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为基础性文本，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探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这一探索中，卢卡奇对马克思存在着双重的错位阅读：一是在文本上，卢卡奇没能看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逻辑差异，以前者解释后者；二是在逻辑上，卢卡奇以劳动本体论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这是以黑格尔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
【关键词】卢卡奇 劳动本体论 生产逻辑 资本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仰海峰（1969-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下简称《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卢卡奇晚年的代表性文本。在这一文本中，卢卡奇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成为系统重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尝试。相比于《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在基本理论上有三个重要维度的探索：一是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这是对卢卡奇早年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回撤，并从这里引申出因果性原则。二是反思黑格尔的主体-客体同一理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的理论逻辑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体-客体同一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仅构成了他反思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也是他从实践出发论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何以可能的隐性构架，但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认为以同一的主体-客体发展为内核的逻辑构架，既贬低了自然的位置，又体现为一种带有先验性的目的论，“由于这样一种设定，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统一的目的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是由理念的逻辑发展过程以范畴的形式达到的，都成为现实，而且作为现实，通过理念自己的现实而得到丰富，再一次走过逻辑中已经指出的道路”。三是充分利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重构马克思的哲学，以劳动本体论取代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实践本体论，并以劳动本体论作为扬弃异化的逻辑基础。在本文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构以及在这一重构中对马克思的错位阅读。这种错位阅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逻辑上，以劳动本体论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这是以黑格尔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二是在文本上，卢卡奇没能看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逻辑差异，是以前者解释后者，产生这种文本错位的原因，在于理论逻辑上的错位，而在深层上，则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思想发展问题，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在思想逻辑上的差异问题。
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重大思想转变
要讨论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对马克思的错位阅读问题，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思想差异问题，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重大思想转变。
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探讨中，虽然对于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界线的前后期思想争议较多，但对1845年之后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有着较大的共识。对于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思想的研究，在逻辑上存在着以下几种思路：一种思路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底色，认为《资本论》中关于异化与拜物教批判、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论述，展现的就是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就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因此，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的异化及其克服问题，他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的学说之上的。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具有连贯性，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人的学说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础，虽然晚年马克思在概念、语言与心境上存在着变化，但“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弗洛姆的观点代表了从人本主义出发解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
与之对立的是另一种思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思想断裂，认为1845—1846年之前的马克思是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马克思，其关于人的类本质与异化的学说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表征。这一思路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而把人作为主体建构出来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1846年之后的马克思则摆脱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发现了历史这片新大陆，从而创立了历史科学，并以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与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范畴实现不同的理论表达。虽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后来的思想还可以划分为1846—1858年的发展阶段与1858年之后的成熟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思想是连贯的，并无根本的差别。
关于马克思后期思想连贯性的这样一种思路也体现在苏联教科书中。在这一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常被描述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就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是不言自明的。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讨论中，虽然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可苏联教科书的思路，但大多认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连贯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证明。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几种思路虽然对马克思后期思想在理论逻辑上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其思想的连贯性上却有共识。然而这种共识是有问题的。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更为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比起自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更为根本。
