所拥有的或我们可能赋予的意义的多样性，正是根据这种意义的多样性，人们才得以把各种事实与某一天的行动者、已经凝结的传统以及这些事实的后果联系起来”[2]P201。这种以经验的事实、个别的历史现象为依据，对人类历史发展和未来作出简单联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没有触及社会历史深层的规律，缺乏辩证的、总体性的考察，并不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正如列宁所强调：“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4] 李普塞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以社会改良主义取代阶级斗争为动力的社会革命。他认为，工业社会中的分歧是社会内部的分歧，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分歧，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成熟的工业化是意识形态和极端主义政治运动终结的原因，“任何国家只有像美国那样进入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保持着自由民主制度，放弃意识形态的狂热，用实用主义的务实和谨慎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才可以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5]P59。贝尔更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的“左派”与“右派”的意识形态争论已丧失了意义，两大社会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问题，不仅有对抗性的一面，而且还可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所以贝尔也认为在西方世界已然具有了这样的共识：福利型国家、政治的分权和多元、混合型经济，在此意义上，不再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社会发展走向趋同，都向着民主、越发成熟的工业化社会迈进，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文中直接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终结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以种种“社会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实证主义方法，想要作出价值中立的分析，其实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分析之前的框架已经打上意识形态烙印，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很难得出真正客观和科学的结论。此外，社会科学的分析并不是零散、个别事实的积累就能够完成的，没有对历史发展总体性的把握，仅以大量的“眼前的事实”为依据，向人们展示其理论的正确性，以“纯粹经验”的局部来认识人类历史的整体，恰恰是其实证方法的虚妄性所在。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错误还在于抛弃了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否认社会矛盾的存在，提倡用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人的思维、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日益增多，尤其是从罗斯福新政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原来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对经济实行宏观干预和计划调节，实行国家福利政策，因此，在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看来，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趋同，社会矛盾和冲突已经消逝，不同社会制度之间越来越融合与互相补充，这样的时代不再需要“激情的”革命运动。雷蒙·阿隆就明确宣称，在西方，革命已经成了过去，不再是现实，真实的解放是现实生活的改善，而不是社会的整体性变革，并且解放应该建立在其所谓的现实、多样、摆脱了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诱惑的历史意识之上。雷蒙·阿隆这种淡化现实社会矛盾，美化资本自主义的社会现实，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作出的经验的描述，具有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李普赛特也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意味着阶级冲突的终结，工业社会的冲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斗争，不同社会之间不断趋同，现实问题的解决通过一步步的改良就可以完成了。贝尔甚至从其实证主义的思路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提出质疑，把经验与科学划等号，把其理论建立在“零敲碎打”的社会改良的基础上，从而得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终结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他认为，建立一个常规的市民社会比建立一个反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符合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世界状况，哪些国家实施了这一治国方略，哪些国家便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或者说，哪些国家先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哪些国家便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贝尔的这一理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美国学者泽鲍特就曾讲道，“完全可以有根据地预料，世界上的经济制度的基本趋同现象，是朝着某种共同的特征前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事情。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极端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息的冲突以后，已相互投降了”[6]。西方国家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促使社会结构中阶层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缓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改良让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充满了自满的情绪，认为西方社会今后所面对的只是社会发展的技术问题，而不再是政治问题，西方社会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超越阶级矛盾的社会改良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即使传统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就已经成熟和完善，消灭了冲突和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异化只是以一种更全面和更隐蔽的形式存在，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以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对现实的掩盖和遮蔽的“虚假意识”。
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实质——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表面上是以实证社会学的方法，试图从经验的事实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客观的评价，以实用主义代替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事实还是经验都不可能完全纯粹，想要追求一个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任何的经验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因素，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意识形态终结论”具有明显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世界历史处于冷战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代表着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一种历史信念，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辩护。恩格斯就曾经强调，“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7]。“意识形态终结论”看似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理性，实则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种“合目的性”和“伪真理性”的理论思潮。这种颠倒了理论与现实真正关系的“虚假性的”观点，以期让非统治阶级接受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认可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才是最为合理、最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以达到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辩护的目的。因此，这一理论并不能被看成是对历史的科学判断，它表达了对现有社会现实的接纳，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消解一切争取更美好未来的激情，需要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加以分析。马克思指出，意识就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人们的存在即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意识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观念显现。“意识形态终结论”既是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自满意识的表达，也是冷战时代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抵制的理论工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根本不可能作到真正客观的分析，也无法摆脱自我指涉的困境。
“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一思潮自产生起就受到了多方质疑，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都从这一思潮自身存在的悖论中对其进行了批判。如哈珀就把“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米尔斯是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家，他指出，“自由主义者高调祭出意识形态终结论，暗地里却偷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即一种‘虚假意识’”[5]P75。马克思曾经强调，“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表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8]P31。所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够离开历史现实，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基础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的、普遍的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研究，否则就是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的形而上学幻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总体性概念的意识形态，只有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存在了，才会走向终结，要在人们的意识中消除某些观念，并不能以理论的演绎来消除，必须要靠条件的改变。马克思在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转向了对作为原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生活的批判中走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变革，由“解释世界”走向了“改变世界”。而对于现代的社会历史发展来说，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物质实践基础并没有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与剥削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即使调整和变化了形式，但并不是“人类已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并不是历史已经终结。马克思说过，意识形态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回声，应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意识形态的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8]P31 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现实的基础，社会存在不变，意识形态也不会改变。正是由于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没有消失，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因而意识形态自身并不会消失，“意识形态的终结”就不可能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完结”是指随着阶级的消亡、社会分工的消失，人们可以真实认识到自己观念的来源与性质，那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意识就不存在了。这是发生在未来社会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由王国的确立”，作为虚假的观念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所持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他们是在掩盖现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问题的回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就在“意识形态终结论”在西方流行之时，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运动不断涌现，在历史现实上已经否定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与贝尔等人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终结相矛盾的事实是，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再次高涨，意识形态之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作者丹尼尔·贝尔在1988年再次为其书作“跋”时，对意识形态能否终结也有了新思索，承认了这样的事实：19世纪的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走向“穷途末路”之时，逐渐崛起的亚非国家正在形成着满足本国人民需要的新的意识形态。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没有消失，意识形态的争论远没有结束，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正以多种的形式延续开来。
四、结语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的理论与实践矛头指向的是激情政治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以及社会主义的终结。但是历史现实的发展也反驳了这一理论的谬误性，实践性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曾终结，也并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在现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其基本理论、核心思想、科学方法仍然是人们认识、批判、解剖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思想资源。由此，西方自由主义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这一命题，是典型的历史形而上学，理论的虚妄性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人的全面解放还没有完全实现，人的自我力量还在异化中束缚，全球化之下资本的力量仍然强大，资本主义社会还仍旧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与批判最为有力的武器和最为有效的指导。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同现代文明交融在了一起，成了“我们历史无意识中的一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已经内化到社会的精神当中，马克思主义不会终结，甚至仍然以现实的有效性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只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一个别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终结，苏联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实则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是以僵化的、极权的政治经济模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失败。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只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思想和制度上的缺陷具有其特殊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整体的缺陷与失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自身国情为依据，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为指引，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入新时代，无数的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有力地回击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冷战时代产生的理论，显现的是其所在时代的特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自由主义者高调祭出意识形态终结论，暗地里却偷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5]P75。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总是试图以实证的方法追求没有意识形态干扰的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实际上正是以这种方法掩盖了自己对现状的信仰，无法摆脱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影响依然存在，需要时刻警惕与批判这一思潮的冲击，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影响，守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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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文章选自《学术交流》2019年4期，作者张荣荣系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