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多重维度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将文化作为“人化”与“化人”的辩证统一，成为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从“人-社会”维度建构了文化主体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以“两个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民族-政党”维度发展了文化主体性；基于“时间-空间-实践”的逻辑，提出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家-世界”维度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 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叶本乾（1975-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173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孕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下被迫开始了“外源性现代化”。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同时，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文化认同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全盘西化论”“文化复古论”“中体西用论”等现代化方案的相继失败，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历史重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首先提出“文化自觉”论。而后，文化研究学者纷纷响应这一观点，从翻译学、文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不同学科角度丰富了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建设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形成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从主体性层面把握“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思想指导。新时代，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以及中华文化在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本文从“人-社会”“民族-政党”“国家-世界”三组主体范畴和六重主体维度，剖析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多重表现。
一、基于“人-社会”维度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主体性呈现出文化意义上人的主体性。尊重人民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文化主体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主体性来源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凝结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体系的“一根红线”。
1.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辩证统一
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即‘人化’”，是人能动地改造外在客观世界而产生的创造物的积累和呈现。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存在方式的不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与动物直接区别开来。人的意识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它既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投射，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的双重性质决定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物质对象及其外部环境，更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维创造。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塑造了“特定的文化样式和文化规制，从而赋予文化以特定的主体范式”。在现实情境中，“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交往才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从此意义上来看，“现代化是文化主体性的出场背景”，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对自身作为内在主体而非外在对象的确证。也就是说，享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把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立场、道德情操和思维习惯等熔铸于文化之中，使集成的精神成果展现出了独有的品质与个性，从而具备了独立存在与自主发展的前提条件。
从延伸意义上讲，人是文化的实践主体。“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会反过来“化人”，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在以文“化人”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突出特性。“文者，贯道之器也。”（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人，在其本质上是文化的，而不是“物化”的；是有能动性的、全面发展的，而不是机械僵化的、“单向度”发展的。文化包含着一个群体特有的观念、价值、信仰模式以及他们典型的思维和感知方式，其一经产生，便成为人存在、发展、进化不可或缺的人文环境，引导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置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应自觉成为捍卫母体文化的主体，肩负起守护文化根源的重任，成为文化价值的忠实践行者、文化形象的坚定维护者和文化创新的主要驱动者。“人化”和“化人”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以文“化人”就是“使人从动物性的人，提升为社会性的人，从有文化的人提升为有文化境界的人”。由此，“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
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关于文化源于谁、为了谁、属于谁的主体性问题长期存在着理论分歧。唯心史观片面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要么通过形而上的哲学建构，将文化主体归结为某种抽象理念或主观精神；要么过分夸大杰出个体的能动性，将文化主体视作个别英雄人物。这种双重认知偏差遮蔽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贡献和主体性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了文化主体性原理。这一原理以现实的人为文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将文化作为“人化”与“化人”的辩证统一，承认文化的主体由全体人民共同构成，揭示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创造中的能动作用，彰显鲜明的人民性，以“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实现了对西方“资本至上”立场的全面超越。
2.文化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精神纽带。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社会同时产生，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物质世界中最高级、最复杂的运动形式。人一来到人世，就承受着文化环境的洗礼，成为“社会的人”，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参与社会活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来讲，文化是社会存续、社会和谐的“黏性基础”，社会作为由个人所构成的集合体被文化深刻影响。正如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的：“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当一种文化的主体性得以确证后，便告别了漂泊、游移、跟从的状态，走向稳定、主动、自觉的发展，从而为同一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联系纽带，为同一社会的文化自信提供力量源泉。文化是善治的深层根基。文化以其“成风化人”的关键作用，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促进社会系统正常运转、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凝聚、润滑、整合作用”，助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的矛盾得以有效缓和与顺利化解。
文化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精神支柱。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恩格斯在肯定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明确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现象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但也呈现出显著的相对独立性，其与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的张力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复杂动力机制。若将物质性力量视作社会有机体的“血肉”系统，政治性力量视作“骨骼”框架，文化性力量则是“神经”网络，能够使“一个社会即便‘藕断’但依然‘丝连’”。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社会以深厚的人文底蕴、极高的组织效能和更强的竞争能力。当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能动要素——劳动者主体——实现深度融合时，将触发生产效能的链式反应，即劳动者综合素质实现极大提升，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多维度拓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创造财富的数量实现几何级数增长。文化的这种特性，意味着文化会通过维护或批判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来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文化独具特色、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建构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对引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于“民族-政党”维度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中华民族有着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各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脉”。但这种主体性在近代遭受了挫折，被不断弱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文化主体性并实现长期执政提供了精神“魂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我们造就了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文化特质和独特价值体系。