《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生产逻辑，可以从两方面展开解释：一是客体的层面，即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维度展开，从而将经济作为最终决定因素，这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思路。在这一思路中，由于易导致经济决定论，所以在第二国际时期出现了以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呼声。基于对此的反思，卢卡奇等人开启了第二条思路，即从主体层面重新理解马克思。在这一解释中，实践概念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概念，这一概念落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后就是劳动本体论的出现。在马克思本人的思路中，这两条思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都存在。在客体化的维度，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马克思描述了他的历史观的一般构架和内在逻辑。但做完这一描述后，马克思紧接着指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特别是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将为未来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在这里，一种主体性的维度通过人类“史前时期”的表述而展现出来。可以说，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这种主体性的思路一直存在，不过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这种主体性是以客观的物质条件为前提而得以表达的。但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种主体性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得以确证。
下面我们就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这两条思路为指引，看看能否以之来理解《资本论》的逻辑。
如果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确立的生产逻辑推广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上，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强调生产的目的是满足需要，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生产逻辑的特点。人类只要存在，就需要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的满足问题。可以说生产逻辑是人类学意义上的逻辑，即只要人类存在，就不得不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实际上，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一开始就强调，分工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詹姆斯·穆勒指出：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目的，“即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这种供给来自生产，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究，即有关生产的探究和有关消费的探究”。麦克库洛赫同样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些方法使人类的劳动可用之于最有效地生产那些构成财富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方面，说明这些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比例以及它最有利地消费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当我们从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出发时，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跳出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而是将这一逻辑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推广到了人类历史领域。
第二，从一般的物质生产出发，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时，就易将这一生产过程还原为物质条件的结合过程。物质生产离不开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这些都是具体的物质性存在，当将这种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时，就会从物质存在出发来理解资本，从而将资本还原为物质存在。穆勒认为，人们用于劳动的工具与机器，“由这些工具组成的供应品称作资本”。另外，“劳动使用的原料，当它们是先前劳动的产物时，也称为资本”。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资本主义生产就离不开资本，李嘉图等社会主义者们就是根据这个逻辑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按照这一逻辑，只要进行生产，就离不开厂房、机器和原料，这些都是资本，因此离开资本，生产根本无法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是出在资本上，也不是出在生产的环节上，而是出在资本家身上，出在分配环节上，由此他们得出要资本不要资本家的结论。不要资本家，就需要在分配层面来解决剥削问题，汤普逊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就是按这样的逻辑展开的。同样，蒲鲁东及其跟随者达里蒙也是如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颠倒了上述逻辑。第一，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相比于过去从物质生产出发的逻辑，在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部分，马克思在讨论完物质生产的意义及其条件之后指出，如果认为理解了物质生产的逻辑就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那就错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因此物质生产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载体，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虽然物质生产过程仍然存在，但这个过程是根据价值增殖的目的来设定的，前者受后者统摄。如果生产过程不能增殖，那么物质生产过程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而是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这是不同于生产逻辑的资本逻辑，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的逻辑。这种逻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逻辑的这一本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扩大再生产的逻辑，是对传统社会满足需要的简单再生产逻辑的破除。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同样也不像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所表达的是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满足不同于需要的欲望，这是生产目的的颠倒。生产的原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更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与人的需要无关，它针对的是无法满足的欲望，需要成为欲望的载体。原来的目的颠倒为手段，韦伯后来所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颠倒，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这一问题。
