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古典文化艺术生产“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规范和高不可及的古典艺术范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文化艺术的发展“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文化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等论点，说明文化艺术发展与时代以及物质生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表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这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性质、样式、内容和变迁，但不可简单机械地看待物质生产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的关于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复杂关联的一系列观点，为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讨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进路。
【关键词】唯物史观 物质生产 文化艺术 时代进步 “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王晓峰（1993-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总的导言”。马克思在《导言》里“说明了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文学艺术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以古希腊艺术为着力点，分析了时代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性。这个富有学术内涵的话题，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基础理论，值得当代学人深入探讨。
一、古典文化艺术生产“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并进一步比喻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这些是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阐释时代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的表述。
第一，某个时代文化现象的产生与消亡都是由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条件决定的。恩格斯在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表明特定时代的精神文化要以特定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为基础。在《导言》里，马克思以古希腊艺术和神话兴衰史为依据，对时代与文化的关系作出了深刻阐释。一方面，他揭示了古希腊神话产生的时代根源，即“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期，无论是生活在爱琴海的古希腊人，还是狩猎耕耘于黄河流域的夏商周人，都处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对外部世界的规律和对人们自身活动的认识都处于盲目状态。这一时期人们认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同人们相对立，“一时狂风暴雨乍起，瞬间又万里晴空”的自然现象让古希腊人和夏商周人感到不可思议而惊恐万分，好像某种神秘的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的生死。人们没有能力掌控自然，只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神话便在“幻想”中产生了。古希腊神话成为希腊艺术的母胎，所以马克思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另一方面，他还认为古希腊神话随着产生的时代条件的消失而消失。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人类逐步提高了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摆脱了“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状态，古希腊神话繁盛时代也随着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不能复返而成为历史陈迹。马克思在《导言》中问道：“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以神话为母胎的古希腊艺术难以在后世再现，其根本原因是先进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对人自身的粗浅认识，摆脱蒙昧阶段而走向科学认识的时代。
第二，揭示古今中外文化史上不少冠名“复兴”的文化现象的实质。按照马克思关于古典文化“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观点，古今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冠之以“复兴”的文化现象，吸纳了昔日文化的成果，但并非昔日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新文化，是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的文化。比如，十四世纪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但是实质上并不是复兴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创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一大批古希腊文明各时期无法产生的伟大的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以及一大批在艺术史、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重要的伟大作品，是西方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不但文艺复兴运动不可能重复古希腊文化，而且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在其产生条件消逝的情况下也难以在其后的历史中重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继文艺复兴运动后，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又出现了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思想家发扬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反对迷信的传统，也吸收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精髓，但没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是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重演。所以，西方思想史上几个文化繁盛期产生的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启蒙思想——呈现出各自时代特色的内容而无法互相替代。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但恩格斯肯定不会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启蒙思想的翻版。
同样，我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盛景，如商周之际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等，这些文化一旦衰亡，就如马克思所言“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无论是乱世裂变间隙的魏晋风度，还是盛唐强音以及精致内敛的两宋文化，都迥然有别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文化。到了晚清时期，封建制度遭遇重大危机，从康梁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思想界风云激荡，后世人们虽称之为“百家争鸣”，但并非实质意义上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重现。
