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本质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会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当代西方数字资本问题，发现数字资本通过数字生产资料的采集占有、数字商品的生产流通，将数字资本积累的增殖链条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体系。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家依托数字平台、垄断数字技术，将数字劳动者嵌入算法主导下的生产体系，无偿占有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数字资本的生产与积累。伴随数字资本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显现出个别平台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形式上等价交换与实质上隐蔽剥削的矛盾、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者对抗性分配矛盾、国家间的数字资本收益分配不均矛盾，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等具体形式。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衍生出数字平台生产相对过剩与数字金融投机下的经济停滞危机、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下的社会对立危机。
【关键词】西方数字资本 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潜在危机
作者简介：徐景一（1979-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在21世纪，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数字资本占有数字资源提供新的基础框架，数字平台为数字资本的生产流通提供新的组织模式，数字劳动为数字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提供新的剥削方式，“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资本积累的新途径”。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新资本积累形式——数字资本积累的出现，没有改变马克思对于资本积累问题实质的把握，即资本积累程度加深会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矛盾激化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框架，以当代西方数字资本问题的动态变化与演进机理为研究对象，梳理西方数字资本积累基本过程，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具体形式，阐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领域相互交织的潜在危机具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因此，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
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积累—矛盾—危机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依据积累—矛盾—危机的基本逻辑（见图1），以揭示资本积累的内涵实质与一般规律为逻辑起点，梳理资本流通过程解开资本积累实现的秘密，阐述资本积累程度加深会持续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
1.资本积累的内涵实质、实现过程及其一般规律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出发，梳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阐明了资本积累的内涵实质，“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源泉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资本家决不会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作个人消费，在扩大再生产中，资本家会留存一部分已经实现了的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成为“直接积累的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在更大的生产规模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实质表现为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只有在扩大再生产中，隐藏在等价交换原则背后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夺占有规律才会暴露出来。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追溯资本流通过程，指出资本积累的实现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性活动，此过程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生产出的蕴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只有回到流通领域出售转化为货币，剩余价值才能实现。产业资本依序经过三个阶段的流通阶段，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形式。其中商品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待售商品，商品是部分出售或全部出售，将影响能否顺利实现剩余价值或能实现多少剩余价值。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实现的剩余价值被用于扩大再生产时，形成了资本积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职能资本、产业后备军、现役劳动军之间存在着层级对立的逻辑关系：第一层级是职能资本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立。职能资本能力规模的积累伴随着无产阶级绝对数量、劳动生产力产业后备军的积累。第二层级是无产阶级内部竞争与职能资本的对立关系。无产阶级内部竞争，即产业后备军一极是失业与贫困，现役劳动军一极是过度劳动，产业后备军越贫困，施加给现役劳动军的就业竞争压力就越大，迫使现役劳动军更服从于资本的摆布，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越重，越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这种层级对抗性分配关系就是资本“财富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2.资本积累程度的加深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深化中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一，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个别资本家竞相应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从社会生产整体角度，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安排使相互联系的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在生产计划布局层面被分割、断裂，这使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第二，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这就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趋势进一步扩大，受资本家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从整个阶级来看，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第三，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产品的出售。如果商品没能顺利售出，那么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无法得到实现。