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及其相互作用的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化的经济思想。这一经济思想以改革为动力，升华了整体性的社会再生产经济理论，为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具体而言：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生产理论；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构建“两个同步”的分配理论；提出发挥流通体系的基础性作用，创新畅通“双循环”的流通理论；提出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创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消费理论。这一系统化理论贡献深刻总结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经验，有利于积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以高质量发展成效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社会再生产 新质生产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 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张杨（1985-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8）。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论述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强调整体性研究和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关注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研究。这一整体研究和具体分析既体现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又体现出生产的单方面形式也受制于其他3个环节。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其中，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处于支配地位，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对生产又有反作用。由这些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环节顺畅配合、相互促进，才能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把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再生产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思想，其“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出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性特征，也体现出在系统内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理论，更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系统性理论，需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关系的理论贡献来综合理解。
一、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生产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明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发展要求。促成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体现出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创新实践探索，其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顺应数字经济新形态的生产力变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时代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标准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为分析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的代表。恩格斯指明：“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与庸俗经济学把分配提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首位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不是某种抽象且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为，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进行。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形成了新的生产力理论，并结合社会再生产的新时代条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1.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理论，丰富并发展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和革命性作用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他高度重视促进创新增长和数字经济发展，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让数字技术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等。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经典作家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出发，根植于现实经济问题，聚焦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从应用土地、机器、原材料等传统生产要素向激发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要素活力的转变，是生产力构成的重大变革，其中科技创新所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经典作家看来，自由离不开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这种必然性的认识又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明：“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再从热到电气化的转化，再到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的转化，都彰显出巨大的生产力的飞跃与变革。
同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统一体长期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发展生产力离不开解放生产力即完善生产关系、离不开保护生产力即优化上层建筑与提升治国理政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经济思想重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影响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相应推进。”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统一体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避免脱实向虚，实现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命题就具有了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提升国际竞争和合作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型生产关系层面的内涵。
第一，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的巨大解放性革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正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践证明，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统一发展，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时代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一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将科学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将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和科学知识直接应用于经济建设，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同时，新质生产力本身也是一种“绿色生产力”，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就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需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第二，新质生产力着眼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优化，精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的发挥需要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其目的是“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同样“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在技术发展问题上，发挥工业部门的技术连带创新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然是增强整体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还指出：“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可见，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总体提高，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平衡与充分的。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历史性提升与飞跃，但也存在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坚持运用在全国脱贫攻坚战中所凝练总结的“精准的科学方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时强调，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他到广西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既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聚焦优势产业，打造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带动力的支柱产业，又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把广西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这一系列聚焦区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了中国经济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2.提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生产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探索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中研究产业发展、资本运动等现代生产规律，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和技术根基。
一方面，对于产业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其目的是构筑起既遵循产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物质支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从职能资本到非职能资本、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物质资料生产到非物质资料生产的资本运动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到生息资本的“脱实向虚”过程。生产端的“脱实向虚”会造成实体部门利润率下降、就业问题严峻，有碍分配公平、阻碍流通效率、助长虚假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吸取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教训，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特征，其要求社会再生产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应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
