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颜之乐”即《论语》所载孔子的“疏食枕肱”之乐和颜回的“箪瓢陋巷”之乐，其实质不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追求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是一种纯精神的终极体验之乐。宋明儒家对孔颜之乐这种超越物质的精神体验的理想境界极其向往。这种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经过历年传承、积淀，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对我们今天提升对生活的满足感、快乐感、幸福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颜之乐；道德精神；现代启示
“孔颜之乐”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并具有深刻意蕴的理论问题,是历代圣贤极力向往和推崇的一种精神境界。“孔颜”指的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颜回。《论语·述而》载孔子之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又载颜回之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所载孔子的“疏食枕肱”之乐和颜回的“箪瓢陋巷”之乐，其共同点就在于，他们不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不是乐于外在物质，而是追求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是一种纯精神的终极体验之乐。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宋明儒家对孔颜之乐这种超越物质的精神境界向往不已。这种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经过历年传承、积淀，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观，一种高尚的人生情怀。
一
最早提出“孔颜之乐”这种道德境界的人是宋明儒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周敦颐在教授他的弟子二程时，读解到《论语》中的这两处，便诘问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1]卷二“孔颜之乐”、“孔颜乐处”语出于此。“孔颜之乐”“孔颜乐处”的问题是贯穿宋明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理论问题。但是，孔子、颜回所乐何事，所乐何处，所乐何方，成为宋明儒家极力寻求但又十分费解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若能找到孔、颜所乐之事，所乐之处，所乐之方，便能获得孔颜之乐这种至高的精神境界。故周敦颐常教诲学生去寻找孔颜之乐，但其对孔颜所乐之事、所乐之处并未进行清晰的阐述，只是在《通书》中做了部分回答:“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2]38这段话的要旨即：颜回并不是因为贫贱本身有什么可“乐”，而是指颜回得到的至贵至爱达到了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人就可以超越名利富贵而自得其乐，这种乐是他的精神境界带给他的精神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由于某种感性对象所引起的感性愉悦，而是一种高级的、理性的、精神的享受，是超越了一切人生利害关系而达到的一种内心幸福和快乐，这即是人生应该寻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可见，颜回之乐不是世俗的形而下之乐，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形而上之乐。那么，“至富”、“至贵”的“大”所指为何？周敦颐指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3]84而“小”则指功名利禄之类的物质或社会生活层面的东西。人们对世俗的富贵孜孜以求，但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就是能够见到大道而忘记世俗的富贵，面对富贵贫贱能够处之若一。周敦颐认为，颜子不关心常人所爱所求的富贵，把轩冕、金玉都视为铢尘之小，心中常怀更大的富贵：“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2]38 这样，人才不会变成物质欲望的奴隶，能够忘掉现世的困境，得到超越物欲的大的快乐、真正的快乐。他主张通过“立诚”、“无欲”、“静悟”达到这种“大乐”“真乐”的境界。
二
从宏观上看，宋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实质上都可归结于人的德性的培养，即个体存在与道德规范相融的人生境界。二程曾受学于周敦颐，程颢曾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4]16 他对周敦颐的“孔颜乐处”深有体会，并赋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性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1]卷二 这种“富贵不淫贫贱乐”的境界即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贫贱富贵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充满审美旨趣、撇开外在物质追求的高尚人生情怀。冯友兰曾经指出：“其所以能乐，在于‘与人同’，与物同，甚至与‘无限’同。‘望花随柳过前川’也是与人同，与物同。不过时人不解，以为他是‘偷闲学少年’。‘同’是随和，不过随和的意义有深浅，浅之可以是同情心，深之可以是‘浑然与物同体’。有了这种胸怀，对于世俗的贫富贵贱，以及一切个人得失，都不介意，由此而生出来的乐，就是‘孔颜之乐’。”[5]117