而商品的出售又取决于市场和“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资本家在积累过程中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增殖，不断地把可变资本的表现形式即工资控制在维持积累顺利进行的最低限度，这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消费力的发展空间，矛盾也就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3.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而引发危机的各种直接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深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在现实的生产、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表现为利润率，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提升竞争力，资本家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家们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增加资本量来延缓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值”。从资本必须执行职能和自行增殖来说，一部分资本必然闲置下来，形成过剩资本。资本过剩包含着资本的生产过剩，“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矛盾，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和贫富两极分化，致使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资本主义的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相应资本积累的规模扩大，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的过剩人口不断增加，“积富和积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它不仅在分配上造成了两极分化趋势，而且在流通中造成了普遍的生产过剩。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日益落后于资本的利润增长。工资和利润分别是社会消费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当社会消费的增加落后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达到一定规模时，消费相对于积累的巨大缺口就会导致市场供求的严重失衡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数字资本积累的基本过程：前提—生产—流通
数字资本是主导数字劳动生产和数字商品交换的过程以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资本新形态。与19世纪的机器一样，数字技术本身不能实现价值增殖，但改变了价值创造和增殖的形式，21世纪的资本虽以数字形态出场，但未改变其资本积累问题的本质，即数字资本仍然是以数字劳动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核心载体和增殖场域，以数字商品为主要流通方式，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无限积累。
1.数字资本的生产前提：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
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直接、暴力手段对本国和他国劳动者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而数字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和技术合谋以实现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剥夺，不同之处在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这一过程以更隐蔽的形式进行。
数字平台通过提供免费服务，在短时期内吸引和聚集用户，并且以同意授权、功能绑定的方式，对其在线搜索、网页浏览、点赞评论等数字轨迹进行收集整理，攫取和垄断呈指数级增长的用户数据，对数据的筛选和占有也成为平台的专有权力。数字平台借助机器学习和智能算法的深度加工，将用户零散的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规模数据，这意味着一般数字资源只有经过数字平台的生产，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流动和交换，以此将分散用户的数据所有权整合到数字资本家手中，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和利润源泉。数字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剥夺占有，使生产资料进一步与用户的数字劳动分离，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提供前提。
2.数字资本的生产过程：数字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
数字商品生产过程主要涉及信息、服务、制造产业中数字媒体的生产和使用相关的工业和信息劳动。基于特征各异的平台技术形式与用工模式，数字资本控制数字劳动和生产过程，实现数字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数字劳动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管理为控制形式，实现劳动按需精准匹配的劳动新形态。当前较为典型的数字商品生产与劳动过程体现为：社交/内容型数字平台，数字资本提供劳动工具，数字技术是辅助材料，数字资源是生产原材料，数字雇员和数字用户是劳动力。数字资源是由数字用户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被数字平台无偿占有，通过雇佣数字技术工人对数字资源进行分析整理，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数字商品。因此，剩余价值是由数字用户和数字雇员共同创造的。数字用户的劳动为平台积聚大量数据，数据经过专业技术工人的分析整理后，形成具有描述性和指向性的数字商品，打包出售给生产商和广告商，赚取剩余价值实现数字资本的增殖。例如，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上的数字用户进行内容创作、发表评论，谷歌（Google）网站上用户搜索浏览等行为，等等。
众包劳动型数字平台，资本通过改变数字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基础实际地控制劳动过程，无限延长众包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数字资本通过“核心—边缘”的网络化生产组织形式，使数字平台占据核心地位，数字平台只需要联结用户、劳动者和供应商，凭借对数字资源的私有权，应用算法技术调度数字劳动，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数字资本将平台劳动过程设计成“赶工游戏”，借助智能算法主导游戏的“任务分配、监督管理、绩效考核和非雇佣化无酬劳动”,使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适应“赶工游戏”，数字资本制造同意、消解反抗，从强制和同意的结合中确保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家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再次纳入资本积累过程，数字资本积累的范围延伸至个人消费领域。数字劳动者的消费时间不断转化为数字商品的再生产时间，数字劳动者的消费资料不断转化为生产资料，通过与自身劳动相结合即“生产消费合一”，实现剩余价值的再生产。此外，西方数字资本通过投资于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关键部分以获得垄断地位，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资源和数字劳动的掌控，进一步地把数字商品的再生产拓展至全球范围，实现加速积累。
3．数字资本的流通过程：数字商品的流通
