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状态下，公众对于相对存在时间较久的威胁较为熟悉，风险放大效应出现的概率相对小一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公众认识上比较陌生，掌握信息偏少，风险放大效应的出现概率更大。可以利用风险沟通策略，引领社会的风险认知、态度及立场的理性平和氛围。
风险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并非简单的物理性的符号存在。实际上，这些风险信息在特定因素的作用下，对个体而言充满着“意义”或“内涵”，可以实现由物理性的符号存在到社会性的信号存在的转向。这种转向使得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诸多环节有可能放大信号的社会影响，产生非同一般的传播效果。
媒体报道对于公众风险认知有重要影响
弗鲁尔等人在英国媒体事件语境中考察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效用，分析了媒体大量报道转基因食品风险对公众感知的影响。这些报道中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描述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所预设的信息属性极为吻合。从信息数量上看，各类媒体充斥着转基因食品的报道，营造出“热岛”现象，引发公众注意力的汇聚以及情感的渲染，导致心态的失常与恐慌。可见，单是海量的报道信息就可能发挥出风险放大器的作用。从信息观点上看，这些报道往往存在意见分歧，各执己见，立场难以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众难辨是非，容易推高风险认知的水平。从信息表述上看，有些报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刻意采取风险事件实例及“情节化”表述来完成信息传达。风险信息经过烘托、渲染，甚至故事式加工处理，诱发公众高水平的风险认知。从信息概念及术语的使用上看，借用公众熟悉的，具有象征性含义、隐喻色彩以及神秘联想的称号，抑制公众启动理性思考，促使公众简单的情感迁移，夸大风险程度。
风险信息在成为社会性的风险信号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能够放大风险的信号通常涉及与个体基本生存权益关联的内容（如人体健康、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体现出与“未来”相关联的性质，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危害信号，并有社会活跃人士积极鼓吹和制造社会舆论。他们就风险的后果承担和问责主体等问题具有两极分化的观点，这种对立冲突越强烈、越不妥协，越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并引起风险认知的社会放大。其次，放大了的信号通常包含着责难和问责的色彩，容易引发实际的追责以及惩罚行为。责难具有多重维度，是重要的信号类型。复杂风险事件当中澄清哪些是“受害者”、哪些是“施害者”往往非常困难。一般来说，关于自然灾害的媒体报道叙述的内容有限，并且具有选择性。针对自然灾害，明确哪些机构承担责任，对它们进行责任追究相对困难。相比之下，人造技术（如转基因生物）的可能危害更容易确定哪些机构应当承担责任，并对其问责。其中一个流行的观念是，以非自然的手段干预、改动甚至破坏天然的本性秩序，如果由此产生严重后果，需要惩罚发动、允许此种行为的机构。在应急管理当中，后果承担和问责主体等尖锐问题往往体现在官方危机回应的能力以及时效上。而媒体报道对于公众认知和评价这些官方的回应起着关键作用。第三，在一定时间等条件的作用下，如果社会环境能够创造、凝练出与风险放大高度相关的特定语言、意象或标志，并且这些符号生动形象，广为人知，深入人心，那么这些信号就能够有效传播，风险放大便非常容易发生。在满足时间要求和事故发生的情况下，推动风险放大的力量与媒体焦点是否容易形成也有紧密的关联。如果没有明确的问责对象，媒体就较难树立一个舆论监督和批评的核心焦点，并围绕该焦点去建构、组织和推动风险叙事以及情节化风险事件的描述和传播。如果危害所具有的、能够延展的风险时间周期是可以预测的，那么即使这些危害可以引发一些能够传播的风险信息，它们也不太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风险放大效应更易出现在陌生风险事件中
主流的态度心理学观点认为，个体基准的知识水平和信息储备同态度变化具有较强的关联，它们是决定个体态度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体知识水平越低，信息储备越少，对于新事物的态度取向越缺乏，就越容易受到外界新信息的影响，诱发和生成对于新事物的态度。反之，外界新信息则难以轻易影响个体的立场，个体将保持态度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个体长期沉浸在这类风险事件旧有信息的氛围之下，也往往会出现心理适应、习惯，甚至阈限迟钝以及反应麻木的现象。由于高水平的知晓，这类风险事件的信息比较难以催生个体强烈的情绪反应和过度的恐慌。肖博格等人的研究发现，纪念切尔诺贝利事件 10 周年时，瑞典媒体关于核能风险的大量报道，并没有导致当年经历核灾难事故伤害的瑞典人群出现针对核能风险的放大，研究者推测原因可能是他们已经长期处于核能风险信息的笼罩之中。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弗鲁尔等人指出，1999 年初，英国媒体大量报道转基因食品风险，传递给公众较为陌生、之前未知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新信息。在普通公众转基因食品知识与信息匮乏，以及先有认知空白的情况下，大量媒体报道的风险信息较为顺畅地主导着公众的态度倾向，短时间内引发了公众风险认知的提升。
总体而言，媒体报道数量只是出现风险放大效应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危机状态下，公众对于相对存在时间较久的威胁较为熟悉，受到风险信息再次集中传播而带来的风险放大效应的出现概率相对小一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公众认识上比较陌生，掌握信息偏少，相应风险信息的集中传播导致出现风险放大效应的概率更大。当然也存在一种“地板效应”的可能性。此时，人们对于陌生风险事件的认知水平原本处于零值区域，而一旦形成危害的态度立场，相应的差值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风险放大效应也就非常突出。鉴于在人们对于风险事件已经具有大体稳定的态度之时，风险认知水平上升空间有限，风险放大效应会趋于缓和，可以利用风险沟通策略，事先积极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先入为主，引领社会的风险认知、态度及立场的理性平和氛围，从而避免在突发“危机”状态下新型风险事件导致的风险放大现象。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郭增花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