另一方面，对于产业资本运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其一，两者的积累方式不同。马克思说：“新资本本身的进一步积累，不是取决于该资本的绝对价值，而是取决于该资本所掌握的劳动力、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数量。”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其中实体经济的生产资料数量、产品质量、劳动者素质是经济发展与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决不是重走“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道路，不再走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而是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来实现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其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政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区分资本的同时，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明：“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二、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构建“两个同步”的分配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并在“完善分配制度”中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这些相关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与分配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并凸显出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与之相对，庸俗经济学常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割裂或并列起来，认为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起着首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把生产与分配相并列的错误认识进行过深刻批判，强调生产的第一性。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强化分配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的首要环节，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强调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升分配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而且“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又因为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的份额，成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也只有确定构成生产的分配关系，才能自然确立产品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批判杜林对经济学的庸俗认识之一就是不理解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用“心爱的暴力”去解释分配。这种观点从生产和分配的两个相互割裂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财富，也就是说“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其错误的实质在于通过否定分配方式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辩护。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的本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分配及与其他环节相互作用”的重要论述从以下方面对分配问题进行了守正与创新。
一方面，生产和分配是经济活动中紧密相连又相互影响的两个环节，就分配而论分配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列宁在1921年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指明，“不能认为只要分配得公平合理就行了”，而应当考虑到分配同样也是“提高生产的一种方法、工具和手段”。因为公平和效率是共促关系，所以在分配环节把“蛋糕”切好分好至关重要。同时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注重把“蛋糕”做大做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过程，需要完善制度、创造条件，稳步朝着目标迈进。
另一方面，导向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在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性系统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把生产力的变革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就使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现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人民立场的根本问题的内在统一。正如恩格斯指明：“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
我国改革开放前，党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重要论断。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阐释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立场。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创新性概括，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又激发了分配在社会生产中独立的反作用和桥梁作用，并彰显出交换方式对广义生产方式的重要促进与连接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这是把生产劳动与收入分配直接相联系，促进劳动者的机会公平，鼓励在劳动生产中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幸福生活。此外，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环节需要更加符合当代技术与知识的发展特点，并通过完善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增强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2.超越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局限，构建生产与分配、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向变动的“两个同步”关系
党的十八大在提高“两个比重”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同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实现“两个同步”，说明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论英雄，而是更加重视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等居民收入的提高，同时城乡居民收入需要与经济增长挂钩，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收益。与之相对，在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作用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商品价值量的降低进而使劳动力价值即工资下降，经济的增长却意味着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中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可见，分配的多与少、分配差距的大与小，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结构等。由此，把资本主义生产作为永恒的范畴，而把分配作为历史性范畴来考察，就会陷入古典政治经济学怪诞的陷阱当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意味着积累和积蓄的反比例关系。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活动的规模越大，生产方式越是资本主义的，产业利润中可以归结为‘薪金’的组成部分就越微小，产业利润就越清楚地表现出它的真正性质：它是‘超额利润’。”1863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附上了一张《经济表》，表中将产品价值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又将剩余价值分解为“产业利润+利息+地租”。它不仅包括生产过程，而且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分配关系，表明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关系。这些表不仅揭示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且揭示出资本主义各种收入的源泉仍是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恩格斯在为《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发行所作的导言中强调，随着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日益加速，“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工人相对立，生产的发展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造成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生产过剩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分配领域所坚持的“两个同步”能够构建并形成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相区别的生产与分配、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同向变动关系。
基于此，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者收入提升之间的同向比例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互促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这就指明了生产的变革对分配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和“脱钩断链”的新冷战思维下，南北收入差距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为汲取这一深刻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分配的公平正义相联系，积极推动“两个同步”。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恰恰同直接生产者本身的‘积蓄’和‘积累’成反比”。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产业经济的发展、生产率的提升是建立在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基础之上。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分配制度的重要论述所蕴含的“两个同步”正是着眼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提出发挥流通体系的基础性作用，创新畅通“双循环”的流通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完善流通体制，通过提高商品的内外部流通效率来增强发展动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流通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而不断提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商品一旦被看作使用价值的因素就使“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而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在社会的物质变换中起中介作用的是愈发频繁的商品形式变换。流通在本质上是以交换的形式所展现的，而交换同时又构成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重要中间环节。可以说，企业组织、不同区域与城乡之间的内外部生产过程都需要交换。