数字商品资本循环是从凝结着剩余价值的数字商品投入市场全部出售，数字资本转化为货币形式，再购买生产资本重新投入生产过程，实现资本增殖，最后以数字商品的形式继续回到资本循环之中。在马克思所指的“惊险的跳跃”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取决于市场、依赖于数字商品的顺利出售。数字商品不仅作为最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凝结数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且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到流通过程中分割职能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在数字商品的价值运动中实现了对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分割与压榨。
第一，数字商品进入生产领域，数字资本利用高效精准的市场分析数据不断精准、优化生产经营策略，为商品生产搭建快车道，降低生产盲目性，加快对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夺。在此基础上，产业资本让渡一定的产业利润给数字资本。第二，数字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数字资本利用定向化的广告信息，不仅细分消费者群体而且精准捕捉和预测了消费者的需求和习惯，缩短商品的流通过程，节约流通费用，促成剩余价值快速实现，在此过程中商品资本让渡一定的商业利润给数字资本。基于数字平台，通过出售数字商品，数字资本进一步剥夺了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实现了价值增殖。第三，数字商品进入交换领域，数字资本和货币资本合谋在深层次上压榨了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凭借近乎零边际生产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等优势，数字平台吸引大量货币资本投入，生长转化为形塑市场交换关系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交换的双边市场和中介组织，数字平台实质是市场交换“守门人”（交易中心），即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依附于数字平台才能确保利润（剩余价值）实现，因此必须接受数字平台的利润分配规则，即数字资本削弱职能资本对于利润（剩余价值）分割的议价权力，最大程度压缩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利润空间，例如从全球层面看，消费者、零售收入因亚马逊电商平台强大的议价权力转向、汇集到亚马逊总部，随之供应商、生产商也成为依赖平台的企业，说明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大部分利润被转移到数字资本和货币资本。不止于此，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金融投机数字化与数字平台金融化，意味着货币资本与数字资本交叉持股、相互扩张，加剧了数字资本的积聚与集中。
三、数字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数字资本家作为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的私人占有者，与生产资料组织社会化生产相矛盾。数字资本家是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中，通过对数字资本、数字技术、数字劳动的组织管理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积累。随着数字资本积累的深化，数字资本家通过新的技术基础和平台垄断组织，重塑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使基本矛盾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具体形式和存在特点发生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
1．生产环节：个别平台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个别数字资本家依托数字平台，通过算法管理对劳动者实施全方位监控和隐形控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众包、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模式延长、扭曲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规避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责任，降低企业用工和生产成本。这说明在数字平台网络化生产形式中，个别数字资本家依托算法技术，通过垄断技术分工和生产组织的权力，能够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但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数字平台在核心业务基础上多元化布局，构建与扩充数字平台生态圈。在数字平台生态圈中，由于个别平台垄断、信息壁垒、竞争手段多样化等因素，头部平台企业为抢占数字资源、圈占数字用户，故意压低产品价格，提供免费的同质化服务，破坏市场竞争，导致小平台只能嵌套依附于占主导地位的头部平台生产网络中以生存发展，个别平台生产有组织与混乱的大小平台嵌套型无组织生产体系构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2．交换环节：形式等价交换与实质隐蔽剥削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
劳动力商品和数字资本的交换是在数字平台媒介上进行的形式等价交换。零工平台充当市场中介和消失的雇主，数字劳动者根据平台发布的任务，以众包方式提供劳动，通过平台获取一定的计件工资，表面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实则掩盖了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在零工经济模式下，貌似数字资本并未直接与数字劳动进行交换，资本家也并未占有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实质上平台依托数字技术不断压低劳动力价格；而陷于数字鸿沟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被平台通过抽成和收取服务费中介费的形式占有。数字资本作为“看不见的雇主”，隐身于算法技术之中，在劳动过程中应用意识形态规范、技术监控、管理策略等形式对劳动者的控制、剥削呈现出碎片化、隐蔽化与深刻化的特点。
作为价值交换的双边市场和中介组织，数字平台占据商品交换的中心位置，也是决定着职能资本所包含剩余价值实现与否的市场“守门人”。数字资本家对于数字商品的绝对占有和数字平台的绝对控制，使得传统职能资本家不得不依附于数字资本家，形成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支配—依附”关系。以此关系为基础，数字资本重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位于引领和支配其他职能资本的基础性地位，影响和引导着其他产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在工业、教育、医疗、能源与金融等产业领域扮演创新基础设施与协调资源的角色，例如工业物联网平台：西门子工业云平台（MindSphere），教育平台：技能分享（Skillshare），医疗平台：共享医疗（Medicast）、苹果健康（Apple Health），能源平台：太阳城（Solarcity），金融平台：贝宝（PayPal）等。基于其所有的结构性霸权和基础性秩序框架，数字资本家对传统职能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进一步掠夺，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
3．分配环节：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者对抗性分配矛盾、国家间的数字资本收益分配不均矛盾
分配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技术加持下数字资本主导利益分配格局，置身于数字鸿沟中的劳动者收益在此格局愈发显现出“马太效应”,资本积累伴随着相对贫困的积累。数字资本家强制占有劳动者创造的数字商品，以此剥削和控制劳动者，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对其自身来说成为异己的存在物，数字劳工的异化劳动促进数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均，无论是数字雇员生产的数字商品，还是数字用户产生的使用痕迹，都被数字资本家以极低价格甚至免费占有，这些数字商品并不属于数字劳动者自身，经过平台系统的大数据分析，成为需要劳动者付费的有价数据，数字劳工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贫困，数字资本家剥削占有数字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与数字资源，与相对贫困的数字劳动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分配关系。
