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领导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领导权理论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南方农民占社会多数的现实是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无产阶级要实现领导必须面对与农民结盟的问题。大地主束缚南方农民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的，这就引入了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的分化使一些先进分子认清了工人阶级在意大利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对解决南方问题至关重要。政党是社会集团选择自身有机知识分子的手段，同时政党也加强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和引导群众的作用。回顾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 领导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 南方问题 有机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黄晓武（1976-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编审（北京 100032）。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领导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领导权理论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前的研究多关注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用，探讨革命阶级如何通过领导权斗争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本文拟回到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历史语境，来探讨其对于意大利南方问题的思考及其理论价值。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既涉及都灵这样的大工业城市，也涉及落后的南方农业社会，同时还抓住了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从历史语境出发探讨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今天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重新认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而重新认识葛兰西的思想“不是专为工业发达的国家而构想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葛兰西最早是在关于意大利南方问题的研究中提出领导权问题的。南方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它一直是意大利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葛兰西认为，在南方问题上，只有都灵共产党人提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解决方案，看到了南方问题中隐含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无产阶级阵营中，都灵共产党人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功绩’，他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南方问题，要工人先锋队注意，并且确定它是革命无产阶级全国政策基本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有助于阐明南方问题，使它摆脱模糊的和唯理智论者的所谓‘最具体的’阶段，促使它进入一个新阶段。”他还认为，都灵和米兰的革命工人取代了之前传统的“南方主义者”，成了南方问题的拥护者，甚至认为共产党人在都灵找到了解决南方问题的最初形式。
什么是令人信服的南方问题？解决南方问题的答案又是什么？葛兰西指出，资本主义是意大利当前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因素，也是决定其发展的主要力量，意大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遵循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它使农村服从于工业城市，使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服从于北部。因此，“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决定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农业关系，在意大利有一个区域性的基础”。意大利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一部分领土同另一部分有非常明显特点的领土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传统上的城乡或南北的敌对状态。南方是农业区，北方是工业区；南方农民普遍认为南方贫穷是北方人造成的”。资产阶级通过与农业统治集团的联合来解决南方问题，“这种情况使得南方的劳动群众处于类似殖民地居民的那种地位，北方的大工业对它们执行着相当于资本主义大城市的职能。至于南方的大地主、甚至中产阶级，则起着同大城市结成同盟的殖民地类型的作用，以使劳动人民群众俯首帖耳”。因此，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促使南方农民成为一支可以被动员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
意大利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意味着意大利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能够真正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阶级是工人阶级。葛兰西认为，都灵共产党人之所以同传统的“南方主义者”决裂，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在意大利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城市无产阶级是现代意大利历史的领导者”，认识到只有“通过从银行家和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才能够解决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即南方问题”。无产阶级在南方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与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秩序是一致的，这就是葛兰西在谈到俄国革命时所说的，“资产阶级力图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正在建立那些将保证这种发展的自主权并将把它自己的权力置于永久性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这种秩序暂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不能通过一道魔术的命令召之即来的”。
葛兰西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夺取政权，它必须获得同盟军，“它必须遵循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能使它在具有反资本主义利益的其他阶级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且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对它们进行指导”。葛兰西认为，这一问题对意大利特别重要，因为无产阶级是少数，“而且在地理分布上，除非它预先十分正确地解决了同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不然就不能设想它能领导胜利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标志着南方问题的开端。资产阶级无力解决南方问题，工人阶级成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南方农民构成意大利人口中的大多数，也是意大利社会阶层中的大多数。南方农民和北方工人阶级都处于北方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南方农民比北方无产阶级遭受了更可恨和更野蛮的压迫和剥削”。葛兰西认为，“在北方，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出现了，而在南方，受‘殖民地的’剥削制度支配的农村居民不得不遭到变本加厉的政治镇压”，这明确规定了南方问题的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迫切需要与南方农民结盟，“使农民在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两个联盟阶级总的革命行动”。如何实现与南方农民的结盟，这是北方工人阶级需要探讨的问题，葛兰西称之为领导权问题。