第三，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上述转变是思想的根本性转变。虽然生产逻辑一直存在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但自《资本论》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逻辑发生了重要转变，即从以生产逻辑为主导转向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这是马克思思想的重大转变。从生产逻辑出发，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一逻辑从根本上来说与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是一致的。立足于物质生产逻辑，海德格尔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即认为马克思没有跳出技术的座架，有其自身的道理。同样，鲍德里亚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在逻辑上也是能成立的。因为将这一逻辑推广到资本主义社会时，生产逻辑与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就统一起来了。马克思以资本逻辑来统摄生产逻辑，才是对传统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颠倒，这才能使马克思立足于资本逻辑来揭示其内在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也是传统研究中没能深入的问题。卢卡奇同样如此。他没能看到马克思后来思想的这一根本性转变，这使得他在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讨论中，对《资本论》的思想存在双重的错位阅读。
二、劳动本体论：卢卡奇的理论逻辑错位
《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引论，这由一个长篇的论文开始，这篇论文对整本著作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性的表达。接着是按照完整著作的方式展开的讨论，包括导论、新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尼古拉·哈特曼向真本体论的突进、黑格尔的真假本体论，然后是对马克思本体论的基本原则的表述。在关于马克思本体论原则的论述中，卢卡奇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的基础就是社会存在，并以劳动为基础建构出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第二部分是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具体展开，包含四章内容，即劳动、再生产、观念的东西与意识形态、异化，这也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核心概念与内容，体现了卢卡奇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考。
在上述几个重要范畴中，劳动无疑是最具根本性的范畴，也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性规定。卢卡奇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劳动的这种中心地位，是卢卡奇早年实践范畴的一种转变。我们知道，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黑格尔的主体-客体相统一的逻辑出发，强调以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实现对物化社会及物化意识的超越。卢卡奇认为，这种历史性超越的基础是实践。第一，超越直观的物化意识的根本在于回到实践。无产阶级意识的“辩证的本质只能在于以实践，以无产阶级的行动为目标的倾向中，只能在于它批判地意识到这种自己的任何一种非实践态度固有的直接性倾向，并力求始终批判地说明同作为过程的总体、同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行动的中介，即关系”。第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我批判也只有植根于实践之中，才是切实可行的。回到历史实践的意识同样是历史的、辩证的，思想的批判只有回到历史的批判之中，才能明了思想的实践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客观的可能性实际有多少已经变成了现实。只有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无产阶级的实践才能变成理论的实践，其理论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实践的理论。第三，只有在历史的实践中，历史才真正地变为人的历史。只有在实践中，当人们看出能够通过辩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才有生成性的现在，人才能把自己把握为生成中的人。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卢卡奇进一步确立了实践范畴的这种本体论意义。卢卡奇说：“马克思的学说的划时代功绩就在于，他揭示了实践的优先地位，实践对认识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把人类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中心问题，这决定了经济学成为马克思本体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劳动自然成为马克思本体论的核心范畴。从实践到物质生产、从物质生产到劳动，在卢卡奇这里体现出对社会存在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他对社会存在的认识的具体化。
为什么要从劳动开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最为基本的中介活动。在卢卡奇看来：“构成社会存在新本质的所有规定性，都总括地包含在劳动之中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劳动当作一种原始现象，当作社会存在模式加以考察；澄清这些规定性会使我们获得关于社会存在基本特征的清楚图像，所以从分析劳动开始，在方法论上显得是有利的。”同时，劳动推动着人的自我生成。虽然与其青年时期排斥自然辩证法不同，卢卡奇这时强调自然界对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意义，但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是在劳动中实现的。
劳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性地位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劳动体现了目的性与因果性的统一。在卢卡奇看来，从自然界向人类世界的转变中，劳动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样态。在劳动过程中，一开始是依照自然物的样子来加工，渐渐地就按照自身的设想来创造对象，从石器加工到制陶业的转变就体现了自然的逐渐退却问题。“随着劳动，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就出现了一个同先前的无机的和有机的存在形式相比是具有新的质的范畴。这种新质性就是目的论设定的相应的、想出来的和所意愿的结果的实现。”人的意识不再是伴随现象，而是一种目的性的设定，在这个设定过程中，既有对自然物的利用，也有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当然这种创造会日益抽象。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有目的的个体碰到外在于自身的世界，这是人与世界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外部世界有其自身的内在联系，即因果必然性。人在有目的的劳动过程中进行选择，从而将自然界的因果链变成目的论基础上被设定的因果链，并在劳动过程中将目的性与因果性统一起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因果性受制于目的论设定，但并不意味着自然因果性停止发生作用，这只是自然界限的退却，并不意味着自然的消失。因此，劳动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卢卡奇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劳动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实践的模式，这决定了劳动在本体论上的双重外貌：“一方面，它的这种普遍性说明，只是由于主体的目的论设定，才有可能进行实践，而且这种设定本身又包含了作为设定行为的对于诸多自然因果性过程的设定；另一方面，劳动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人们在对设定进行分析时有理由只考虑那些由此产生的范畴。”其他有关社会存在分析的范畴，都是以劳动范畴为基础的。目的性与因果性的统一，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
