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较于西方文明有着独特的优势，其具有超越“古今之争”“中西之辩”的内在包容性和自身契合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为继承性、民族性的表征，以“中国自主”为关键点和落脚点是原创性、时代性的保证，以“系统思维”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建构是系统性、专业性的耦合，是内在结合、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构建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适配、相贯通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理论路径和宏观与微观相融合的实践路径。唯有扎实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才能实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与时俱进。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韩泊尧（1991-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第二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关键抓手，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同构，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体两面”。激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针对性、时代先进性、社会关怀性、视野开放性、道路深远性，需要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道路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作为智力支撑、理论支撑、话语支撑。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同构与自身契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当代延续”，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蕴含中国共产党根本价值立场、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体现中华民族性格和中华民族精神、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这在本质规定性层面克服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的误认。在一般观念中，通过区分“古代”和“现代”、“中华民族”和“国外”来赋予这一概念以独特规定性的进路已屡见不鲜，但与其说这突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不如说人为地割裂了其内在的逻辑连续性和历史流动性，其结果往往是使之抽象化为一个“中国中心论”的价值符号。因此，有必要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优势予以澄明，以突出其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
1.“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质同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本质同构性，而非两个相互无涉、彼此孤立的主体，更非两类截然不同的话语。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在简单的历史时期划分上对“现代”的指称，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纳入“文明”这一范围广泛、意蕴丰富、内涵深刻的范畴，并以“现代”将之统摄，使其成为一个复合概念。这即是说，所谓“现代文明”，并非在中华民族文明刻度上“截取”一段“现代坐标”，而是蕴含着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生动内涵，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现代彰显”。另一方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亦非单指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毋宁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呈现或实践载体，而这一范畴本身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凝练化、整合化，由此才能被称为“体系”，并同时承载着从过去、现在直至未来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内容。而“自主”则突出其内在自觉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统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不变的“独立体系”，而是在能动的自觉建构当中不断生成、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智慧结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现本质同构，正是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意义内容、问题对象、现实关切，这成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之生动体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身再生产的前提。
2.在“第二个结合”中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
超越“古今之争”“中西之辩”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先进性、目的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文明形态，既有其客观性基础，也有其能动性支撑，使得其历史定位能够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高点上获得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必然性确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生成的文明，既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赓续不断的深厚历史底蕴，也有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保证，更有着二者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有机统一、内在一致的丰富内涵。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在长期的变革与开放、传承与创新中具有了与时俱进、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独特优势，这一优势能够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克服“文明中断论”所造成的历史与当代、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文明”的有机统一性和自我生产性能够使其从“他们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民族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而和衷共济”的状况中脱离出来，使之形成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辩证统一。在西方文明史与观念史中，“民族”概念的整合难以克服“个人主义”和“群体对立”两个障碍。就前者而言，在西方文明传统中，“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从而造就了“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局面，这既同西方长期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市民社会表征密切关联，又同其宗教精神内在一致。这一传统使得“个人”将普遍性寄予“彼岸世界”而于“此岸”不断投入对“抽象人”的迷恋。就后者而言，在西方文明传承的漫长历史中，“贵族文明”和“平民文明”是截然对立的，这种层次性来源于长期的“阶级隔离”传统，并伴随着性别、种族等群体的对立与冲突，因而其运动的逻辑是征服式、统领式的，以一方压倒另一方为表征。因此，反同一性和价值多元主义成为当代西方的观念主流，以特定价值为区分的“群体”要求其共识性诉求得到认同，并为此构建起一套主观确证的辩护体系，从而以反抗规范性和统一性为要求，与整合性机制进行对抗，这既是私有制和民主制长期“政治正确”传统对西方社会自身的“反噬”，也是其个人主义文化观念发展至今而生成的新形态，“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同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对立性”截然相反的是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主线的“胸怀天下”思想，既是长期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治理认同，又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情怀追求，也充分融入寻常百姓的伦理共识之中。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人合一”等思想使之能够在国家治理中走出纯粹特殊性范畴和纯粹私有制基础上孕育而出的观念，无论是出于仁爱之心还是出于功利理性，都将“仁政爱民”作为基本的“帝王之策”世袭相传；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流训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抱负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贤臣情结，亦使得“知识”要素能够同“政治”要素密切结合，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权力”的良性运用，使君王利益和平民利益得以在“良知”和“兴旺之道”的驱动中得到规律性的确证，并在“天人合一”的保证下贯彻到实践之中；对于百姓而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亦在阶级流动和贤人政治的前提下得到倡导。因此，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虽然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但这种对立往往在对民族国家的伦理共识中得到弥合，在和谐统一的文化氛围中得到缓解。这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思想资源去为西方观念中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跨越作注脚，因为普遍性已作为伦理要素渗透至中国社会各层次，从而使得传统文明同现代文明的承接不是按照西方式的“对立—置换”模式进行，而是按照“转化—发展”模式进行。因此，必须基于整体性视角把握这一文明“新形态”，而不能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解为一个同“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截然对立的“另一个实体”，而是要进一步从综合性、整体性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而这种考察所突出的正是“第二个结合”的合理性所在。