第三，新文化往往借用旧文化的某些元素和旧文化的外衣，但在内容上是对旧文化的超越。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从旧文化发展到新文化，是旧文化的脱胎换骨，是新文化完成了对旧文化的超越。实现超越的新文化需要吸收旧文化，但不是旧文化的重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方面肯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另一方面认为历史上多次出现后人模仿前人的场面，但许多情况下是以漫画般的笑剧方式结束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但马克思更清楚这种场景的本质是“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旧文化，使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了对旧文化的历史性超越。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写道，“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复兴“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良好的条件，但这里讲的“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的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包括反动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和观念的一切古代文化，而是振兴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是经过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马克思主义改造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不但超越了古代的传统文化，而且“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只有这种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过的文化，才决定了“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第四，关于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文化进步论。当马克思说古典文化“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时，并不是否定文化的进步，相反却是充分肯定了文化的进步。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这里的“抽象”意义的进步，是指不包含时代内容的、不包含某种方面的不可避免的退步和弯路的进步，而实际发生的文化进步恰恰是包含时代内容的、包含某种退步和曲折的进步。恩格斯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希腊神话衰落了，但现代社会出现了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希腊史诗衰落了，但同属于语言文字艺术的长篇小说、章回传奇故事保留了史诗的元素，在更加宽广深远的范围和程度上兴盛了。马克思并不为“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的希腊文化的衰亡而感到奇怪和遗憾，而是将希腊艺术的衰落，理解为希腊艺术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因为进步总是伴随着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马克思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历史问题，正如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写道：“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因此，马克思对某些古典文化“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观点，就是指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旧文化难免退出历史舞台，但与时代同行的新文化必然诞生。
二、古典艺术范本在当代“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既然古典文化艺术“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那么是否意味着古典文化艺术过时而失去当代价值？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不可简单地用“过时”来描述盛景难再现的古典文化。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古典艺术“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马克思认为，古典艺术对现代人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这句话揭示了古典文化“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的内在机理。在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人们完全能够以那个时代独有的方式片面地发展某种艺术形式，形成灿烂的文化。例如，在形成了成熟的文字后，就不可能产生甲骨文和楔形文字。只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人类童年期，才产生了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的甲骨文字，从而产生了灿烂的甲骨文化，并对当代人产生强烈的艺术感召力。中国古代灿烂的“族徽文化”是在那时人们崇拜自然物抽象成图腾的产物，“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有人面鱼纹，都有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图腾”，但当代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古代社会特有的族徽文化了。
文化艺术是否具有打动人的魅力，关键看此文化艺术是否能够反映时代的本质、触碰欣赏者的心弦，而不管这个文化艺术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即便是现代的文化艺术作品，如果不能真实生动地体现时代的本质，而把文化艺术降低为艺术家消遣享乐的玩物，那么，此作品就很难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持久的艺术感染力。相反，即便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艺术家，只要他提炼真实的生活成为艺术，充分反映时代的本质和精神风貌，他的作品就会给古今的欣赏者带来心灵共鸣和艺术享受。欣赏者可能因古典文化艺术表现出来的精湛技巧而震撼，也可能被古典文化艺术带入对时代本质的沉思。一切反映真善美的作品，一切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作品，都在历史上居于崇高的位置，持续地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古典艺术范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的原因。
古典文化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可以有多种情况。
第一，古典的文化艺术比较容易引发现代欣赏者思古怀旧的情感。古典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是古代文明的活化石，是连接先祖们生产和生活场景与现代社会的载体。古典文化艺术作品有的庄严肃穆，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曲径通幽，有的大气磅礴，有的含蓄内敛，有的幽默怪诞……但都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以及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感慨宇宙流转，俯仰古今变迁，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宇宙自然与人的关系，得到一种哲理性的美学感受，这就是古典文化艺术的魅力。年代越久远的古典文化艺术，越能够激起人们回溯历史的情绪，越具有独特的魅力。
第二，如果古典文化艺术反映了人类古今相通的情感，就能够给予当代人以艺术享受。古代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如苏东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让人在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氛围中，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高度契合。再如，具有古希腊风格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通过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蟒蛇缠绕时的生死之搏，把人类的畏惧、恐怖和同情等感受表达出来，直击观赏者的灵魂深处。因此，在西方美术史学和美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从米开朗琪罗到巴洛克大师贝尼尼，两百年间艺术家观摩学习仿效它的不计其数”。人类是在顽强奋斗中进化的，古典艺术作品体现的那种伟大奋斗献身精神，感天动地，超越时空限制，一定会在后世的作品里再现出来。
第三，表现古今皆有的大自然之美的古典文化艺术，能够为当代人带来持久的艺术享受。此种杰出的古典音乐、绘画、古典文学，总是使人获得欢愉、激情、安宁、悲凉、沧桑以及赏心悦目等美学体验。恩格斯提到自然美给人带来的欢愉，“西西里岛的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曾经歌颂了他们的同时代人——牧奴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当人们默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等诗文时，也会超越时空限制感受到自然之美妙而心情愉悦。