第二，劳动与社会的建构。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并不是个体面对自然，常常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分工合作，所以在以目的性来面对自然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目的性，即推进集体合和，这是在自然目的性基础上的第二种目的性，这种目的性虽然最终指向还是自然，但其直接指向则是人类。当劳动在多人协调合作基础上进行时，这种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性建构的过程。因此，存在着双重意义上的劳动，一种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本体论基础；另一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劳动，与这种主体所设定的目的相对应的是第二自然，即人类社会与所改变了的自然界共同组成的“自然”。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谈到第二自然。在那里，第一自然指的是人之外的原初自然界，第二自然指的是人创造出来的，围绕自身、有着无情的规律性的现实，即外在于人本身的物化社会，这是像制约人的存在的自然那样的“自然”。“资本主义社会是和这样一条‘自然规律’有关的，这条自然规律‘是以当事人的无意识为根据的’。工业——只要它是制定了目标的——在根本的意义上，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这是强调第二自然的物化本质。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这一自然的含义仍然存在，并在后面关于“异化”的讨论中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虽然在第二自然中，存在着目的性，但这是在第一种目的性即面对自然的目的性基础上设定的目的性，虽然个体是有目的性的，但由于个体之间的矛盾，社会整体却处于无目的的状态中，这种被设定的目的性更像因果性，“以自己的相互作用而造成了社会存在的动荡性的人的全部行为，它们虽然都是人的目的论设定，但是它们的总体却不是必然地保持着任何目的论的确定性，而是具有纯粹的因果性”。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重新回到第一自然，而不是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拒斥第一自然，更多是从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关联出发的，认为构成劳动的本体论结构的，仍然是目的论设定及其所发动的被设定的因果链。虽然每一个目的的行动都有其自身的结果，但这个目的的实现所产生的一系列运动以及运动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过程性的总体，这个过程正是社会存在的运动过程，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了社会存在。
第三，劳动与人的自由发展。劳动最初体现为人与自然的交换，在最为原始的形式中，人的主体维度并没有发展出来。随着劳动形式的变化以及自然的逐渐退却，人与自然的距离逐渐拉开，劳动从原初的自然形式跃升到社会形式，这是劳动形式的重要质变。也正是在这样的质变中，劳动推动着人的发展。首先，劳动推动着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劳动体现为目的性设定，这种设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自然时形成的对自然的认识，一是处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语言以及社会意识，这是将人从自然界提升出来的重要质变。传统哲学所讨论的主体-客体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其次，劳动推动着价值意识的形成。这种价值最先表现在个体面对自然时的需要上，卢卡奇以使用价值来说明这一点。从社会层面来说，社会需要构成了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的基础。这里的价值，体现的是目的、手段以及个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在社会行动中，表面看来以个人的选择为基础，但这种选择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结果，或者直接体现了个人选择时的目的，或者与之相悖，但从总体上来看，都有着价值性的意义，体现了人的发展的连续性与合类性。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劳动使人成为人，“从最初的劳动直到纯粹的社会生产，任何经济活动都同时深蕴着一种它们在本体论上最广泛固有的（即从人的形成直到他获得全面的发展的）意义上使人变成人的意图”。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从具体的条件出发，在实现目的性与因果性的统一中，推动着自由的实现。
在卢卡奇这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相互统一关系。他从劳动出发，强调自由是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人的选择与具体情境的契合而实现的。他强调自己的自由观与唯心主义自由观的重大差异：首先，如果从现实性出发来讨论自由的话，那么自由的基础在于面对众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作出的具体选择之中，不能将这种具体的选择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出来。其次，自由说到底是改造现实的意愿，但这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现的改造。因此，主体对相关的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越恰当，其自由也就越大，目的设定是一种自由的行动，但这种自由总与自然、社会相关联。最后，自由不仅体现为对外部世界的目的设定，更体现为对自身本能、情感的控制与斗争。“在这种同他自己的自然给定的性质的斗争中，人才成之为人，而且他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只能在这条道路上并且用同样的方法才能实现。”正是在面对自然与面对人本身的劳动过程中，人才能成为合类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进一步发挥了劳动创造人本身的思想。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讨论，基础是劳动本体论。在本文第一部分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这种本体论是生产逻辑的延伸，并成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基础性逻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存在本体论》从本体论出发时，对接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劳动本体论的思路，而不是这一手稿中的另一条思路，即资本逻辑的思路，后一逻辑构成了《资本论》的基础。如果从思想史的视角来说，劳动本体论实际上是黑格尔哲学所论证的。在《耶拿时期的实证手稿》中，黑格尔将劳动引入哲学讨论中，并在《精神现象学》中将之作为论证自我意识的基础，也正是到自我意识时，理性才从知性真正成为理性。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意识，自我意识即人，在劳动过程中形成自我意识，这是以颠倒的方式说出了劳动推动着人的产生。卢卡奇从劳动本体论出发来解释《资本论》的逻辑，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错位。这种错位是过去讨论卢卡奇时没能指出的逻辑问题。
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卢卡奇的文本错位
上面已经指出，卢卡奇从劳动本体论出发的思路更多承接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错位，与这一错位直接相关的就是文本上的错位。当卢卡奇论证劳动本体论时，其文本的依据表面上来看是《资本论》，实际上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由其理论逻辑决定的。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对劳动本体论的确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劳动体现了人的本质规定性。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这一中介，意识到黑格尔从劳动出发来论证自我意识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首先，劳动推动着人的生成。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在劳动中形成与发展，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把人看作自我意识，颠倒过来说就意味着人是在劳动中生成的。“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其次，劳动确证着人的类本质。青年马克思借鉴了费尔巴哈的类哲学理念，将人看作合类的存在，即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这种类存在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确证自身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实现了双重确认，一是对自我的确证，一是对类的确认，对自我的确证与对类的确认是同时进行的，这正是劳动对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
第二，劳动推动着社会的建构。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过程中意识到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分析推动着他研究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确证了劳动与人的本质的生成，另一方面确证了劳动与市民社会的建构，但这种建构是在批判的意义上展开的，即异化劳动建构出市民社会。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的讨论，虽然根本的立足点是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但它涉及的恰恰是异化劳动过程及其结果，异化劳动过程正是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的“异化”本性恰恰是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构成了批判国家理性的基础。