西方数字资本积累与垄断导致国家间数字资本收益分配不平等。伴随着超级平台企业的野蛮生长，垄断不再局限于一国的某一行业或部门之中，而是通过上下游关系延伸至全球社会生产体系，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各个行业领域之中，以此为基础，西方数字资本全球积累进程也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凭借数字技术优势，精心构筑“带围墙的花园”，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资源被圈占，形成了数字资本独享的数字流和数字池。同时，西方数字资本凭借垄断优势，通过操控数字劳动标准，设置技术壁垒，垄断数字资源，在全球数字利润价值分配链条中占据主导作用，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靠廉价的数字资源和数字劳动力的输出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国际数字收益逐步向西方数字资本集中。西方数字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扩大了全球的数字鸿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数字收益分配矛盾。
4．消费环节：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
数字资本不仅重塑了数字劳动过程，而且通过产消合一的数字劳动重塑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将其纳入资本循环之中。在数字劳动中，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是在同一个过程所具有的二重性中体现出来的，用户加入数字平台进行个人消费的同时也为平台提供数据和内容，使其消费的过程同时成为数字的生产过程，这类用户被称为数字产消者。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新变化，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却加深了劳资之间的矛盾。首先，数字产消者对数字资本家的实际隶属不断加深。数字产消者的消费时间和消费资料都纳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消费时间转变为数字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消费资料进一步转变为扩大再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而与劳动者相分离。正如哈里·克里弗所描述的：“资本试图以自身利益塑造所有休闲或空闲时间以及活动。因此，我们不是自动将闲暇的‘非劳动时间’视为空闲时间或与资本完全对立的时间，而是被迫认识到资本已经试图将这些时间整合到其积累过程中。换句话说，资本试图通过建立社会工厂来将‘个人消费’转变为‘生产性消费’”。其次，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再生产纳入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数字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劳动者的消费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然后和自身劳动相结合创造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数字平台无须投入生产资料，无须向数字用户支付工资，资本家将资本积累过程所需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加重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加剧劳资矛盾冲突。
四、数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潜在危机
数字资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的具体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加、发酵和强化，会衍生出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再生产停滞、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相互交织的潜在危机，进而威胁到数字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内在悖论。
1．潜在的经济危机：数字平台生产相对过剩与数字金融投机下的经济停滞
生产与消费的暂时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只要数字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不变，生产和消费之间始终存在一定差额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数字用户的免费劳动被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用户的数字消费也被进一步纳入资本积累过程，这就使得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成为不可能，普遍的生产过剩始终存在，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化背景下，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脱实向虚，阻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产生数字金融投机风险与经济滞涨等潜在危机。
数字平台生产过剩表现为掠夺式数据生产与全行业生产扩张。数字平台对用户数据搜集、数字劳动过程监控进行掠夺式生产。物联网、智能感应装备、云储存等技术使个人信息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数字平台凭借数字技术垄断优势，独占、提取、分析和处理海量数据，拥有控制全局的“上帝视角”，将用户和劳动产生的数据变为可持续的经济收益，如优步的上帝之眼（God View）应用程序可以轻易追踪到曾经使用过约车服务用户的所在位置，肆意攫取用户数据，进行掠夺式数据生产和资本积累。数字平台通过开发新业务与全行业扩张，基于跨产业垂直整合等方式对强相关领域和未来蓝海产业进行布局，将不同生产主体纳入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生态圈以建构超级数字平台。例如，全球最大的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基于物流基础设施（Fulfillment by Amazon）和网络基础设施（Amazon Web Services）两大核心业务板块，将业务扩展至电商零售、云服务、广告出版、消费终端、金融支付，其业务范围扩大到数字经济、科技研发、金融借贷、实体经济等领域，数字资本实现对各行业剩余价值的超量剥削。
数字金融投机风险表现为数字平台估值积累模式产生平台垄断、资产泡沫的潜在危机。数字平台估值积累模式是数字平台基于金融投资逻辑，其资本积累集中、生产扩大的直接目的是形成平台垄断后实现资本市场金融估值最大化，“投资者并不是基于Alphabet（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的经营风险而对它们给予了高溢价。他们看重的是这几家巨无霸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是否持久，以及网络效应与数据库规模是否能够最终让它们站上市场之巅，赢得垄断利润”。2020年12月至2022年4月，美国M2从19.12万亿美元增长至21.73万亿美元，信贷资本积累速度持续加快。基于垄断利润的预期，数字平台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制上市等形式，成为大量盈余或者过剩资本集中的最终出口，虚拟化推高数字平台资产价格。2022年5月，福布斯公布全球2000强科技公司总市值为15.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股市市值的15%，其中美国拥有72家企业，远高于其他国家。公司市值全球排名第一的是苹果公司（Apple，2.6万亿美元）、第二是微软公司（Microsoft，2.1万亿美元）、第三是谷歌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1.6万亿美元），这3家公司市值总额占2000强公司市值总额的比例为40%。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相结合，使数字平台垄断趋势扩大，数字平台不再满足于作为中介参与数字生产过程为数字资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是转变为数字资本的投机活动载体和金融资本投机场所，这就使得金融风险不断加大。数字平台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潜在薄弱环节，难免重蹈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投机泡沫破灭的覆辙。
