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逻辑，不能单纯拘泥于文化逻辑层面加以理解，而应当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从历史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不同层面的融合过程，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应努力实现向价值理念层面深度融合的转变。从理论维度而言，“第二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从现实维度而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要直面“中国之问”的求解，更要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实现“问题域”的转变，以此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尚庆飞（1971-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件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习近平在****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科学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现实关怀。深入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深刻意蕴，不能停留在学院式研究上或单纯从文化逻辑层面把握“第二个结合”，而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
一、历史之维：从“形式”“内容”到“价值理念”的深度结合
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原因不仅在于源自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重要的理论“视差”，而且因为中华文化以日用而不自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必然会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运用。可以说，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在中国本土实际经验和悠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及运用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大致经历了“形式-内容-价值理念”三个不同层次的范式转换过程。
第一，以比拟或比附方式推进形式层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在语言形式上进行转化。基于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就最外在的表达形式而言，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空间性”差异；同时，立足于西欧发达工业化生产基础上的理论表达，与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中华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时间性”差异，亦即常言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从西欧向古老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之中，必然首先遭遇中华文化系列差异性所构筑的外在“抵抗”，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这直接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中国人在早期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常常使用比附或比拟的手法，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类似概念或表达方式，帮助国人以较为便捷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奥概念。例如，面对社会主义这一最初源自拉丁语的具有共同的、共享的含义的全新概念，中国人在理解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意义上的陌生感与距离感。因此，梁启超在介绍社会主义时便选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表达方式进行比附，认为社会主义“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1912年10月,孙中山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如上所述，梁启超和孙中山不约而同地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形式载体。当然，在比附的同时，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格义”，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化和体系化显然起到了促进作用。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类似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比附和解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最初图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这种表面的比附和解释显然就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了。
第二，以创造性发展方式推进内容层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需要进行表达方式上的比附或比拟，这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结合问题，是异域文化在他国传播过程中普遍遵循的一般传播学规律。但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将其作为一种救国救民、改造宇宙和社会的真理，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单纯作为一种西方学说来传播的境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来比附、阐释马克思主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开启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即从内容层面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比如毛泽东对古代实事求是学风的改造和转化。“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出自班固的《汉书》，其本意是称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之风。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获得了新的意蕴。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诸如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批判和继承，对中庸概念和大同概念的新解等。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其对于当下推进“第二个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首先探寻二者之间进行融通的“同类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实事求是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将《实践论》一文的副标题确定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的重要考虑所在。有学者在阐释中国人缘何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维特别是《易经》中的“通变”思维构成了重要的中介。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首先着力发掘二者之间存在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内在融通性与契合性。另一方面，结合不能单纯从概念范式的学院式研究出发，必须着眼于现实的需要。毛泽东之所以推动“第二个结合”，绝非单纯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使然，也不是意图建构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改造现实的实践经验和智慧滋养。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不能将其规制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这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第二个结合”的原初逻辑起点，而是要在求索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中推进“第二个结合”，最终落脚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积极推进价值理念层面的深度融合。****大报告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阐述中明确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意味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能单纯停留在形式或内容层面，而是既要超越单纯从形式比附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要超越单纯改造传统文化中相关观点的内容更新，从而上升到更加普遍、更加宽广的价值理念层面进行二者的深度融合。价值理念是超越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呈现的更为基础、更为深层的逻辑环节，其决定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路径走向。因此，从价值理念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一步落地生根、进一步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更加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融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内容。”进而言之，新时代之所以强调“第二个结合”，绝非单纯回归以往业已完成或推进了的实践——从形式和内容层面进行结合，而是更加强调开启一种结合的全新典范，即通过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融通，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世界，增强其阐释现实问题、引领实践走向的价值功能。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主要侧重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主要侧重于直面现实生活世界，塑造新的生活样态，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漂浮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无根浮萍”，而是深深扎根现实实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滋养的。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有根性”，就必然要在价值理念层面推进“第二个结合”。当然，强调价值层面的结合，并不是否定形式和内容层面的结合，而是在继承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推进“第二个结合”走向新的高度。
二、理论之维：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集中凸显了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同时也彰显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转变，是在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新阐释。
第一，高度的自觉自信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比如，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再如，十年来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这些巨大成就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可以说，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底气所在。毛泽东在论及文化时曾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一观点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必然受到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制约。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基本物质前提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开这一前提谈论两者的结合只能是空中楼阁。此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以及现实的问题指向。
当然，我们强调两者结合的物质经济基础，并不是要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更不是在文化的优劣与经济实力的强弱之间画等号。我们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是也要警惕陷入泛文化主义的历史窠臼。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我们不仅要避免“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要避免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而且要立足于新时代的文化场域，高度警惕泛文化主义的倾向。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探求存在一条逻辑进路，即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也就是说，探求救亡图强的道路最终都把目光聚焦到文化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的失败不是单一的经济、政治或文化落后的问题，而是一个总体性的文明类型问题，具体而言，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胜利。因此，当我们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单方面强调学习西方的器物，再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批判自身文化进而学习西方文化，其实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困境。这一逻辑进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即社会问题、时代问题的求解往往都会落脚在文化层面的探讨，但我们要避免陷入泛文化主义的历史窠臼。文化很重要，但是文化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片面夸大文化的重要性只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孤立看待文化问题，而应该把文化问题纳入社会这一整体之中加以考量，特别是把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建基在现实物质生产条件之上。