程颐虽也在苦心追求“孔颜之乐”，但程颐所体悟的“孔颜之乐”并非乐“道”，而是一种自我快乐的精神体验。当时诸多学者认为颜子所乐者，道而已，对此，程颐反驳说：“若使颜子乐道，那就不为颜子矣”[1]卷二 他认为，“孔颜之乐”不是指曲肱饮水、居于陋巷这些感性生活方面的享受之乐，不是具体的感性经验的形而下之乐，而是指超越曲肱饮水、居住陋巷感性经验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之乐。故程颐特别强调：“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1]卷十二 但其深意究竟何在？程颐只是说：“乐莫大焉”，“乐亦在其中矣”，“不改其乐”[1]卷五 在此，程颐只是含蓄地抛砖引玉，引而不发，旨在启发各人去自我体会“孔颜之乐”“孔颜乐处”的玄妙。
朱熹对于“孔颜乐处”的阐释是其宇宙本体论在理想人格建构上的具体运用，他以完善的宇宙论为基础，把孔颜人格提升到与宇宙本体浑然为一的道德境界。朱熹把“无极而太极”视为宇宙之本根，认为“无极而太极”乃是“理”的表现，而此“理”成为“万化之根”、“万物之源”，并由此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学说，从而引出“人心”“道心”的问题。认为“道心”即“天理”，“人心”则是为物欲所累、发而不善的心，因此，他把“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6]卷二十四 作为最高的人格精神境界。那么，“疏食”“枕肱”“箪瓢”“陋巷”，何乐之有呢？朱熹认为：“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如气壮之人，遇热不畏，遇寒亦不畏，若气虚者则必为所动矣”[7]468 可以确定，此“乐”与外在物质贫富无关，可“乐”在何处呢？此处“其”字值得玩味。他曾经作过一首诗：“纷华扫退性吾情，外乐如何内乐真。礼仪悦心衷有得，穷通安分道常伸。曲肱自得宣尼趣，陋巷何嫌颜子贫。此意相关禽对语，濂溪庭草一般春”[6]卷二十三 这正是他对“孔颜乐处”的生动体会和形象写照，是一种通融道德精神和审美体验为一体的人生情怀和道德意境。朱熹意识到，要达到至乐的人格意境，除了自我道德的修养外，“乐”本身的感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8]124
三
宋明儒的另一派———心学代表人物陈献章也认为“孔颜之乐”是通过“静坐”从而达到与天地浑然一体的自然、自得、活泼、洒落的境界：“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9]193 在陈献章看来，“真乐”是形而上意义上境界之乐的另一种表述，其间洋溢着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以自然为乐的思想，他认为人本质上便是与天地浑然融通的。但他的静坐并非像道家那样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非从外在强行而来的社会伦理，而是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灵台洞虚，一尘不染，浮华尽剥，真实乃现；鼓瑟鸣琴，一回一点。气蕴春风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乐亦无涯也。”[9]193 可见，陈献章的“自得之乐”是颜回、曾点之乐的综合与创新。不论是颜回的超物质、超功利的境界之乐，还是曾点的“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0]130的与自然为一体的境界之乐，都是心之乐。他认为人应该如天地一般自然活泼，只有自然、自得之乐才是不累于物质、不累于外在一切的真正的乐。他的“自得之乐”也是超越富贵的：“嗟夫，富贵非乐，湖山为乐，湖山虽乐，孰若自得者之无愧怍哉。”[9]193 陈献章将“孔颜之乐”回归人生之精神境界， 且不受天理束缚，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仲尼饮水曲肱，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将求之曲肱饮水耶？求之陋巷耶？抑无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乐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于坐忘也。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书亦不可废。其为之有道乎，得其道则交助，失其道则交病，愿吾子之终思之也。仲尼、颜子之乐，此心也；周子、程子之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乐不远矣”[9]193 他把“真乐”之境界与颜回的理想人格结合起来，用“心之乐”诠释“孔颜之乐”，在他看来，人一旦达到了“真乐”的境界，就可以超越名利、死生的羁绊，实现颜回的人格之乐。