葛兰西认为，正是因为都灵共产党人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南方问题新的领导力量，南方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北方资产阶级“殖民地式”的残酷统治，南方农民构成意大利社会阶层中的大多数，才使他们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实行领导和统治的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葛兰西认为，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有其特殊性。“在意大利，由于特殊的传统和历史的特殊发展，农民问题有南方问题和教廷问题这两种典型的特殊形式。”要争取农民加入工人阶级领导的联盟，就要深入了解农民问题的具体形式和不同要求。“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把这两个问题都看作自己的问题，了解它们所提出的种种阶级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写入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期的纲领，使它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
领导权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工人阶级转变自身观念的问题。葛兰西认为，北方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教育及其报纸和传统的影响，不能理解南方贫穷落后的根源。他们“没有理解统一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北方对南方城乡之间的地域关系统治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北方实质上是条‘章鱼’，它是借南方的花费而富足起来的，并且它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是与南方经济和农业的衰竭有直接联系的”。北方无产阶级认为，南方贫穷和不发展的原因不是外在的，而在于南方人固有的本性。既然南方土地肥沃，那么南方贫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南方人生来懒惰、野蛮，在生物学意义上低能，因此南方是锁链，阻碍了意大利社会的发展。这些偏见被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固定下来并提升为一种理论，从而成为“科学的真理”。北方工人阶级政党包括社会党也对实证主义作家集团的“南方主义”作品大加赞美，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错误的资产阶级观念。葛兰西认为，“社会党是在北方无产阶级中大量传播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科学’又一次被用来欺压不幸者和被剥削者，不过，这次它披上了社会主义外衣，自称为无产阶级科学”。
北方工人阶级必须改变自身在南方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观念，才能担负起领导权。葛兰西认为，都灵共产党人在反对关于南方问题的陈腐观念的影响上作出实际贡献,“采用许多切实有效的形式坚决加以反对，取得了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具体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灵社会党支部曾推选萨耳韦米尼担任都灵社会党议会党团代表。尽管萨耳韦米尼在南方农民中的宣传引起了对整个工业无产阶级的敌视，但正是他发动了反对社会党的运动。都灵社会党支部之所以推选他只是因为他代表了阿普利亚农民，葛兰西对这件事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影响可能“相当于共产党人在战后时期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和宣传”。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克服自己的偏见，推选出真正能代表南方农民说话的人。在都灵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上，南方的撒丁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新撒丁”问题的实质。是所有撒丁岛人（本岛和大陆的撒丁岛人，包括穷人和富人）联合起来作为一个地区集团对政府施加有效压力，还是撒丁岛上的穷人和大陆其他地方受压迫的群众联合起来？即“来自撒丁的穷人究竟是赞成同这个岛上害得你们倾家荡产和充当本地资本剥削的监工的豪绅结成集团？还是赞成同大陆上想要消灭一切剥削形式和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革命工人结成集团？”撒丁共产党人认为这表明了南方问题的实质。
作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北方工人阶级要认识到南方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实质和根源，消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蒙蔽，争取南方农民的支持。在这个方面，都灵共产党人争取萨萨里旅士兵的支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萨萨里旅士兵主要是来自撒丁的农民，被派去镇压1917年8月都灵的起义。都灵共产党人通过做他们的工作，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最终使萨萨里旅在大罢工前夕被调离都灵。葛兰西认为，都灵共产党人争取南方农民的努力是有效的。这些事件“已经有了成果，今天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心中并且在继续起作用。它们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头脑一下子明白过来，记忆犹新，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后来，萨萨里旅士兵从撒丁给都灵《前进报》编辑部写了几百封信，信大多是集体写的，由萨萨里旅全体退伍军人在一个特定的村子里签名。葛兰西认为，这说明“我们坚持的政治观念通过各种不受控制和难于控制的渠道广泛地传播开去”。1922年，卡利阿里军团的300名卡宾枪手被派往都灵，执行与萨萨里旅同样的任务，《新秩序》编辑部收到了一份由大多数卡宾枪手签名的原则声明。葛兰西认为，这份声明“全面地响应了我们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这是我们的主张正确的铁证”。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采取具有政治效果的主张。如果群众不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和采取的办法深信不疑，就不可能有群众的行动。为了实现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实行统治的阶级，必须肃清所有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行会主义的影响和工团主义的偏见与成见。”“这意味着除了需要克服行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以外，为了赢得农民和城市各行业中一些半无产阶级的信任和同意，甚至在行业排他主义消失以后，还必须克服仍能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偏见和战胜利己主义的某些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要克服具体行业的限制，完全作为阶级成员来思考问题。工人阶级的目标是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些社会阶层的大多数支持它和跟它走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一个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当时代表意大利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仍然处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使这个国家能够抵抗无产阶级的进攻，从而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