第三，劳动推动着人的解放。青年马克思认为，劳动具有异化与对象化双重特性，如果说异化使人与其本质、存在相疏离，那对象化则推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与异化相对应的是市民社会与人的异化，与对象化相对应的是“社会”与人的本质的实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社会”是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与校正，这里的“社会”构成了此时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的内核。
马克思的这一从人的类本质设定出发的劳动本体论，可以说充分吸纳了黑格尔哲学从劳动出发论证自我意识的思想，并以此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了重新奠基。这样一种劳动本体论的思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展现出来，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重新讨论。在这一文本中存在着双重逻辑，即一方面是劳动本体论的逻辑，另一方面是资本逻辑，前者通过劳动对象化与异化、劳动与人的主体性而展现出来。
第一，劳动确证主体性。劳动是财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劳动作为主体，正是活劳动塑造着世界，并成为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劳动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第二，资本是劳动的转化。“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区分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就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马克思实际上看到，这种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都是在以资本为前提的条件下实现的。但马克思这里仍然强调异化状态，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个批判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类似于《资本论》中的拜物教批判。
第三，劳动与自由时间。在一般的意义上，劳动时间与商品的存在相对应，但这种时间并不是与主体相对应的时间。“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它决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由时间或者说主体的时间与劳动联系起来，把自由时间看作主体展开的境域。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时间的节约同样是主体自我实现的条件。
可以说，通过上述环节，马克思在新的逻辑中确证了劳动本体论，这种劳动本体论正是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所展开的。但我们需要注意，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从物质生产出发，或者从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出发是无法理解资本的。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出发，容易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物，或者是劳动的对象化存在，从而会把资本看作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那就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样，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在这样的理解中，不只是人的四肢，任何现实工具都是资本，包括打猎中的弓、箭。李嘉图就是这样理解资本的。正是基于对此的反思，马克思指出资本是一种关系，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劳动实际上都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生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对于这种逻辑，一些学者如普殊同、阿瑟等以“价值”来概括，并由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解释思路，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也有这样的思考。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展开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是由资本来规定的，因此并不能通过价值来分析资本，而应该从资本来分析价值，这正是《资本论》所确立的逻辑。
从上述的逻辑再看《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正面展现自己思路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下卷中，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的诸多原文，体现了对马克思著作的全面理解。引用原文较多的次数如下：对《资本论》的引用约81次，这些引用主要是第一卷，与生产、劳动、再生产的主题更为相关。除此之外，引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约35次，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约31次，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约25次，引用《哲学的贫困》约16次等。这些引用常常是交叉进行的，分别围绕着“劳动”“再生产”“观念的东西和意识形态”“异化”四个主题展开。虽然在直接的文本引用上，卢卡奇主要依据的是《资本论》，但如果从主题的展开来说，相关的引用与讨论都关涉劳动本体论及相关理论内容，这些概念实际上构成了从劳动本体论出发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构架与基本范畴，而其最初的论证构架恰恰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展开的。从理论主题的视角来说，卢卡奇在文本的运用上同样存在一种错位，实际上是以《资本论》的内容来展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容，或者说是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来架构《资本论》，这是一种文本上的错位，而这一错位与前面他以劳动本体论来解释《资本论》的错位是一致的。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深受卢卡奇影响的古尔德在《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中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出发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了。
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错位阅读，虽然创造性地理解与重构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但他并没有跳出当时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陷阱”，即没有看到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重大思想转变，理解不了这一思想转变，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地解决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由“劳动本体论”带来的难题，包括意识到了劳动本体论的理论缺陷的普殊同。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中，普殊同看到了从劳动本体论出发的传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上述的讨论也表明，要深层透析卢卡奇，一方面固然要深入其自身的思想逻辑中，另一方面更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从而获得面对卢卡奇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坐标。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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