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华文化主体性贯穿于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在文明萌芽酝酿时期奠基文化主体性根基；西汉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文化结构确立起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拓展文化主体性，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展现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危机，并历经了艰难的重构过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重塑和确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存在不少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并形成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 新时代
【作者简介】赵剑英（1964-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编审（专业二级），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100720）。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他强调，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大命题。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标志着我们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入学习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学习理解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体现在文化的本土性和原创性上，是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道德观、社会观等一系列的文化系统。其次，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性不断加强，在多种文化元素竞相发展的同时葆有文化主导性。最后，在不同文明体交流互鉴中，中华文化在开放中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但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展本民族文化，在开放包容中彰显了深厚的文化自主性。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同时，中华文明又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而形成多元一体、团结统一的巨大文明体。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主体性。“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来已久，贯穿于5000多年的文明史之中。
1.在文明萌芽酝酿时期奠基文化主体性根基
诸多考古证据表明：“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众多史前文明，经过文明“裂变”“撞击”“融合”，产生了大地湾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等众多地域文化支系，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满天星斗”的时代，成为中国文明的奠基时期。距今5000年前后，先民在认识与参与自然和社会活动中，“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逐渐形成“最初的中国”，呈现“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孕育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思想，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思想基础。其中，二里头文化是中原最早的核心文化，标志着中国由之前的无中心的多元化时代进入一体化、有中心的王国时代。
先民对天文的观察和天人关系的思考，影响了时空的规划、典章政治的损益、思维观念的形成，进而塑造了与西方文明有本质差异的宇宙观和“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乃至阴阳思辨的思维方式，“中正”“中和”“中庸”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对此后华夏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夏朝的建立破除了早期文化“夷夏东西”的形势，“确立了华夏文明统一的宗教观与政治观”，继承发展了氏族血缘关系，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模式，走上了一条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之后的商朝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进一步完善政治制度，拥有了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进一步推动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玉器文化，确立了贡赋制度，加强了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辐射。发展到周代，批判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更加重视血缘纽带，建立了完善的宗法分封制以及与之相配的礼乐文化。周人敬畏天命又明德保民，积淀了“德”“礼”“孝”等思想观念，形成了完备的礼乐文明，为诸子百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产生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
到了春秋战国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涌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先秦时期作为中华文化形成的萌芽期，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
从传说五帝时期的“共识的‘中国’”、三代时期的“理想的中国”再到秦汉奠定的“现实的中国”，是“中国”的“三部曲”发展。秦始皇战胜六国，结束了战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全国各地的文字，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周秦之变”。汉承秦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和价值观逐步成为全社会的主导观念，是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规范着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与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使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形态定型并保持延续。在隋唐科举制创立后，儒家思想进一步得到制度化保障，历代知识精英的思想基本都带有儒家思想的烙印，并进一步在他们“修齐治平”的实践中将儒家思想扩展到整个传统社会。在全世界几大原生型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从周孔之教的人文精神到汉唐之政的大国治理，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确立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2.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拓展文化主体性
经过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到战国末期，夷夏共同体重组，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以来，虽经多次改朝换代及统一和分裂循环的政治局面，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却经久不衰，而且在政权分合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仍以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作为重心，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汉族政权，对“中华正统”具有高度认同。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领袖、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北魏孝文帝、元代耶律楚材等，都主动提出学习儒家文化，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并与本民族的思想与价值观融为一体，共同维持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南北朝时期，儒学一方面在与佛教、道教的互动中产生了“玄学”，同时由特定学说不断社会化为公共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普及为时人的常识。到了宋代，儒学复兴，理学成为儒学发展的一座高峰，朱熹是集宋代理学诸家诸派之大成者，其思想成就代表了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正统”和“道统”的提出与确立，巩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辽金在与宋对峙的同时，也积极接纳儒家文化，金朝更是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科举兴盛。第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王朝——元朝的国号便来自古老的华夏经典《易经》名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学说正是在元代确立为官学。元代疆域空前广大，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一体化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多。明清时期，多民族大一统格局进一步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机制得到深度革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大规模推广，“中国认同”更是成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意识。儒家思想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再到乾嘉考据学和今文经学复兴，不断激荡、整合，以经世思想为主线，一直成为重建或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实思想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对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海陆“丝绸之路”不仅大大促进了物产和技术的交流，更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更多的文化资源和文明挑战。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基督教、祆教等宗教已陆续传入中国,其中，佛教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尤其深远。但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唐朝民间佛经数十倍于儒经，但中国文化并未变成印度文化，因为我们有那么强有力的文化根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非但没有被印度来的佛教取缔，反而在宋代通过整合佛教、道教后再次焕发生机，形成了“新儒学”——理学；而佛教也在扎根中国的历程中，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产生了本土化的禅宗等众多宗派并流传至今，极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王朝更迭和政治变革，但中华文化作为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却从未消亡。即使在王朝更替和战乱之后，中国人民依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钱穆不禁感叹：“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根源就在于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认同并丰富、传承着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以至化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也就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主体性。在这一文化主体性引导、凝聚、塑造下，中华民族不断巩固着“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保持着“鲜明的文化特征”，而这一过程也反过来强化着中华文化主体性。
3.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展现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
历史上，中国是东亚地区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很早就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共同形成了以汉字和儒家思想为主要表征的“东亚文化圈”，并借助“朝贡体系”和华人移民，辐射到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地区。
汉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瑰宝，不仅作为中文的书写文字，也成为韩文、日文等其他周边国家的文字基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家国观念等价值观以及恕己恕人、德政、中庸等价值追求，对古代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明都有深远的影响。在西汉时期，古朝鲜就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并逐渐建立起与中原相似的制度体系。从此，儒家思想长期作为朝鲜半岛的主流思想，并产生了“退溪学派”等本土儒学派别，其文化教育、社会伦理影响绵延至今。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隋唐时期从中国学习了汉字、儒学、官制和大乘佛教，实现了古代日本以“大化革新”为标志的历史性飞跃。在南宋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禅宗，更是对日本人的思想观念、审美偏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绘画等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表达方式，引领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潮流。唐代中期至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至明代郑和下西洋，双方的交往达到鼎盛。随着华人在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等地定居，中华文化在东南亚更是开枝散叶，与当地文化交织，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东南亚。中国社会的习俗节庆，如饮茶、红包、拜年等传统习俗，成为亚洲东部地区共同的文化符号，对社会风俗产生了明显影响。可以说，中华文化深刻影响了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经过阿拉伯地区中转，东西方交流也日渐频繁。中国文化典籍通过耶稣会士和知识分子，在欧洲被广泛译介传播，欧洲兴起了“中国热”“中国风”。从17世纪起，中国儒家经典开始“西行”之路，《论语》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了欧洲。《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给予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以启发，如伏尔泰对元杂剧的经典之作《赵氏孤儿》的改编就反映出其曾受儒家思想启发。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的发现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茫中觉悟过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特别是孝道和社会秩序的重视，被启蒙思想家视为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元素。