1894年的西西里农民暴动和1898年的米兰起义动摇了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试图采取阶级联盟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这导致了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出现。葛兰西认为，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已经完全理解自身担负的历史任务，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工团主义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结盟的自发尝试，“是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主张同农民，首先是同南方农民结成联盟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初步的，原始的，但是是很健康的”。葛兰西认为，虽然意大利工团主义理论在革命实践中已经彻底破产，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的一种尝试。葛兰西认为，都灵无产阶级在反对改良主义者向资产阶级妥协方面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例如拒绝菲亚特董事会把公司当作合作社来经营的建议，因为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加入了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技术工人将不得不受国家的约束，因为它将通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活动，即通过工人阶级政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服从来‘帮助工人’。”这样一来，都灵无产阶级将失去作为领导者和指导者的地位，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将作为特权者出现在穷苦工人群众面前。它将作为像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者出现在农民面前，因为资产阶级（照它一贯的所作所为）将对农民群众把工人阶级的特权核心描述为他们不幸和穷困的唯一原因。”葛兰西认为，都灵无产阶级一系列的重大行动表明，它在政治上已经很成熟，具备很高的政治能力水平。
解决意大利南方问题的老办法主要是分土地给小农和实行地方分权。《国家季刊》上一帮自称“完全熟悉南方问题全貌的年轻人”污蔑道，都灵共产党人解决南方问题的“迷人方案”就是将大庄园分给农村无产阶级。葛兰西对此进行了批驳，指责这一“迷人方案”完全是捏造。他引用《新秩序》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都灵共产党人在南方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即“北方无产阶级在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以后，将解放受北方银行和寄生性工业奴役的南方农民群众”。“通过建立工人专政和接管工业和银行，无产阶级将运用国家官吏的巨大权力来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抗御天灾和克服贫穷的斗争。”也就是说，把受剥削、受压迫的南方农民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解决南方问题。因此，“都灵共产党人的基本概念不在于分配大庄园这个‘迷人方案’，而是（更确切地说）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联盟，将资产阶级从国家政权中驱逐出去”。
都灵共产党人支持给农民分配土地，但是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分配土地，即保证农民和农业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奴役，保证土地所有权不在经济上再产生资本主义，保证意大利南方不变成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军事基地。农业的改造“不可能平安地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而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在符合联合成共产主义生产单位的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葛兰西提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有可能解决农业工业化带来的失业等问题。都灵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分配大庄园土地的后果，并提出警告：“贫农占有生荒地或贫瘠地能获得什么呢？没有机器、劳动场所，没有膳宿设备，没有信贷帮助农民渡过收割前的难关，没有合作社机构收购农产品……和帮他摆脱高利贷者的魔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贫农占有土地能获得什么呢？”
二、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
大地主对南方农民的束缚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的，这是葛兰西在南方问题上的基本判断。他把南方知识分子称为南方农业集团的武器库，这就引入了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在南方，“由于农村居民的涣散和孤立，从而因为难于把他们联合在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之中，所以运动的发起者必须是知识分子集团”。知识分子在南方农民与国家及地方行政机关之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中介作用，南方农民从属于南方知识分子阶层，这是由南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不注意、不具体而深刻地研究农民实际从属于乡村知识界：农民群众一切有机的发展直到某种限度，都与知识界的运动相联系，并且依赖于它们，就丝毫也不能理解农民的集体生活，存在于其中的发展的萌芽和酵母。”无产阶级要在南方问题上实现与农民的革命联盟，并在这一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需要认识知识分子在南方社会的重要中介作用，借助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实现革命目标。葛兰西强调，“全部革命工作只有建立在群众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文化水平所确定的要求的基础上才能指望取得成功”。
在谈到南方问题时，葛兰西经常提到南方社会的分散性特征。南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农业集团，由三个社会阶层构成：“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民群众；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地主和大知识分子”。广大农民群众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本身没有内聚力”。葛兰西认为，工业社会所暗含的纪律和集中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阶级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阻碍了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一个广阔的农业国家会使单个个人孤立起来，并妨碍产生任何一致的和普遍的认识：这就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单位和具体的阶级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能向人民指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用这种力量建立长期的合法政权的意志。”也就是说，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不利于农民的集中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农民始终生活在法制之外，“他不知道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纪律”。