第四，表达古今人类皆向往的自由解放精神以及鞭挞假丑恶、弘扬真善美的古典文化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马克思指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尚未实现，追求自由解放会受到自然、社会和心灵的三重束缚。古希腊的裸体雕塑，正好符合文艺复兴时期摆脱中世纪思想束缚、追求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的要求，对人本主义者具有巨大的艺术吸引力。田园诗人陶渊明，蔑视功名利禄，不为五斗米折腰，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其《桃花源记》表现了作者追求自由安宁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牛郎织女神话里的摆脱天庭戒律到人间追求幸福的七仙女，还是大战法海水漫金山被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无论是感天动地发下“六月飞雪”宏愿的窦娥，还是寄人篱下悲切葬花的林黛玉，均寄托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当代人类追求自由幸福全面发展的愿望相吻合，仍然具有当代价值。
马克思认为古典文化“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是一种没有脱离时代水准的艺术享受。《导言》指出：“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几层含义：一是如同儿童的天真使成人感到愉快一样，数千年前的古代文化艺术照样对当代人具有魅力，为当代人带来愉悦。二是使成人感到愉快的儿童的天真，是尚未阅尽人间冷暖甘苦的纯洁的本真。只有历经时代风霜的考验，儿童才能走向成熟，走向心智健全。古典文化不能仅停留在靠率真童真带给成人欢愉的“童年阶段”，如同儿童总要长大一样，而是要在更高更新的舞台上继续大放异彩。三是当代人类可以感受那个不发达的历史阶段产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但人类不可能在时间上回到那个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童年期。传统文化具有的魅力，是与永远不能复返产生它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魅力。
在提出古典文化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观点的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古典文化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是符合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特点。中国古典诗词为追求典雅而在严格规范下精益求精，将民族语言之美推到顶峰，形成稳定的美学风格和格律范式。词句整齐的韵文，用字务求华美的骈文，可歌可诵的乐府，发展到令大多数人仅能仰视瞻望的地步。但是，如此讲究的“高不可及”的辞章格律，反而限制了古典文化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千年大变局之际，古典诗词古典高雅的形式外衣失去活力，难以在宽广的社会范围内鲜活生动地向人民大众传播时代声音。当代中国人要学习、继承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古典艺术的生命力却存在于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从19世纪末中国现代诗歌先驱黄遵宪提倡诗歌口语化，到梁启超呼吁“诗界革命”推动古典文化面向社会大众，由士大夫文学转变为平民文学。如果不摆脱文言文对民众接受新思想的阻碍，“民主”“科学”就无法扎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顺应时代的需要，积极推广白话文，一批白话文小说和新诗问世。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号召“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推动了文字规范和让高不可及的古典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形成以广大劳动者为审美主体、表现对象和阅读对象，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三、文化艺术的发展“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关于文化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在《导言》中基于古希腊艺术的史实提出一个观点：“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在文化艺术领域一贯秉承唯物史观的体现。
唯物史观的核心被恩格斯概括为“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封建社会必然产生封建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文化，这被毛泽东总结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就表明，文化艺术的发展由于“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必然被深刻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第一，文化“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特定的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人们谈论文化，往往指的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形式的文化。马克思在《导言》中认为希腊文化的产生有着自己特定的社会发展形式，“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产生埃及神话与希腊神话的社会发展形式不同，所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不同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形式的密切关系，“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提戚安诺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很深”，即便是最富有创新力的艺术家，也很难摆脱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形式对他们的限制。
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这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性质、样式、内容和变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相当繁盛辉煌的“百家争鸣”文化局面，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中国当时处于社会制度重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诸侯林立，尚没有一个权威的思想体系能够统一思想界。知识不再被少数贵族所垄断，社会上盛行开办私学，中下层平民中出现了众多知识分子，并从中产生了一批胸怀大志之士，游说之风盛行。各阶级的思想代表对未来社会制度发表看法，以引领社会向有利于本阶级的方向发展。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夫们竞相招贤纳士，学术讨论的气氛相当宽松。这些条件造就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但秦统一国家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和完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必然要钳制人们的思想。到了汉代，董仲舒应诏上书，力陈“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力于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阶级，将“百家争鸣”当作威胁政权稳定的因素。
第二，文化“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文化要随着社会进步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问道：“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希腊艺术和史诗将要失去价值，事实上，包括希腊艺术在内的被称为“古典”的文化均具有长久的美学价值和魅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马克思关于文化艺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古代思想史上“民”的概念，随着社会进步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切不可把古代名言“民为邦本”中的“民”之内涵，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中的“民”之内涵。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无论统治阶级阵营里的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多么闪光的“重民”“恤民”的观点，他们始终置人民群众于被恩赐和被怜悯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古代“民”之内涵的彻底超越，把过去被视为奴仆的“民”当作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