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充分的自身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种高度契合性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不同”，不能仅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别，更进一步的差异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其立场、观点、方法上是从西方私有制基础及其观念的对立面中引申出来的，并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对西方思想所具有的片面性因素加以克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来源于具有社会整合性和结构统一性的传统“大道”的观念土壤，其从一开始就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并通过“天人合一”的主张将这种外在的普遍性和“人”这一伦理与实践主体相贯通，以此来实现主体与客体在普遍性层面上的弥合，即便这种弥合是抽象的，本质上也具有阶级性，但在文化层面，较之西方私有制观念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与马克思主义更为适配。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和在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成长的土壤都是不同的。对于西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所要承担的思想任务是从根本上“消灭”和“颠覆”为私有制辩护的传统观念；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则因为这种客观的“契合性”而有着更为适配的观念土壤，并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这种“形式的普遍性”填充了“内容的普遍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的“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这在中国和西方都是一个观念上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西方，是“人”将主体性让渡于“上帝”，而在中国则是“人”将主体性让渡于“天”，但不同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其中的有机转化能力使之不需要通过颠覆“天”本身，而是在转化“天”的内涵中实现历史前进和阶级更替。五四时期，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天”或“天道”也就自然转化为“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概念，如阶级理论、资本理论等进行反帝话语、敌我话语的范畴转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动员群众过程中所进行的革命话语转化的重要表征，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在的客观“契合性”，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话语与观念变革的“能动性”——通过将“历史”同“人民”相贯通弥补了“形式普遍性”的抽象性和消极方面而为其注入了“内容的普遍性”的内核，通过将“资本主义批判”同“救亡图存”相贯通划清了“反帝”和“反夷”之间的界限而为其注入了“历史的先进性”的确证，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表面的、非直接的、非偶然的确实的“扎根”，并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中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这种客观契合性的适配与主观能动性的转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塑造出一个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承接性、发展性、普遍性、独特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之成为既融贯古今中西又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复合型文明样态。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特征
“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最重要的就是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如果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视阈下的中华传统文明样态同当代中国文明样态的有机统一，那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结构表征，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又是指导新时代中国人民进一步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向指引，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重要特征。 1.继承性、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中理解和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继承性和民族性，需要着重考虑三个内在的重要因素。第一是以稳定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为基础的思想资源的产出和稳固，第二是以伦理结构为引导的普遍观念秩序，第三是以能动的实践为保证的能动的观念变革。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作为读书人的士，始终是社会的中坚和枢纽”，既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赋权”活动而分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又因其自身具有垄断性和主流性的文化权威而获得相当大的观念话语权，虽然后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前者服务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稳定的“士”阶层，作为中国社会的独有特征而自古延续，并在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保护下稳定产出着以国家治理为主线、以中国社会各方面为支线的精神文化财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文化养分。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在中国，是伦理关系、内在自律、习俗和传统在维持着社会秩序”。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历来是作为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也同西方社会奠基于前现代的神权和现代的法权基础上的伦理性相异，如对于《论语》和《孟子》，“唐宋以来，绅士阶层……即使民间百姓，亦无不以这两部经典的内涵作为行为规范”，这实质上表明作为统治思想的“官方理念”实质上充当着“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即便这种普遍性在具有现实的阶级矛盾与斗争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仅作为一种形式的、抽象的普遍性，但也具有巨大的转化潜力，这也引申出第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既然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是以实践的“人”、实践的“国家”与实践的“社会”为对象的，就势必会随着“实践”本身的变革而相应地变革自身。与西方观念不同，中华民族文明传统没有“形而上学狂热”，换言之，中国主流文化并不以某种亘古不变的至高存在为追求，即便“天”是观念的合法性保证而“仁”亦是“圣人道德”的第一要义，但无论是“天”还是“仁”，都没有得到以“体系”和“推理系统”为“保障”的规定性，而是始终以问题意识为引导，面向变化的问题而改变自身的内容，并非以一个“大全同一”的体系为追求，企图以其“统摄”自然与社会。因此，即便存在着单一性、片面性问题，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中，中华文明亦能在保留传统观念基础的前提下塑造和衍生新的文明。“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在“救亡图存”的第一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变革中，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亦能够在转化和重构中服务于新的革命实践，因而其作为“传统”也并非尾大不掉而需要全然消灭的，相反，从特定角度看，这种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也正是深厚的“实践底蕴”，发挥着自我改造和批判发展的内在有机作用。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内容的“直接养分”，同时也是其内容的“生成动力”，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是客观地存在于其观念体系和历史进程之中的。
2.原创性、时代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落脚点和关键点在于“中国自主”