这跟马克思对法国农民的分析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雾月政变中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小农阶级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彼此之间无法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因此，法国广大农民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是高高在上的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归根到底，法国小农阶级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南方农民时提出，南方农民缺乏政治上的言说能力，“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集中表达自己的意向和要求”，“不能为自己规划最终的目标，不能通过经常的斗争来争取达到这个目标”。与此同时，葛兰西强调意大利南方问题中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因为农民缺乏代表自身利益发言的能力，知识分子就在南方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代表农民发言，为农民争取利益，成为协调农民与上层农业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中介。葛兰西分析了南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构成，“中层知识分子是从农民地区吸收推动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的力量……政治领域的大地主和思想领域的大知识分子成了支配全部复杂现象的中心”。他指出，南方知识分子主要是老式知识分子，是主要以农民和手艺工人为基础的社会中的组织因素，而不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即技术组织者和实用科学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农业还占优势的意大利南方，老式知识分子还占统治地位。他们主要来自农业资产阶级阶层，也来自教士阶层。“他们代表民族的整个文化传统，力求重新综述整个民族历史的一切成就。”
南方知识分子是南方制度的拥护者，反对革命暴力，主张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内缓和阶级矛盾、解决南方问题。葛兰西认为，他们比固执的南方农业集团看得更广，他们主张南方问题不能变成革命问题，试图消弭农业集团内部的分裂。葛兰西对南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他们虽然不是与资本主义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新型知识分子，但对意大利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些文化知识最高的人是在南方传统领域中出现的”，他们使意大利思想与欧洲文化从而与世界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才华出众，足以满足南方知识青年最真诚的代表的知识需要，安抚他们反抗现状的强烈冲动；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沿着一条传统平静的中间道路前进。”他认为，在现代文化条件下不可能进行任何群众性的宗教改革，意大利历史上唯一可能的一次改革是因克罗齐哲学而发生的。南方知识分子与欧洲文化的联系促进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形成。葛兰西认为，“思想的方向和方法已经发生变化，一个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它超越了天主教和其他任何一种神秘的宗教”。克罗齐履行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民族”职能：“他使南方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农民群众，不得不接受民族的和欧洲的文化；并且通过这种文化使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使农业集团同他们联合起来。”葛兰西提出，《新秩序》和都灵共产党人既受到克罗齐等人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与他们的彻底决裂。也就是说，在克罗齐等人看到民族意识和诉诸文化精英的地方，都灵共产党人看到了大众意识的觉醒，认识到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他们同时标志着同传统的彻底决裂和新发展的开始，这一发展已经取得成果，并将继续取得成果。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提出城市无产阶级是现代意大利历史的领导者，也就提出了南方问题。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阶层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因而能够改变（即使不是全部改变，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的精神面貌。”
葛兰西强调南方知识分子对整个意大利社会的重要影响，指出“南方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国民生活中是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超过3/5的国家官吏来自南方。同时，葛兰西提出，南方社会的分化既是农民的分化，也是知识分子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过去存在，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还会进一步加剧。大知识分子仍然固守农业集团的利益，一些试图离开农业集团、用激进方式提出南方问题的南方人在各地聚集起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葛兰西认为，“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中等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所表现的一切文化上的首创精神都具有南方主义特征”。知识分子的分化还表现为，一部分老式知识分子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认识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与农民联盟的必然性。他们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但由于精神上的软弱不能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走彻底的革命道路。葛兰西称之为工团主义或知识分子工团主义问题。他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他们已经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已经懂得“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全国需要的和代表将来的两种社会力量”。这样的人物和以其为代表的运动是意大利新的历史潮流自发的产物，它表明在某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他挖了一条堑壕，使那些在1919年、1920年和1921年认为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会胜过资产阶级的正直诚挚的知识分子集团没有从那里退却”。
因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复杂的，它不是领导阶级的一员，但看到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同时又与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积累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南方社会的作用，葛兰西称之为“起着联系人的作用”，一是“联系在资本主义各技术领域中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19年至1920年采取左的立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联系许多南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更复杂的联系，将北方无产阶级引入南方问题……从而提出了内涵与传统领域不同的南方问题”。南方知识分子的分化产生的只是同情革命的同路人，而不是完全走向革命的新型知识分子，“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全体同整个过去决裂而使自己完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意识范畴，那是荒谬的”。但是，分化出来的左倾知识分子是当前无产阶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盟友。葛兰西提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目前在组织上还很软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只能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非常缓慢而艰苦地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当前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具有历史特征的组织上的”分裂，对无产阶级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要建立一个左倾的群众机构，照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倾向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机构”。