而“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与此同时，流通对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反作用。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交换范围的拓展，有利于促进生产规模的增大以及生产分工的细化。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论述工业革命时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在马克思看来，纯粹的流通领域并不创造价值，也即资本价值停留在流通领域的部分越大，用于生产的部分就越小，“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即资本主义流通在总体上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在价值增殖的实现过程中有其极限。习近平总书记在丰富和发展上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和世界市场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流通对产业循环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区别了资本主义资本流通的矛盾和界限，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生产和流通统一的“双循环”“大流通”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提出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际经济联动融通的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把流通作为经济循环的“大动脉”，致力于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实现“商品物产大流通”，并从硬联通扩展到“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软联通。目前，流通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商品和要素流通更为顺畅。市场经济的畅通需要通过内外部的大流通来不停顿地推动产业资本在购买、生产和售卖阶段的有序循环。《资本论》第二卷指明，“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可见，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流通是包含直接生产过程在内的广义流通过程，是产业资本运动的起点和形态转化的必经过程。在此基础上，只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统一、“卖得掉”和“买得到”的结合，并以此来畅通经济循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与生产效率同等重要，其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通过扩大交易范围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可以说，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化“大流通”体系。
一方面，从经济史和时代条件变化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中论述了，法国等国家并没有因为英国依靠新动能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经济统治而放弃自身的经济优势，也没有“温顺地听任这一变化使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如，法国利用自身的传统工业品、奢侈品和工艺品优势，瑞士利用与英国相竞争的重要工业部门，德国利用关税制度来保护工业发展，美国同样在内战后意识到建立本国新工业的重要性。由此，恩格斯认为，在国际贸易加速流通的同时，一个民族要掌握自己的“天定命运”，“要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外国工业”。在我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高时的10%以上降至目前的1%左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并以此来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新竞争优势。特别是，推动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的内外部一体化流通体系。要言之，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与此同时，“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冷战结束后“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潮流，互通有无仍是时代主旋律，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各国经济联动融通”。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把交通的便利化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畅通流通的重要体现和重要前提。他强调：“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纵观世界历史，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帆影，到航海时代的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四通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也论述了在世界市场上轮船、铁路等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流通手段对英国工业和贸易所起到的空前促进作用。当今以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运载工具、无人机等为典型代表的交通产业新质生产力更加加速了社会再生产的大变革。其次，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积极促进“开放包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国际循环格局，反对“对立对抗、以邻为壑、‘小院高墙’”。2023年12月，他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说：“随着中越国际班列开行、智慧口岸启动建设，陆地边境口岸互联互通加快推进，荔枝、榴莲、火龙果等越南优质农产品大量销往中国，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也有力支持了越南制造业发展，促进了越南出口能力提升。”他还曾以中亚为例，强调“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因为“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作出中亚贡献”。最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生产力的大飞跃离不开商品、技术等有序流动。2023年10月，他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我国所主导的“大流通”彰显了大国在推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方面的担当。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现代化流通方式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催生了新的经济走廊，激发了新的增长动力。
2.推动形成以联动与互济、普惠与均衡等为特征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统筹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同时“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唯物主义历史观主张，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每一个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其也是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区别。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表现为利用全球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由此必然形成为少数人牟利的金钱至上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庸俗经济学不仅常把这种交换关系当作自然存在的自由市场关系，而且还公开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竭力追求垄断地位和统治力量的国家常常会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关系和谐的破坏者。如，最初否定国家作用的经济学家凯里就站出来抵制当时英国大工业的垄断与统治力量。而这种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会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马克思认识到，隐藏在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流通背后的是“再生产过程的总周期”，其中“包含有互相交错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和再生产等因素”。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在社会再生产相互交错的各种因素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看待流通问题，并致力于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来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
一方面，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新时代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是为了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生产与贸易的互联互通，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早已证明，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价值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由于商品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交换，劳动生产率更高、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更主动的一方在交换中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对外贸易扩大了一国的剩余产品能转化的形式和能用来消费掉的形式。”因为，“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吸纳力量和扩大程度”。如果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国家再利用本国的货币霸权来攫取产业利润，这一国家会因自身独占独享的垄断性金融权利，在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中巩固霸权地位。为了反对这种经济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强调，“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贸易战不可取，因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要言之，他长期重视，加强发展政策、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摒弃脱钩、断供、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消除贸易壁垒，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现世界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有效调节国内社会再生产，深化国际金融合作，统筹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只手”协同发力。在面对世界市场流通规律背后的内外部经济治理时亦是如此。众所周知，在合作的情形下，我国能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广泛开展经贸领域与调控政策合作，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在不合作的情形下，如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调控政策，会加剧世界经济衰退。我国基于货币流通规律所实行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能够在有效调节国内社会再生产、保障国内宏观经济的平稳有序的同时，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期，全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宏观政策中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和节奏，并以此成功克服了疫情的影响。他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这一思想把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交错的动态循环系统，强调社会再生产决不能长时间停摆。