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强调，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虽然都被称为“民族”，但“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既具有政治内涵，也具有文化内涵。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由来已久，贯穿于中华民族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之中。通过长时段的文明演进，中华民族栖息地孕育了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丰富多样的地域性文化，这些文化单元在民俗表征上呈现“十里不同俗”的特征，却在深层认知结构方面构成了共享的文化基因库，包括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等。例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精华，就是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种基于地缘又超越地缘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强大且持续的整合力和向心力，支撑着中国社会在文明演进中呈现出“形散神聚”的发展态势。倘若将中华文化视为主干，各民族文化则是枝叶，只有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主体性，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才能整合成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巨大文明体，56个民族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战略任务。”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不懈的努力奋斗中，跨越一定的时空阻隔、语言界限和族际差异，逐步构建起以理想、信念、信仰为内核，以知识体系、情感体系、价值体系为构成要素的文化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然而，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物质掠夺和文化渗透中被重重遮蔽，“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所幸，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构建了不分民族、不分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救亡语境下的集体主义意识，实现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与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相契合，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与文明生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文化治理范本。
2.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在文化领域的全面展开和集中体现，以超越时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这种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本质，是运用“批判的武器”催生“武器的批判”，使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启蒙与社会革命的辩证互动中获得历史合法性，政党与文明的重构在此达成历史性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论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视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文化来源于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它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与此同时“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也就是说，文化既是物质生产的精神映射，也是改造现实的主体力量，文化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论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科学回应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归属与占有问题。具体而言，每一种文化形态或形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有的文化占统治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有的则处于从属地位，起到辅助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归根结底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意味着“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文化意识形态本质上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与价值选择。文化领导权构成意识形态场域博弈的枢轴环节，掌握政权的阶级要通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维系其精神统治的持续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创新，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面形成筑牢了理论基底，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文化基础，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其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价值论维度的战略定位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的战略要求，作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科学判断，得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重要结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58次论及“文化”这一概念，这充分彰显了文化发展在国家战略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润物细无声”地将党的思想文化工作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实际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政治保证。
3.在守正创新中以“两个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形态。从民族属性来看，中华民族是孕育这一文化形态的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深厚且坚实的历史根基；就政党属性而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是推动这一文化形态发展和完善的主体，“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其提供了现实支撑与活力源泉。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实现了中华文化“根脉”与“魂脉”的重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脉”；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铸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魂脉”，从而得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具有主体性的文化不是僵化、停滞的文化，而是具有创造品质和创新潜质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系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规定，拓展了新时代文化发展道路，并通过“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深化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达到历史新高度，实现了文化创新从理论认知到制度建构的跨越式发展。
具体来看，“两个结合”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第一个结合”本质上是普遍真理与特殊国情的历史性对话，强调文化发展的实践性。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会生产出不同类型的思想与文化。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这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真理塑造了光辉典范。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场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通过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实践深度融合，实现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创造的辩证统一，使马克思主义“魂脉”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时代课题中实现了中国化表达。“第二个结合”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性重构，强调文化发展的传承性。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在根本上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第二个结合”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双重加持”。在现实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成功化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矛盾，实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构成和时代内涵愈发清晰。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作为“根魂契合”的思想文化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深远影响。