撕下罩在数字资本主义身上高科技高生产力的面纱，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显现出经济停滞衰退的现实，表现为债务飙升、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等。美国国债从2019年12月的23万亿美元飙升至2021年3月的29万亿美元；2020年3月9日—18日，十天内美国股市暴跌熔断4次；2020年GDP跌幅达到3.5%，创1946年以来新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组合创新，在模式识别、智能装备、预测分析等方面迅速发展，导致产业升级之后大量体力和脑力相关程序类工作被技术替代的不可逆现实，这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是低就业的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则放大了数字技术失业危机，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4月的14.8%高失业率验证了这一观点，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至8.6%，通胀指数创下40年以来最高水平。
2．潜在的社会危机: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之下的社会对立
数字资本积累服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数字资本财富急剧增加与劳动者贫困持续加重导致当代西方社会尖锐对立的社会危机。
资本积富、劳动积贫，是数字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摆脱的桎梏。数字平台作为网络生产组织的中心，凭借着平台垄断和算法技术，决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链条的底层逻辑。数字平台生成的巨额利润流向数字资本家，数字用户与数字劳动者一无所获。2022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前十名中，美国数字资本家占据半数：第二名是杰夫·贝索斯（亚马逊公司创始人，1710亿美元）、第四名是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1290亿美元）、第六名是拉里·佩奇（谷歌公司创始人，1110亿美元）、第七名是谢尔盖·布林（谷歌公司创始人，1070亿美元）、第九名是史蒂夫·鲍尔默（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914亿美元）。与数字资本野蛮生长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劳动力总人数中零工工人所占比例从2018年的34%增长至2020年的43%，零工就业劳动者多从事数字平台劳动，陷于低收入不稳定的经济社会动荡中。2021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对于美国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T USA）、众华（CrowdFlower）、点击者（Clickworker）等微任务劳动众包平台的调查发现，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数字平台规避劳动法律和社会责任，致使平台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保持较低水平，劳动者有健康保险占比61%、工伤保险21%、失业保险16%、有养老金35%；微任务平台劳动者的时薪4.5美元也远低于美国联邦最低时薪7.25美元的标准，考虑到有偿工作时间（实际工作）与无偿工作时间（寻找任务、获得资格证书、与客户交流并评论、最终没有提交的无报酬的工作任务），每小时收入则降至3.3美元。数字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也是美国财富分配格局的缩影。截至2022年第1季度，依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家庭收入水平与财富百分比数据计算，最富有的1%美国人净资产总额是44.92万亿美元（占财富总额31.8%），最贫穷的50%美国人净资产总额是3.92万亿美元（占财富总额的2.8%）。
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剥削性生产关系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导的财富分配格局决定资本主义“支配—被支配”的社会结构。同时，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壁垒强化经济分配不平等关系，加速技术财富权力集中，数字鸿沟、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造成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就业岗位流失，附着在产业结构变化之上的中产阶级规模快速萎缩，资本主义社会向“沙漏型”两极社会形态转变，引发新的社会、民主危机。近年来西方社会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阶级对立）、“弗洛伊德”事件（种族对立）、美国国会暴乱（政治对立）等社会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映射出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社会上的阶层隔离已经扩散传导至政治领域，美国越来越陷入两极对立的社会危机之中。
五、结语
21世纪步入数据时代，数字作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资产，成为资本竞相掠夺的目标资源。数字资本基于算法技术和平台组织，实现了对数字资源的剥夺占有，在推动数字资源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深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加扩大累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以新的具体形式呈现出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更大的范围只会以更普遍的经济、社会危机形式得到强制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
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在批判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应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2012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发挥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新的经济形态需要良好的制度支撑，我们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收益共创共建共享；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释放数字技术对解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长于宏大叙事，关注抽象理论研究，更善于对现实问题的本质解析。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但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问题分析依然具有非凡的透彻性和预见性。本文应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研究框架，分析了技术变迁背景下数字资本积累问题及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潜在危机的作用影响，这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温旭：《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2]蔡玲：《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在逻辑——基于〈资本论〉的理论考察》,《江汉论坛》2021年第1期。
[3]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4]周文、刘少阳：《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