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邓小平对列宁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集中体现在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走符合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方面。列宁和邓小平领导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是世界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永恒财富。
【关键词】邓小平 列宁 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 生产力 党的领导
【作者简介】王中汝（197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0期，注释从略。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是帝国主义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邓小平没有见过列宁，但对列宁领导革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并不陌生。1926年，列宁生前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达到顶峰。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小平从法国辗转来到苏联学习，主修了俄语、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等课程。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都频繁地引用列宁的相关论述和思想观点，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学习邓小平关于列宁及列宁相关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列宁立足于新的时空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并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在长达70余年的奋斗历程中，特别是在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邓小平始终重视列宁关于科学理论、科学方法重要作用的论述，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1951年，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邓小平指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士的作用。”1960年，邓小平在向兄弟党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革命不断前进，建设也不断前进。我们运用了列宁的理论，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思想指导必须在前一步看到后一步，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做准备……搞社会主义也要想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身又分为几个阶段，要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不断地前进。”邓小平这里所说的革命阶段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科学理论是揭示规律的，规律是揭示事物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的。作为领导革命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才能正确判断革命与建设的客观形势，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推动革命与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列宁关于科学理论作用的重要论述与运用，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
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要求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列宁指出，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1950年，他在西南区工作时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57年，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根据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多次讲话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突出强调了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强调，“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守经济建设这个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当代中国创造性地践行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和邓小平的“根据现在的情况”，都是科学对待既有理论成果、切实做到实事求是的鲜明体现。依照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阐发，“‘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深谙列宁主义的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同样给予高度重视。他指出：“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1989年5月，他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如果把“本本”理解为教条化了的理论观点的话，邓小平1992年强调的“靠实践”“不是靠本本”，与列宁1920年提出的“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从文字表述到基本精神都高度契合。
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要求革命者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发展，尤其是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与特殊性。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注重把握事物发展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重大创新和突出贡献。邓小平深谙列宁关于“薄弱环节”的思想与据此展开的革命、建设实践。1963年，他就古巴革命胜利提出，“十月革命产生在当时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点，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锁链最薄弱的环节——俄国……中国也是帝国主义锁链薄弱环节”。1978年，邓小平再次谈到了“薄弱环节”，且进一步强调“薄弱”的具体情况也各不相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强调“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所体现的也是上述道理。事物发展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往往也是事物发展特殊性的体现。1917年的俄国和中国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薄弱环节意味着落后。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同时也意味着经济、社会与阶级矛盾集中。落后与矛盾集中的事实，恰恰是苏联、中国以及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进行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现实依据。
邓小平没有止步于“薄弱环节”这个客观事实，他提出：“为什么拉丁美洲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不是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是离美国比较近的古巴呢？……我们认为，革命成功光靠客观形势是不够的。具备了客观条件不等于能取得革命胜利。很重要的是主观条件，即正确的革命领导和正确的斗争路线。”也就是说，在社会领域，事物的顺利发展，单靠客观必然性的物质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作为主体的人或阶级尤其是先进政党的主体能动性。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与人民“奋起斗争”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拘泥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而坠入改良主义泥淖的形势下，列宁注重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高度统一，注重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自觉性、主动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关于革命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关系的见解，以及对列宁著作的引用，充分显示出他深刻领悟并践行列宁哲学思想的天赋与能力：“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
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以及抓住事物发展的薄弱环节、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作用等，是列宁和邓小平在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上的共同特点。正因为如此，科学理论才得以充分发挥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才有了坚实的科学方法论支撑，列宁和邓小平才得以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条件下缔造出举世瞩目、深刻改变本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辉煌成就。
二、走符合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
实事求是地把握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尤其是物质条件，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走符合自己实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这个真理性认识，在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都得到充分展现。
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即便面临相同的任务，由于时代特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的不同，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道路也势必有着各自的特点。1916年，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在1923年的《论我国革命》中，列宁批评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这些人“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看不到甚至没有想到“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这里的意思很清楚：直到他所处的时代，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与发展道路，被头脑僵化的人错误地看作“固定”道路；特定形势与区别于西欧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着俄国必然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发展道路；欧洲之外的“东方国家”，又有着区别于西欧国家和俄国的“特殊性”，无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势必显示出自己的不同于西欧国家和俄国的独特之处，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一条现成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度把苏联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鉴于此，邓小平提出了“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的任务，强调“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
遗憾的是，尽管1978年以前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邓小平强调“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然而中国并没有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探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走弯路的历史教训。1983年，邓小平指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能否根据自己的实际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既受特定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取决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共产党搞大党沙文主义、老子党，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身，对其他国家共产党发号施令。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主要体现在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就在不少问题上与苏联共产党存在着重大分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换言之，在思想方法上，还是犯了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
在革命成功之后，根据本国具体实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要求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列宁认为，存在纯社会主义形式，革命成功之后的俄国处在向这种“纯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尚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在实践中，列宁又提出“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无疑是“纯社会主义”在历史性的具体实践中的实现。列宁逝世后不到10年，苏联就废止了他曾强调的新经济政策，建立起禁止市场机制和包括个体农民经济在内的非公所有制经济存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于苏联的这段历史，邓小平非常熟悉。1985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92年，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是经济手段，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断，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也为因苏联模式失败而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振衰起敝、重新出发打开了无限广阔的理论空间。