三、基于“国家-世界”维度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从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角度来讲，文明是文化的积极成果，文化影响文明的命运，对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具有前提性作用。巩固和强化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关切。文化主体并非单一孤立的，而是多元的、互相联系的。面对全球文明秩序深度重构的历史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构建起“守本源”与“开新局”相统一的文化发展辩证法，在国家文化主体性巩固与世界文明普遍性创新的矛盾运动中开辟出文化治理新范式，既彰显了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的主体自觉，又践行“美美与共”的文明担当，为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
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化的出场先于文明，文明是文化的结晶体和成熟状态”，文化自信是文明发展的立基之本。中华文明古今相继，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绵延不绝，在历史周期率的考验中保持韧性，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增加了我们自信的底气。“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创造基础之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解答了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价值内涵、历史根基与实践路径等重要问题，创新形成了完整的文化自信理论体系，并着重强调“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历时性建构，植根于中华文明基体的文化自信呈现出了独特的跨文明周期演进特质，“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一个文化强国，必定是文化自信之国，唯有秉持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有能力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阔步前行、长远发展。“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精准提炼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着重强调了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意义，深刻彰显了对中华文化价值谱系与核心标识的高度认同，以及对中华文明演进轨迹和发展前景的清晰认知。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仅要始终坚持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更要努力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轴心时代”及其延长线上渐趋生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中华文明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出了现代形态。基于此，坚定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由此可知，“两个结合”与文化自信相互贯通，共同搭建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实现桥梁，有力回击“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错误观点，确保我们的文化形态能够在现代化的动态转型中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理论建构，系统集成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实践智慧，原创性地阐明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内涵与生成逻辑。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全新文化使命，是一种与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境界高度适配的全新使命模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文化层面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建设路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的最终实践指向——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存在进行时代性的文明应答”。
2.秉持开放包容，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空间维度来看，“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由于历史底蕴、地理条件、风俗传统、宗教信仰、语言体系、社会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种类的文明形态逐步孕育而生，这些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共同绘就了全球文明的多彩画卷。如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交流往来愈发频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世界性的文明交流浪潮之外。在以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重点内容的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世界性特征越显著，就越能凸显其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大文明观的宏大格局，在世界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语境中，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既立足本土又胸怀世界，既发展自身又造福全球的独特性质和显著优势。
“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推动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生产方式文明与相应的文化文明的综合体”，其本质属性就体现为各类文明理念的创新性重构与实践范式的突破性演进，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思想特质与“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致力于拓展世界文化交流的空间视野，深化人类文明互鉴的实践维度，构建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适应现代化需求的文化话语体系。文明之间只有姹紫嫣红的自然差异，而无高低优劣的人为区分。中华文明主动聚焦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现实难题，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走向展开理性研判与剖析，致力于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文明观为基础，用文化同世界交流对话，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中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3.超越二元对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实践维度来看，二元对立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秉持这种思维方式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偏好从对抗性思维、零和博弈的视角看待问题，认为“任何两种力量、结构或是过程之间以冲突为基本取向，以消灭对方为发展前提”，在文明交往领域呈现为非此即彼的逻辑。这种思维定式将复杂文明关系简化为对立冲突的张力结构，其典型特征在于预设“中心-边缘”“先进-愚昧”等强制性二元范畴。受该认知模式的影响，不同文明间的真实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产生异化，文化多样性被规训为同质化进程，传统价值体系遭遇现代性解构危机，主体间性也退化为对抗性他者想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实现了“对立性认知”向“共生性思维”的范式跃升，为破解文明交往的“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思想的赓续转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传承创新。这一重要理念不仅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重要体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舞台上的具体呈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新型文化交往模式，以及富有启迪性的新型文明发展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要进行制度间的替代，也不是要实现文明间的替代，而是要让“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汇聚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预见和设想同声相应。新时代，中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正在重塑全球文明交往的底层逻辑。这种文明重塑既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又彰显着中华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东方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明世界予以重新界定与表达的关键举措，这一伟大实践承载着赢得世界文明尊重的主体性使命。
结 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建设、发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破解并超越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现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辩证性吸收，不断完善文化主体性的内容要素，实现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的历时性跨越。当前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通过“点”“线”“面”的联结和跃升，彰显其博大精深的品格特质。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是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关切的重大课题。在信息革命时代潮流与“两个大局”发生历史性交汇的当下，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理论层面，跨场域的文化融合创新、虚拟空间的文化形态重构、算法驱动的智能文化生产等新现象，不断解构传统的文化生成机制，为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带来全新命题与思考维度；在实践层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既凸显了价值差异性，又催生了创新可能性，为文化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丰富素材与广阔空间。这种研究态势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对于突破知识生产的依附性状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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