可见，只有恢复社会再生产秩序，才能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才能在分配端和消费端保障民生和社会稳定，并在“大流通”格局中积极主动地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只有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和外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双循环”关系，才能够更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统筹发展与安全，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提出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创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消费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推进优化供给和扩大内需，致力于打通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并把消费与生产、消费与交换相联系，发挥强大生产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强调：“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可以说，我国所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既不是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翻版，也不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再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对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足的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仅限于此，对生产结构的决定性及联动性作用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后者不惜用严重的通货膨胀来扩大投资以及用虚假需要来增加消费、刺激就业，其具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化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来阐释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并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关系与消费关系的认识，不仅坚持生产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消费会对生产提供内生动力。这就在消费中使劳动产品成为现实产品，使生产从价值的生产到价值的实现得以完成，并用新的消费方式创造出新的需求，有效地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综合动态平衡。
1.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出，我国社会再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中，消费已经成为发展的目的本身，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消费不仅是生产活动的终点，而且又构成整个生产活动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生产资料部类的新价值创造，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也要得到应有的补充，从而实现扩大再生产。因此，虽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是生产资料部类的优先增长，但是如果社会总资本在两个部类之间分配的比例关系出现失调、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结构上出现失衡，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人的消耗与支出还是生产资料的消耗与使用，都可以首先归结为生产性消费。进一步而言，生产与消费是统一的综合体。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及其规定性，也能创造需要，同时，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马克思以铁路举例认为，“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不仅产品在消费中才能证明自己是现实中需要的产品，而且消费还可以创造出生产的动力以及新的生产需要。特别是，面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的时期，需要加快培育新动能和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面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对华贸易摩擦等外部危机冲击，我国发展格局加速转变。特别是，基于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使生产发展、价值实现更多依靠内需拉动。国内大循环需要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所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与内需战略主导的国内消费能力相结合。我国市场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端都具备实现“双循环”的综合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从供给看，我国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从需求看，我国拥有十四亿人口，其中有四亿多中等收入人群，我国商品零售额即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今后还有稳步增长空间”。
2.加强生产与消费的有机结合和循环链接，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高度重视加强生产与消费的有机结合和循环链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第一，通过增加新质生产力下的有效供给来增强消费能力、培育新型消费模式。内需不足的根源仍是供给侧的生产问题、是生产方式的问题，需要努力通过供给来带动需求、拉动需要、刺激消费。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综合平衡的系统工程。在供给端，新质生产力的应用、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的多元化，可以为经济发展赋能，打造高成长、高估值的企业和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由此培育新的消费模式。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需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近年来，中国围绕“互联网+”，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打造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创造新就业岗位，并培育了新型消费模式。
第二，通过增加满足人民需要的有效供给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一方面，在根本上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以过度追求交换价值的资本需要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需要为中心，尤其是公共消费领域，注重满足消费者对产品使用价值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并通过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来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其能够增强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主导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我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庸俗经济学家们曾把一个民族的生产看作一个民族的消费，因此在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中，会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全部用于消费的利润、工资和地租的三部分价值。而马克思引用施托尔希的评论说，“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以此说明生产活动的支配性作用以及消费仅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来看，当不同部门生产的产品符合一定比例要求时，消费作为最终环节就能发挥再生产的起点作用，重新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而当社会范围内的生产以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造成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比例失调问题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社会再生产循环运动会难以为继。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有机结合、循环链接，来实现供求平衡。这既离不开在生产端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和能源产业，也离不开在消费端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并重，“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针，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主要特点，其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出治本良方，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
第三，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内需不足表现为消费问题，而原因在于扩大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问题。对此，需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丰富劳动者获得报酬的形式，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工农、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以此来充分扩大内需。随着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促进消费作出重要论述，强调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通过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等，使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
第四，发挥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双效机制。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目前，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新时代经济再上新台阶的过程中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为消费和投资一起拉动，我国从出口大国转为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大国。”构建拉动经济增长的双效机制也充分体现出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共同作用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在社会再生产的系统化经济思想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产理论、促进共同富裕和构建“两个同步”的分配理论、创新畅通“双循环”的流通理论、创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消费理论等创新理论，以改革为动力，准确把握了“生产”的革命性和规律性，夯实了“分配”的基础性和共富性，扩大了“交换”的联动性和普惠性，增强了“消费”的基础性和拉动性。可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性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凝练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总结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理论成果，其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围绕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出新特点新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自作用与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发展，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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