以“中国自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落脚点和关键点为其原创性和时代性发展提供保障，“中国自主”一方面在于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在于核心特色。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要以马列主义作为文艺“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的“思想建党”意识，并进一步阐释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立场，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些论断深刻表明，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引领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势必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势必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唯有在“两个结合”的思想导向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够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自主”的特质。这意味着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然在实践中证明了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则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保守主义”并不必然联系，“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亦是内在对立。在这一问题上，既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来否定“中华文明”的“落后性”的思潮，也要反对以“中华文明”的“民族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的观点，化对抗为融通，在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耦合点中创造有机统一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引领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此同时，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增强也突出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时俱进、先进引领的特质。就客观条件而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世界性流通，使各民族都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国际性的统一，这既为近代中国带来了灾难，又使得近代中国被强制性地融入世界发展总体状况，并促使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积极探寻救亡图存之路，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就主观条件而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举措。这两个条件都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其所应对的对象层面而言，已经不具有单一的民族性和单一的发展脉络，而是在广阔的世界民族之林和丰富多样的人类思想宝库中寻求滋养。“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参照，发展、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塑造、丰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开放包容的视野下，以全人类的历史视野，为中国注入时代智慧，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唯有如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够在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机遇和挑战中建立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增强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关于自主性的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落脚点和关键点依然在“中国自主”，而不是抽象的“普世体系”，这意味着必须以“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盘”“领航舵”，始终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融汇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立足新时代中国任务，回答新时代中国问题，旗帜鲜明地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3.系统性、专业性：以“系统思维”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建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充分体现了系统性、专业性，以“系统思维”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建构，将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与平衡性充分展现，显示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特质，这种特质集中体现在系统自觉性、系统完善性、专业针对性和专业内涵性。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界在一定程度上走过“弯路”，出现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术思潮，出现了系统性的失调，盲目推崇西方“先进理论”，对其不加批判地引入与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消极现象，“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在学术与政治、开放与底线之间划定了界限，事实上突出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的性。“话语权的实质是思想统治权，因而丧失学术话语权必将直接危及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至政权本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主张“中国自主”，其问题意识在于摆脱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尤其是“普世价值”和“抽象人性论”盛行的学术思想状态，从中国式现代化出发，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因而是具有明确目的性诉求和意识形态主张的知识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讲清楚系统的核心就必须充分澄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消解这一意识形态导向的自由化思潮，增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底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明形态要发展完善、行稳致远，归根结底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明确的目的、目标和服务对象来规定并扩展自身。“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包容性、普遍性与契合性异曲同工。“全党”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先锋队、领导权层面的强调，“全国”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层面的强调，“人民”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能动的生产生活实践的精神动力和观念指导的强调。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同“中华民族文明”这个概念密切融通的，具有内在层次性和普遍性、客观性和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必须牢记“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的重要论断，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注入批判性、针对性和防范性，坚决反对以“科学性”“客观性”消解具有“导向性”“目的性”的“去意识形态化”主张，坚决同错误思潮斗争到底，从而将系统自觉性和专业针对性提升到新高度。系统完善性与专业内涵性亦是充分呼应、互为关切的。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专业性，就需要重点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学科为引领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五路大军”的专业力量，将宏观政治学术工作落实到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学术体制建设等具体措施上来，落实到基金项目、科研评价、经费资助、人才制度等现实关切上来，共同形成有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人才氛围塑造和智力支持保障。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上，最为关键的是“传统”与“当代”、“特殊”与“普遍”、“主观”与“客观”的融通问题，对于这些范畴，必须以辩证统一、有机建构的方式予以考量。
1.理论路径：在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中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以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作为其理论路径，而要处理好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注重理论建设，把握思想导向。
第一，坚持贯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形式，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的整体；作为内容，则是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一元性指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性地位为指导，而不能被其他形形色色打着“兼收并蓄”旗号的思潮、立场所取代；多元性指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从多样性的理论资源中汲取营养，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反哺己身。“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表明，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丰富内涵的研究，也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贯彻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理论路径上明确其内容层面的主次、关系、矛盾、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丰富当代文明成果中保持政治定力，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领导中国思想文化界正确发展。