第三，文化“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古今中外产生的文化现象和理论命题，是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有序地出现的，而不是杂乱无章地出现的。每个思想观念都有其出现的特定时代，“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观念论时指出，“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会发现“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这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的：“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不仅个人主义命题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产物，而且人类历史上产生的任何文化现象和理论命题，也是由特定时代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决定的。
四、物质生产与文化艺术发展存在不平衡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并不认为物质生产机械地决定着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命题，并具体地阐释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物质生产并不发达的时代，照样可以创造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一般而言，物质生产的繁荣往往带来文化的繁荣，文化要随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而进步，但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每个历史时期，无论发达阶段还是不发达阶段，人类都能够创造出那个时代所能够实现的顶级文化。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这一说法在希腊艺术史中得到证实。古希腊处于人类社会的不发达阶段，但不排除某些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神话和史诗等，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远古时代的人类并不了解近现代物理学才能揭示的自然界声光电现象的本质，更不懂得电磁学、量子学、相对论，但他们对外部世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感超过了现代人。古代艺术家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对外界的认知，以古人对神灵的强烈敬仰、恐惧的集体意识为素材，创造出浪漫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令人生畏令人神往的神话世界和引人入胜的史诗故事。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奴隶制社会具有集中大量奴隶大规模地建筑宏大的王宫、剧院、塑像等巨大工程的特点。诚如恩格斯所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广大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者，热情洋溢，创造出《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义勇军进行曲》等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至今享誉海内外。
第二，文化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优秀的文化艺术反映着时代的本质，但文化创作者的个人天赋、意趣、喜好影响着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艺术是现实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也是艺术家在“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尽管古希腊和中国夏商周时期，物质生产不发达，但只要具备基本生活和工作条件，身怀绝技的工匠和艺术家依然可以焕发出过人的想象力和表现技巧，创造出杰出的文化艺术作品。这是因为艺术创造除了具有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的属性外，还具有与创作者的个人天赋、意趣、喜好密切相关的个体性特点。物质生产的进步，带动乐器的材质和种类不断更新和丰富，但是要谱写和演奏昂扬乐观的曲子还是悲愤抑郁的曲子，是表现个人虚无缥缈的情绪还是表现人民的疾苦，最有发言权的是作曲家和演奏家本人。在物质生产繁荣的时代，艺术杰作也许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生活艰辛、境遇悲惨之时，一个富有创新力的文化巨匠，反而更有机会体验生存艰难，更能发愤创作，创造出“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产生脍炙人口的文化艺术作品。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都是圣贤处境艰难时的发愤之作。
第三，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思想文化内部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经济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创造出先进的文化。马克思认为，文化内部诸要素间相互发生作用，不仅仅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他在《导言》中提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思想文化内部的要素可以相互发生作用的观点，在晚年恩格斯那里得到继承和深刻阐释。晚年恩格斯认为，哲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受到特定时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影响。只要在思想材料积累、政治法律环境上具有了有利于哲学发展的条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史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原理。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迅猛发展，但经济上远落后于英国的法国，却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文化巨匠。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英法的德国，却在哲学方面发生了从康德开始，中间经过黑格尔，最后到费尔巴哈的哲学革命；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歌德、海涅、席勒等艺术大师，形成了“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奇特局面，更不用说诞生了“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把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够创造先进文化的观点绝对化。恩格斯在阐释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原理时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五、马克思关于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复杂关联考察对当代文化研究的启示
马克思在《导言》中探讨了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的复杂关联性，这些思想观点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
第一，马克思关于以往的繁盛文化“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观点，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富有启发性。