第二，高度的自觉自信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如前所述，回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三次飞跃，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沃土的滋养。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例，“两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当然，也需要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在蕴含着优秀文化因子的同时，也包含着受特定时代局限所导致的封建糟粕成分。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警惕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在两者的结合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很多时候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就如同共生矿一般密不可分。这就需要在结合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甄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科学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两个结合”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科学严谨的表述本身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理论自觉，特别是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高度自信。学界在理解“第二个结合”时，全面区分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与封建糟粕的消极因素，并且集中探讨了如何科学推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一般都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结论。实际上，必须看到的是，“两个结合”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这些基本原理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具体原理。如果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有机融合，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在笔者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很好地实现了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理念的有机结合，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典范，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第三，高度的自觉自信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中。1938年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最初的表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后，毛泽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中，有时也将其具体表述为“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里说的“具体情况”，自然包含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的表述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蕴含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之中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新论断，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阐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在****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它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个一般属性，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两者的结合则被赋予了新的历史重任。有学者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关系问题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之间既不是蕴含关系，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概言之，“第二个结合”是建立在对“第一个结合”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反映，这一文化反映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的新发展。如果从蕴含关系或并列关系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的内部结构关系，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现实之维：从“中国之问”到“世界之问”的解答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单纯基于中国维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中诸多内容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纯民族性价值而上升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维度。这意味着，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不仅需要从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谱系出发加以理解，而且也需要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维度，特别是从把握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历史高度加以深刻定位。换言之，“第二个结合”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不仅是直面“中国之问”，更是对“世界之问”的积极回答。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自卑心理的超越和彻底批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不仅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悲惨境遇，而且也直接面临“文明蒙尘”的文化困境。中华民族数千年引以为傲的璀璨文明，开始遭受巨大的历史性解构，文化否定、文化自卑成为一些人在“亡国灭种”危机情况下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心理转折。近代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转变。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期冀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解决救亡图存问题的“药方”。但上述探索无一例外最终都走向了失败，因为脱离本国实际与本土文化语境的全盘模拟，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理论尴尬。因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必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并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实践探索中彰显出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质，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滋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非外来文化中汲取坚定“走自己的路”的理论自信，实际上深刻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自强姿态，深刻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理想规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勾勒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在****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具体特征和本质要求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价值理念的底蕴。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特质不仅是对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老路的批判性反思，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价值理念的继承和超越。不论是儒家“有秩序的和平主义”、道家“法自然的和平主义”，还是墨家“行动的和平主义”，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些主要思想流派内在蕴含的和平诉求。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和平的文化，其中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此外，现代化并非单纯物质或技术层面的现代革新，同时也意味着人自身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心理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人是现代化的历史主体。从人的现代化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特质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关于异化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心性修养的学说，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现代化的双重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论断正好回应了现代化的双重需要。
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会大大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当前人类现代化道路荆棘丛生，人类文明发展步入“十字路口”，这些实际上都已经集中折射出西方文化理念在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时的“理论失灵”。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社会就曾出现过“西方文明没落”的讨论，并且也提出中华文明作为未来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可能性问题。但随着近代中国不断陷入落后挨打的历史深渊，关于中华文明与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问题的讨论被人为规制了。今天，在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特别是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时代课题考验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世界之问”的求解、之于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价值意义，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强调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以回应时代之变，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言的那样是要通过“返本”完成“开新”。单纯回到“故纸堆”的经院式做法，所得到的只能是关于传统的一种全新解释框架或理论观点，并不能在指导现实实践展开层面完成“开新”的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与现实生活相贯通，从现实层面，特别是从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出发，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还进一步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不难看出，习近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分析已经超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界限，而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质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具有重大的启迪、启示和启发，而且对于解决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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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4]李捷：《“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现代哲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