第二，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话语中介和思想资源，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大众化、普及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想进一步激发其自身的普遍性潜能，就需要通过大众化、普及化进程将之从传统的研究机构中“解放出来”，使之不再为少数群体所垄断，而是深入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去，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客观普遍的文化自信。要实现这一点，就要通过日常语言将艰深晦涩的理论逻辑和学术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话语，打通学术界和民间的隔阂。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渗透在人民群众生活当中的、早已融入其观念和表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中介。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研究，深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物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等研究，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好中华民族独特文明标识，传播和弘扬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转化和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之在“形神兼备”中促进当代中国理论建设与发展。唯有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定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容规定性，才能弥合“古今中外”之矛盾。
第三，加强原创性理论建构与研究，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和深刻历史性关切的当代中国原创性学术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就要求克服两种对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错误态度：其一是用“以西解中”的方法为主导，在现象、观点、话语、论题上紧跟西方脚步，这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其二是以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对待一切理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不加辨别、不加研究地随意阐释、任意发挥，使之庸俗化、偏离化，以突出阐释者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意识让渡出去，后者则在这一意识的狂热状态中将自身重新降格为特殊性或抽象的普遍性而难以实现真正的观念感召力，也就无从树立起文化自信。唯有在“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以中国现实为考量，以中国人民真正关心的论题为对象，在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符合时代主题、潮流和关切的原创性理论，才能为“解决问题”服务，才能将理论研究成果同人类历史相统一，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当代中国的智慧成果。
2.实践路径：在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中完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以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作为其实践路径，而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融合，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动员社会各主体广泛参与。
第一，为知识分子这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主体提供政策支持。相关部门要着力“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塑造一批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思想先进、学术视野广泛的知识分子群体，引导其自觉投入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上来。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等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力量的重要论断，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要素同社会发展总体格局和整体趋势、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结合的当代，知识分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充分引导知识分子加强对其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整合、发展与创新，使之将自身的研究工作同中国发展方向、中国人民事业结合起来，主动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挥力量，主动动员老、中、青三代学术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富有层次性、创新性、传承性的时代活力。
第二，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学术界“主阵地”应自觉承担起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政治和学术任务，筹集专项资金，设立专项课题，组织各学科、各领域研究人才投身其建设实践中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为高校是否参与、怎样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中国知识”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形成的机械性总和，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以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据的有机统一体。对于学术界“主阵地”的工作开展而言，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自发性的“努力生产”，更需要自觉的“奋力构建”，要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觉悟推进知识融通、观念整合和体系完善，担当起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的伟大使命。具体而言，高等院校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时代指引，自觉地吸收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强化其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务上的智力支持性、视野开拓性和理论敏感性；党校（行政学院）应当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思想理论战线、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和思想航标，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指导下，坚持干部培训有纪律，同各种错误思潮展开广泛深入的理论斗争，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本清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守正创新；部队院校应当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尤其重视对社会思潮、网络舆论、信息霸权等议题的关注，坚决防范境外意识形态和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观念渗透、价值同化，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守好政治边界，提供安全保障；科研院所应当坚持理论原创性与社会服务性的统一，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广泛吸收各学科领域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我国自主的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为国际议题设置和话语引导提供充足的思想武器和长足的持续动力，又要“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关切、人民群众关切、生产生活关切，增强知识成果的社会服务和实际转化，成为国家智库、群众智库、学界智库，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强大的动力效能；党政部门研究机构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自觉强化对党政部门关切对象的问题意识、对国家大政方针所指问题的聚焦意识、对“两个大局”的全局意识、对思想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意识，强化决策咨询作用，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政治意识、政治底线、政治尺度、政治引导。
第三，利用网络新媒体引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走向人民群众总体性再生产。要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作为未来统战工作重点对象，正是出于对新科技要素、新宣传要素的考量。互联网已经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是主流意识形态和自主知识体系直接面向人民、影响人民的最基本、最重要媒介。毛泽东提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倘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就无法真正从“内因”上渗入中国社会各方面，无法真正从总体上发挥为人民群众新时代共识凝魂聚力的观念合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全党全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创造生成的文明新形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样是全党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共同成就的结果，而网络新媒体则是将这一“知识体系”与人民群众相贯通、相融汇的直接渠道。“和革命时期不同，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直接面对理论，因而即便是彻底的理论也还要经过转化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因而，社会各主体要积极运用新媒介形态，鼓励有关部门在互联网平台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鼓励学者、研究人员在互联网平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大众化、普及化，使之真正成为人民关心的重要议题，在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中促使其实现内在的运动和再生产，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人民的事业，从最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源源不断、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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