既然古今中外任何“复兴”的文化，本质上是与时代同行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的文化，那么，当前中国理论界讨论的“文化复兴”，就本质而言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古代文化的重现，而必然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经过创造发展而形成的新文化。所以，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讨论，其关键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结合”，甚至也不在于为什么“结合”，而在于怎样“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家有珍宝，视若敝帚，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污秽的酱缸。此论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外一种倾向是家有敝帚，视若珍宝，片面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将其抬高到不恰当的高度，甚至认为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社会就能够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科学的途径，那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难以逾越的人类思想史上的高峰，“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实现“第二个结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反对超时代、超历史、超阶级地美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者抹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马克思关于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显示出永久的魅力”的观点启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永久的魅力，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仍然发出耀眼的时代光芒。
中华优秀神话故事具有永久的魅力。华夏先民缺乏科学的农业耕作和游牧知识，收成丰歉全在于“天”，于是“天”就成为先民心目中的具有人性、意志的实体。理性而不失浪漫的华夏先民构建了一个以“紫薇垣”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天宫神阙，神圣庄严，井然有序，令人神往。“天市”“天街”熙熙攘攘，“天田”可供耕织，“天河”两岸的情人遥遥相望，“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沿袭紫禁文化，称故宫为紫禁城。故宫整体上是一件艺术品，雕梁画栋、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而高度和谐统一，因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古代神话中的悟空、哪吒等艺术形象，被当代人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同样也可以“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大宝库，蕴含了惠泽当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直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而成，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马克思所说的处于人类童年期的希腊艺术，“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的观点，为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指出正确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然“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是当代人需要继承发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这里提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不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风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廉洁警示，“穷则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豁达境界等，经历几千年的风雨，升华为中华优秀文化精神。孟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但留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风骨，在文化精神层面，是与毛泽东所讲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相契合的。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历次反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在长征路途上，在遭遇自然灾害侵袭时，世人从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斗争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三，马克思所言古典文化“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观点，为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我们的祖先留有大量经典华美篇章，留有大量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特别是古典诗词将汉语之美推向高峰，形成稳定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规范，讲究押韵平仄对仗，起笔引经据典，营造典雅优美的意境，给当代中国人民以艺术享受。在古典文化里，存留下大量精炼简洁的名言格言，表达了极为深刻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时，为我们提供了涵养道德情操、参悟世间大道的启迪。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孔子的“为政以德”、庄子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成为流传很广的格言，语言精美，观点深刻，影响深远，涵养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性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必须大胆地继承这种“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优秀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是承载传统文化的实体性设施，如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属于“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与社会生产力直接联系，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可以直接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此外，祖先们发明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先人们创造的雕镌、编织、剪刻、琴棋、书画、扎糊、染绣、塑作、烹饪等工艺精妙绝伦，彰显着中国古代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祖辈们留给我们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国人民独特的美好情愫和坚定的民族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第四，马克思关于文化“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启发我们要注意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时代差异性。
既然“一定社会发展形式”具有时代特点，那么要善于区别古今概念的时代内容和含义实质，不可作简单的肤浅的字句上的比附。许多概念的内涵在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差异很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序言中，马克思反对德国流行的不顾概念的历史内涵仅作肤浅比附的做法，提醒人们要注意古今阶级斗争概念内涵的时代差异，“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在当代，我们依然可以在旧诗词的平仄、用典、意境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在讲话和写作时引用言简意赅的古典诗句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所以，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要按照时代不断进步的新要求，在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总之，马克思在《导言》中考察了时代与文化的复杂关联，提出了极为宝贵的论点，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为关于“第二个结合”的讨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进路。这是一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也是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文化再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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