南方大地主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知识分子来实现的。要实现与南方农民的联盟，北方无产阶级需要借助分化出来的左倾知识分子。争取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是实现与南方农民联盟的关键。“它在完成这个必要任务时取得成就的大小，还要取决于它摧毁这个善于灵活而又顽强抵抗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能力，即取决于它摧毁这个农业集团武器库的能力。”
三、有机知识分子与现代政党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专门讨论了知识界的形成问题，提出了知识界是一个自主的、独立的社会集团还是一切社会集团都具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形式。在所有形式中，葛兰西探讨了两种他认为最主要的形式。一种形式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社会集团，产生作为其有机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知识界作为这些群众的有机部分，“能对于这些群众的实践活动所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同这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实现思想的有机性和文化运动的稳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类知识分子包括企业家、工业技术人员、专家学者、文化组织者等。“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以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方面领域中的‘专家’。”
另一种形式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在没有来得及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时，吸收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所有‘重要的’社会集团，从作为其发展产物的以前的经济基础走向历史舞台时，至少在以前的历史中，能够找到早已诞生的知识界范畴，这是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证明，甚至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最复杂而激烈的变化也不能违反的。”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吸收和同化对于要建立自身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来说尤为重要，“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上发展着的每一集团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有教士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葛兰西认为，在传统知识界中活跃着“行会的精神”，他们感觉到自己连续不断的历史继承性和“特殊的本质”，所以认为自己仿佛是自动的并且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葛兰西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阶层自认为是脱离了历史发展的“凝固了的社会集团”，“这种观点的特征之一恰好在于：在思想体系上通过概念名称上的一致把自身同先前的知识分子范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个新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都创造新的上层建筑，代表和体现这种上层建筑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只能被认为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形势的产物，而不是先前的知识界的继续。”
因此，不存在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或者在努力造成这种阶层”。葛兰西提出，界定知识分子的关键是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即“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而通行方法的错误在于寻找知识分子的某种本质。就智力的使用来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除自己的职业界限外，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是‘哲学家’、艺术家、具有一定兴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观，从而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葛兰西认为，把知识分子视作独立于阶级对立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抽象集团，这一看法没有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辩证过程。如果“新”知识分子自认为是先前知识界的直接继续，那么他们就不是新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代表新社会趋势的新社会集团的代表，而只是被历史淘汰的旧社会集团的残余。这表明，新的历史形势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创造新的上层建筑的阶段，而是继续生存在旧历史过时的外壳里。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的新旧更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新社会集团的各阶层中存在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有些阶层，在思想体系上，仍然沉浸在先前历史形势的文化之中，有时还包括刚刚被超越的文化。”尽管在某个阶段有些阶层还抱着托勒密的世界观，但他们照样可以代表某种先进的历史形势。也就是说，尽管这些阶层在思想体系上是落后的，但从其经济和政治作用来看却是先进的。葛兰西认为，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使文化与实践领域相适应，那么，“凝固的”知识分子就是保守反动的，因为在新的社会集团意识到自身从原有的社会集团中分离出来并认识到自身与过去迥然有别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别，还把自身看作过去的连续，没有在文化领域反映新的历史趋势。
知识分子是社会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与具体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决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它们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在探讨知识分子阶层相对于基本社会集团的“有机性”时，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区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或国家社会”两个层面，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承担“社会领导和国家统治”职能：在社会领导层面，“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统治集团的威信……‘历史地’产生的同意，统治集团的地位及其在生产界的职能所规定的同意”；在国家统治方面，“执行国家机关的强制作用，‘合法地’加强对那些都不积极或消极‘表示同意’的集团纪律”。这一分析大大扩充了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也是葛兰西所说的，“我的知识分子概念非常宽泛，不局限于流行的大知识分子的概念”。