心学另一代表人物王守仁也认为“孔颜之乐”是每个人心中自然、自有之乐，“乐”原本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是“心”自然原本的状态。是“情”与“性”即“良知”合一的境界，“率性而为”即是“乐”。他指出：“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11] 在他看来，“乐”是“心”最本原的自然状态，是不变的本质之性的状态，是未发，而“七情之乐”是已发，因而不同。然而，心之乐又离不开情之乐，因为喜怒哀乐之情是心的自然流露，既然是自然流露，那不管是怒还是悲，都是“乐”的表现形式。相反，如果一个人着意去乐，而心中并不觉得可乐，或者心中并未达到这种程度的乐，那么，这不仅不是乐，反而是一种苦。在他的诗句中，处处洋溢着这种自然自得的人格境界和审美旨趣，尤其在他的诸多诗篇中溢露无疑：“吾道有至于乐，富贵真浮埃！若时乘大化，勿愧点与回”[11]“深林之鸟何间关？我本无心云自闲。大舜亦与木石处，醉翁惟在山林间。晴窗展卷有会意，绝壁题诗无厚颜。顾谓从行二三子，随游麋鹿俱忘还”[11]“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11]这些诗句洋溢着王守仁对自然的钟情，对自得自乐人生境界的透悟。王守仁对“孔颜之乐”的阐释，从人格美育的角度上看，实质上是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四
事实上，“孔颜之乐”“孔颜乐处”，只能根据各人对人与自然的体认、透悟，各自去进行自己的体验。作为宋明儒学中经典的伦理命题，它所表达的不是世俗层面的痛苦或快乐，而是精神和信仰层面的价值观，是一种道德精神和人格境界，它在于人内心，只要修身养性就可以获得真乐。这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乐，是一种非物质欲望满足式的乐，是人的心性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的精神极乐状态。但是，宋明儒家所崇尚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可见，理学家所理解的“孔颜之乐”“孔颜乐处”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的，对此问题，受篇幅所限，本文不予展开论述。
宋明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充分肯定个体精神生活和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强调道德情感、心理愉悦的陶冶和培育，重视由自觉达到崇高道德境界，以及如何在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中，正确认识自我及其社会责任，维护个体的身心平衡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精神启迪和丰富的精神资料，对我们当今社会人们快乐感、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现实启示意义。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度丰富，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人们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或者快乐感和幸福感，却没有像经济指标的提升速度那样，快速上升。近年来，多次调查数据显示：随着GDP、GNP的不断增长，GNH（国民幸福总值或国民幸福指数）反而有减无增，人们富而不乐。当物质的、权势的、功利的外在追求日益丰富，如何在外界与人心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支点，这是当今社会人们应当思索的问题。一个高度竞争、快速发展的社会让人们活在精神极度紧绷的状态中，除了生理以外的需要更不易得到满足，因而也难以获得快乐感。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人的内心感受，人生的真正乐趣在于超越衣食之上的“真乐”境界。只有豁达乐观、情绪不受外在因素和条件影响、自我修养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内心才会有这种“乐”之感受。
由此可见，孔颜之乐带给当代人最大的启示就是：“疏食枕肱”，乐在其中，“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处于别人无法忍受的困境时仍自保其乐，这种快乐绝不是名利面前可以表现出的清高，也不是在贫困窘境下消极的自我安慰，而是经历了深层次的价值抉择与长期的自我磨砺，超越了个人的苦乐与得失，无论身处顺境或是逆境都同样怡然自得的精神境界。一个人能否在窘迫的生存环境下把持自己，能否乐观地面对物质生存条件的困境，面对社会处境的无权无势，面对他人的骄奢淫侈而不心动，与其伦理道德观、人生价值观紧密相连，无需外在强制，完全依赖于道德主体自己对进入崇高的道德境界的强烈祈求和践履德行的执着追求。一个人只有排除了内心杂念，排除了仰视荣华富贵的名利之心，不将关注度过多投向外在物质和外在条件，才能笑对贫困、笑对权贵、笑对人生。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伊壁鸠鲁就指出，人只有在静态快乐中才可以获得长久的幸福，而静态的快乐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灵宁静，所以宁静的内心对于人的幸福快乐来说至关重要。为此，每个人应该加强自我修身，从精神上充实自己，获取内心的安宁、平和，保持心理平衡，保持心情愉快，从而提升自己的快乐感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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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黑河学刊》，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