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水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标志。鉴于俄国工业大生产落后、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现实，列宁晚年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1920年底，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面对随国内战争结束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列宁提出，“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在全党全国树立“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的风气，“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1921年3月，为了大力发展经济，苏维埃俄国开始全面推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被视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市场、商业、私人资本等发挥作用。1979年，邓小平从理论工作的角度指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1980年，邓小平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从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到逝世，邓小平从多个角度、用不同的表述方式，阐发过上述思想：1979年，他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984年，他提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992年，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
在现代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是关键因素。1920年，列宁提出，“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与列宁相比，邓小平更是进了一步，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这个论断后来被完善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首次。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科学技术的人的载体首先是掌握着各类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鉴于党内普遍存在的敌视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无知情绪，列宁1921年明确要求党内同志“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做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1977年，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普遍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列宁强调，“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1923年，列宁指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在新的条件下要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大力发展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包括10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决定》第9个方面是“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邓小平认为，《决定》“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之外，邓小平还在不同时期引用列宁的例子，来说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管理上实行责任制的重要性。1957年，邓小平指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强调搞一长制，应该说是好的，因为当时生产管理是极端混乱的，要强调集中，强调统一，强调纪律，在企业管理里强调一长制”。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邓小平对实行责任制的长期、持续重视，极大地支持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蓬勃展开，为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成功推进作出重要贡献。
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革命胜利之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发展经济，最关键的是发展教育和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人才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和邓小平的共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实现，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指出：“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邓小平也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革命与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根本政治保障。
三、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创建一个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并在这个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之一。列宁的党建思想及其真谛，在邓小平不同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与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
在短暂的苏联留学期间，邓小平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在应党组织要求撰写的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铁的纪律”与“绝对”服从，是列宁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在苏联留学期间，邓小平认真学习了《列宁论党》等著述，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各项工作。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60年，邓小平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活动和出版列宁选集、列宁有关论述集等问题，领导编辑出版了《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等论述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更是被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多次引用，用来阐发他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观点。
列宁奠定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创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是邓小平对列宁党的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1965年，邓小平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1977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时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外，邓小平还指出，“关于党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毛主席继承列宁，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邓小平的评价，突出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独特地位与开创性作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对该党的成长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毕竟缺乏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亲自领导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在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这样的国家，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时代提出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列宁领导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邓小平所讲的列宁的“完整的建党的学说”及“建党原则”中，民主集中制具有核心地位。民主集中制，是列宁领导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之“新”在组织形式问题上的显著标志。邓小平在1956年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在这篇报告的第三部分，邓小平集中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这里，邓小平使用“列宁主义”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了列宁创立民主集中制的贡献。接下来，他结合我们党建设的实际，从3个方面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阐发。一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来说是正常的，存在的主要缺点是“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二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在党的集体领导的实践中，必须坚决反对“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现象。三是领袖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历史岁月中，邓小平集中阐发了领袖的作用问题，提出领袖就是力量、领袖与集体领导不矛盾、要培养领袖和核心等重要观点。例如，1964年，他提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没有领袖和核心，就要培养领袖和核心”；1985年，他提出，“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等等。
邓小平还着眼于党的战斗力，从集中和民主的不同角度，引用列宁的论述深入分析民主集中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1965年，他指出，“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这个战斗力表现在党的组织是最高度的民主和最高度的集中相结合。要有高度的民主，但是没有高度的集中就没有战斗力。一定要照列宁所说的，建立有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的党。一定要有列宁所说的铁的纪律，否则党就没有战斗力”。1979年，邓小平指出，“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当然，正确的高度的集中的条件和前提，是高度的民主。没有高度的集中，就没有战斗力。缺乏高度民主的集中，是假的集中，同样产生不了战斗力。在民主集中制的实际运行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极端重要的。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中央，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修正错误。这样做，照列宁的话说，就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我们党是合乎这个标准的”。
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在1979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指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建成这样的党，根本上取决于能否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987年，邓小平提出，“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正因为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确保了党的正确领导，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90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会见了曾经与列宁打过交道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在此之前，从1981年开始，邓小平几乎每年都与来华访问、投资的阿曼德·哈默见面。在1990年的会见中，邓小平说：“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充分展现出邓小平谦逊平和的政治品行与博大开阔的领袖胸襟。16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先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耄耋之年不顾年迈发表重启改革开放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毕生所创造的历史伟业，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列宁在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帝国主义阶段，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中捍卫并卓有成效地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挫折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列宁的理论遗产和实践成果，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列宁和邓小平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和科学方法，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世界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永恒财富，需要后来者认真对待、倍加珍惜和永远坚持。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邓小平文选》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