除了创造、积累和传播思想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包括在社会中承担组织职能、在国家领导机构中承担行政职务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内部构成一个复杂的等级序列，“应该摆在最高级阶段的，是各种不同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创造者；应该摆在最低级阶段的，是已经存在的、传统的、前此积累的知识财富的‘管理者’和推广者”。葛兰西对上层建筑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区分和对知识分子在同意和强制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具有重要影响。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与一定社会集团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封建知识界既和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相联系，也和罗马帝国社会组织内部希腊的和东方出身的被解放奴隶的地位相联系。在农民问题上，葛兰西认为，农民作为社会集团并没有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农民虽然在生产界也起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本身的‘有机的’知识界，并且没有使任何一个‘传统的’知识界阶层和自己‘同化’，而其他社会集团却把许多知识分子-农民出身者纳入自己的队伍，因此，大部分传统的知识界是农民出身的。”葛兰西认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具有二重性。乡村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同时又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农民阶层的社会阶层，是农民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农民与国家之间“起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因此，问题的核心还是确定有机知识分子范畴和传统知识分子范畴的区别，找到新的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葛兰西关于南方问题的论文是1926年他被捕后在其罗马寓所发现的未完成手稿。在这篇手稿中，葛兰西提出了南方问题的根源以及工人阶级在意大利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是作为南方问题的一部分进入他的视野的。通过对南方社会的分析，葛兰西认识到南方知识分子在南方和整个意大利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实现与农民的联盟、夺取政治领导权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除了关注知识阶层形成和发展的一般问题，更关注解决实际问题，即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把农民组织起来。他认为，只有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取代资产阶级和教士对农民的知识领导，才能解决南方问题，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葛兰西在审议《里昂提纲》草案的讨论中提出，极左派把工人和来自其他社会阶级的分子相提并论，不关心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与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政治上和社会上最先进的分子，因而注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葛兰西认为，工业产生自己的城市知识分子，它是工人群众与企业主之间联系的环节，其作用可以与下级军官在军队中的作用相比，力求及时完成工业计划，但不会对群众政治运动起组织和领导作用。“工厂或制造场的工程师和技师不对工人群众发展任何政治活动，或者至少这已经是经历过的阶段；有时也恰好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些群众至少通过自己本身有机的知识界对技术专家实现政治影响。”葛兰西始终认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必须是工人自己”，因此，“在给党下定义时，对于突出党同它从中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那部分定义，必须特别强调”。葛兰西认为，极左派忽视或低估党的社会内容，把党解释为由异质成分综合构成的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这是错误的，党必须首先强调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是其有机构成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立场来源于我们认为，人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强调党在事实上不仅通过意识形态的结合，而且也通过一种‘物质’性的结合同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而且这是同党对工人阶级必须承担的任务有密切关系的。”
从现代政党的角度出发，葛兰西探讨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区别，提出政党是社会集团选择自身有机知识分子的手段，认为政党在市民社会执行国家在政治社会同样的职能，加强了统治集团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政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其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葛兰西提出，与国家的职能相比，政党的职能更有组织性，加强了自身有机知识分子和其他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融合，促进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属于在现有条件下历史地（和实在地）进步的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吸引力，归根结底能使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从属自己，从而利用心理上的联系（虚荣心等），往往是帮会的关系（技术上的、法律的、团体的等等）达到所有知识分子的团结。”现代政党在传播新的世界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党在培养新的、完整的、无所不通的智力，也就是说，党象是一只坩埚，把理论同作为实在的历史过程来理解的实践熔于一炉”。
结 语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既涉及意大利北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也涉及南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还涉及党的建设，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关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将领导权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抵抗；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和链接的角度探讨领导权中的主体建构；庶民研究学派的古哈探讨了印度独立运动中在主流历史中失声的底层民众的斗争问题；阿瑞吉则探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权力更替。这些研究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运用于对本国具体情况和面临时代挑战的分析，取得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后来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在农民革命和农村建设上有许多突出的新特点新经验新理论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这些理论和实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总结和阐发。研究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要解决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立足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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