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文官体系、监察司法制度被认为是一种公正和高效的行政管理模式。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对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表示赞赏，认为这种制度能够选拔出有才能的人才，而不是基于出身或财富，“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此外，马克思认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源自中国。中国古代的医学、历法、工艺等技术文明对世界科技史和东亚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同样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的危机与重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救国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随之西方列强通过发动多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尊严遭受严重践踏。伴随武力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还有西方文化日益渗透与侵入，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取得自由传教的权利。通过传教，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渗透，传播西方殖民主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西化思想逐步有了市场，又进一步打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以至一些人鼓吹“全盘西化”的观点。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少仁人志士逐渐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因于文化的落后，进而重新审视儒家思想经世传统的内在价值，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寻找新的出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心理冲击，以魏源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思想家开始开眼看世界，关注和学习西方知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洋务运动将此付诸实践，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经济发展的方式。张之洞首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甲午战败，证明只学习西方器物而不学习制度的道路走不通。维新派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旗号宣扬改良，协助光绪帝进行君主立宪改革，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制度支撑，儒家思想不再作为教育主流。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革命派主张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实行社会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告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根本颠覆，走向共和政治体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辛亥革命并未根本改变封建礼教文化。
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袁世凯借“尊孔”为称帝张目，引起强烈抵制。1915年前后，先进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全面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与封建礼教长期交织在一起，限制思想，束缚人性，中国文化就是“陈旧的、落后的、罪恶的”。例如，蔡元培主张在中国教育中驱除儒家；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鲁迅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是“吃人”，深入批判“国民性”；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在这些“激进”观点发出强音的同时，依然有“东方文化派”“国粹派”等人维持传统文化的声音不绝如缕。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推动了科学与民主观念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虽然近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质疑，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危机，但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并未断，中国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探索的精神并未倒。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只是这一时期，我们还未找到先进的、正确的思想引领，还未找到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道路。
新文化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封建孔教，但如何尽快收拾世道人心，重树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规范，成为民国时期文化建设的迫切问题，社会各界在文化重建方面都作出了探索。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出于国家道德教化的需要，试图恢复传统中国固有道德，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立国之本。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评，启发了人们对儒家思想近代转化的思考，在客观上激发了现代新儒家的崛起，梁漱溟等尝试将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结合，力图为儒家思想更新开辟新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彷徨中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中国社会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之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发生巨大变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重新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就是在古老文明的更新中重塑和确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了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即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文化生命体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显示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根基和群众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种经由“两个结合”产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经历过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一种路径就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最典型的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另一种路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所积累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清除了照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本主义、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经验主义，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建构和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民族的，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要彰显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毛泽东在1938年明确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科学的，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尊重科学和真理，因此要清理古代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东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大众的，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不是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它来源于大众，又为大众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文化）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又反过来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彰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并被确立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在传统中华文化主体性几近崩塌的时代背景下，为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树民族文化自信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把握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独创性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科学指引。
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对文化事业进行必要改造，领导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首先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党领导人民开展政治学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推动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在全社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通过学习活动，人民群众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校准“定盘星”。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基本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文学艺术领域创作了许多反映革命精神、社会巨变、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优秀文化作品。
这一时期，党领导广大人民独立自主搞建设，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开拓性的伟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得到极大发扬，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涌现出了无数感人故事、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创造了一系列彰显时代特色的宝贵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塞罕坝精神等，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文化符号，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同时，面对外部威胁和挑战，保持坚强的战略定力，不信邪、不怕邪、不怕鬼，在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反美斗争、反苏斗争中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欺侮、不可战胜、勇于胜利的强大自我。这些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志气，体现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美苏封锁下仍然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互动，介绍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听到新中国的声音，同时学习别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达30多个，平均每年有100多起、近2000人次的文化交流项目。可以说，党和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互鉴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自信，不断丰富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三、在探索和发展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
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20年间，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落实，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带领人民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我国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党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精神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这一时期，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或思潮予以坚决反击。在全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产生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对策性研究，为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提出以德治国，加强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加强文化体制改革，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新气象新成就、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事业改革取得丰硕成果，互联网和新兴媒体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重要学科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等取得一大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大批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思想道德模范，形成激励全国人民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如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的良好精神面貌。对外文化交流展现新气象，对外开放打开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译介西方学术思想的文化热。在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中国积极向世界真实地展现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中国，一个既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如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这一时期，党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论，积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了巨大的文化力量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中，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领域并非一路平顺，而是一直存在纷争，甚至一度存在思想混乱、社会发展方向迷茫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各种外来思想涌入，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再次产生分歧，并进一步出现了对立的极端倾向。拥抱“西学”思潮，曲解五四精神，批判传统文化，甚至再次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华文明错误概括为“黄色文明”，西方文明错误概括为“蓝色文明”，再次出现“全盘西化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带有东亚儒学文化底蕴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国人民族自信心增强，又开始出现“国学热”，“全面复古”的错误思潮也暗流涌动，甚至出现要将儒家思想“国教化”的极端论调。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一些党员干部和社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产生动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在社会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思潮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泛滥之势，自私自利、道德沦丧的现象时有发生，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腐败现象在党内和军队中滋生蔓延。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不足，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最根本地体现在：对内凝心铸魂，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心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对外，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精神的独立自主，在波谲云诡的风险挑战面前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坚定底气，充分彰显了中国理论、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的辐射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最直接、最根本地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源自时代发展、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所提出的许多创新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入回答了文化建设中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有力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重要性，牢牢抓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作出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革命理想高于天、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等重要论断，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铸牢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内核，新时代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有效解决了理想信念缺失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问题，有力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2.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指明科学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指明了新时代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指明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通过“两个结合”建立起来的，“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他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提出并深刻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对于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一，“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契合性，两者之间不是互相排斥、相互取代的关系，这一论断回答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行性，廓清了任何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其二，“第二个结合”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社会，源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其三，“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薪火相传，必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其四，“第二个结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不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且是相互融合的关系。相互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相互融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相互融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才是彰显中国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文化形态。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国家发展强大的最持久最深沉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从基本定位来讲，“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一个社会中客观存在着多主体的、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要凝聚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必须有一套能成为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三个倡导”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明确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在价值观维度凸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显著成效，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宣传工作中，贯穿到铸魂育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贯穿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和文艺作品中，贯穿到法治建设和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内化为人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习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4.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是一个文化系统的基础和内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强调，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取得显著成绩：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的现象得到遏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坚定历史自信和民族文化自信的“文化自觉”增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已经形成，“言必称希腊”或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奉为圭臬的现象得到遏制；“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两个结合”“大历史观”“六个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范畴和理论相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构建和学理性阐释得到积极推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正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这些方面表明，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和巩固。
5.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他在诸多重要双多边场合深入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文化底蕴来看，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创新发展，又继承和弘扬了“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国只有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才能进行文明交流互鉴，才能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才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升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洞察人类前途命运，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是引领世界大变局发展方向的人间正道，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自2013年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在理念思想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相继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全球实践层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参与。这一理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胸怀。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正确的这一边，为在世界变局甚至乱局中引领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6.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厚植网络空间中华文化主体性
当前，互联网作为文化传播和日常交流的空间，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互联网也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他还强调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观，“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让互联网成为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在互联网传播正能量，宣扬正气，传播更多能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故事，传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不畏艰险、艰苦创业、敢于胜利的故事，传播新时代以来发生的伟大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故事。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确保中华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自主性。当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再看传统媒体，主要从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获取信息。巩固网络空间文化主体性，就是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占据网络空间，成为主流文化，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7.秉持开放包容态度，积极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发展演化中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重要特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几千年文化交流甚至文化冲击中都能不断成长，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自身具有强大的“对话基因”。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有着鲜明的立场与态度：这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式、新概念、新表达，提升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同时，我们注重学习吸收外来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新时代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吸纳其他文明成果中的有益成分，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因素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相适应、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引进来。同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一切与社会主义文化相背离的思想观念。通过积极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辐射力显著提升。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仅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实践，而是从总体上而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同时，“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们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正在不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不断得到巩固和新的发展。
比如，根据新的实践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经济、政治、教育、科技、人才、法治、文化、民生、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各方面作出的新的理论创新和战略引领。比如，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比如，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优势，丰富了民主的本质内涵，创造了民主的中国范式。这些都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新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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