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传统殖民主义不同，西方气候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以缓解气候危机为名实现资源掠夺和资本增殖的殖民主义新形态。气候殖民主义呈现为三重掠夺逻辑：以碳排放外包形式转嫁气候代价，以碳抵消机制攫取他国资源，以碳汇市场和碳税壁垒实现多重剥夺。西方气候殖民主义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资源诅咒”、气候脆弱、社会冲突的困境，也遏制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合作。西方气候殖民主义的实质是通过免费占有气候资源、操控气候空间挪移、制造气候产业需求等实现资本扩张和资本积累；凭借编织气候知识、共谋“洗绿”行动、强化成本效益原则达到观念控制；借助建立气候保护主义机制、制定碳边境单边规则、设置“气候正义话语”实现帝国主义霸权。中国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开放公正的国际合作，才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抵御气候殖民，增强全球南方国家气候治理话语权。
【关键词】气候殖民主义 资本积累 殖民理论 碳交易 气候治理
【作者简介】王菁（1982-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1756）。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
在全球气候危机不断加速升级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话语权在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碳汇市场、绿色技术等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迫和剥削，形成气候殖民主义态势。2022年年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中将殖民主义列为气候危机的历史性和持续性驱动因素。气候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新一轮资源掠夺、空间剥削的新手段，也是其应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新方式。然而，这些西方国家通过低碳发展机遇论、高碳责任代价论、气候治理减排论等话语为气候殖民主义披上正义的面纱，使其极具迷惑性。马克思主义殖民理论为我们揭示了西方殖民扩张的破坏性和掠夺性实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认清殖民扩张背后的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石。唯有以马克思主义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我们才能深刻剖析西方气候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与深层危害，揭示其实质，认清全球气候治理不平等的根源，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可行性方案。
一、气候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
殖民主义通常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控制和剥削。尽管殖民主义的手段和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较大的差异，但殖民主义的内核是一致的，即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通过对被殖民地区的控制和掠夺来满足殖民国家的需求。马克思在晚年批判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侵占时指出，英属印度的官员们将印度“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殖民者总会伪善地编织一套进步的说辞以遮掩殖民行为的残暴及对被殖民地的破坏。
与传统殖民主义不同，气候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以抵御气候风险为契机突破资源限制和空间障碍，以碳排放外包和碳核算市场化实现资源掠夺和资本增殖的殖民主义新形态。传统殖民主义主要以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获取资源、俘获奴隶、抢占财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主义由直接的政治军事统治转为通过培养代理人、经贸关系、文化渗透来间接掠夺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能源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气候殖民主义的掠夺特征呈现迷惑性与交融性：掠夺对象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矿石资源和劳动力，也包括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气候行动；掠夺方式既包括以经济合作直接占有他国资源，也包括以各类碳交易、绿色技术等形式间接形塑不平等经济结构；掠夺逻辑由单一手段获取资本演变为多线推进吸纳全球资本。
1.掠夺气候空间：以碳排放外包转嫁气候代价
掠夺空间是殖民主义的重要举措。通过控制港口、海峡等关键地理节点，掌控商品产地、交通运输的专营权，传统殖民主义就能维系宗主国的经济优势。气候空间作为全球公共场域，是各国经济系统和气候污染的承载地，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调节容器。气候所产生的利益主要表现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份额、减缓气候危机带来的产业效应；相应地，气候变化所产生的负担也表现为各类污染。于是，气候空间虽不具有排他性，但却具有竞争性，即高碳产业发展必然带来本国大气污染。让自己国家气候危机减缓、迫使其他国家承受更多的气候代价成为发达国家气候政策的先导政策，这也肇始了气候空间掠夺。
西方国家为了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采取“碳排放外包”的形式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生产转移至南方国家，率先实现“脱碳”和“绿色”增长的统一。美国国家矿业协会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每个美国人每年需要超过39000磅（约17700公斤）的矿物和化石燃料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此庞大的化石燃料使用量却并没有使美国出现严重的大气污染现象，这得益于美国将这种自然资源开采外包给了南半球欠发达国家。2023年美国消费的49种矿产品中，超过一半依赖进口。南方国家作为北方国家资源的“供应商”和“搬运工”，承担着资源开采过程带来的一系列气候代价。例如德国五大服装业进口商在60个发展中国家雇用了5235家工厂为其提供服装外包服务，而服装业则是当地气候破坏的主要因素，占全球排放量的5%—10%；印度和巴基斯坦每年为英国生产2500万块砖块，生产这些砖块的80万座砖窑制造了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于是，一方面，欧盟在1990年至2020年实现了减排20%的目标，另一方面南方国家则面临着本地环境严重退化导致的气候危机。
2.掠夺自然资源：以碳抵消机制攫取他国资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尽管当前新型殖民主义在掠夺对象上都有新的变化，如文化殖民主义掠夺他国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数据殖民主义掠夺的是数据，然而，气候殖民主义仍然延续了传统殖民主义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以增强资本扩张的原始动力。
其中，碳抵消本是借助投资各类环保项目而实现“碳中和”的创新机制，却为发达国家免费占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契机。气候正义强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应体现公平性，即在明晰气候危机的根源及其实质的基础上，厘清气候贡献者的权利以及气候危机制造者的责任主体并规定其内在义务与责任。气候正义内嵌“污染者补偿”和“受益者增益补偿”等原则。从气候正义的“污染者补偿”原则出发，排放者有必要通过碳抵消来承担其排放行为引发的气候责任；气候正义的“受益者增益补偿”原则驱动那些从高排放活动中受益的主体参与碳抵消的行动。由此可见，碳抵消机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激励发达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发展中国家对低碳技术的使用。
但是，碳抵消机制吸引了一些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投机分子，他们以保护森林为名诱导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刚果等国居民签订长期协议以获取大量土地使用权。乌干达绿色发展公司为了种植单一品种的桉树和松树以满足瑞典能源企业的合同要求，毁坏了当地10000公顷的原始森林，剥夺了13个村庄8000人的土地所有权。南方国家“公私合作”的造林模式实际上是将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拱手让给北方国家私人企业的委婉说法，这些气候项目主要由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电力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全球环境基金和法国开发署等国际跨国企业资助，当地民众在本地资本家和跨国企业合谋下根本没有保障自身权益的力量。同时，这些企业像旧殖民时代的“圈地运动”一样制造了大量的流离失所的劳动力，他们为跨国企业创造巨额剩余价值，例如柬埔寨服装业的劳动力从1994年的几千人增加到2023年的75万人。
3.建立气候垄断：以碳汇市场和碳税壁垒实施多重剥夺
殖民制度以最残酷的暴力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完成。21世纪殖民者的暴力工具由传统的军事武力更新为制度、文化、计算、人工智能等权力工具，继续限制和阻碍被殖民国家的发展，制造发展势差以巩固殖民者利益。气候殖民主义形成了“碳汇市场+绿色技术+单边制度”的叠加暴力模式。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将碳市场机制概念化并编入法典以来，国际、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出现了不同类别和子类别的碳汇交易，包括碳交易、碳抵消、碳税等，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气候计算体系。表面看碳汇交易是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创新路径，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将气候这一公共产品商品化、市场化、金融化的手段，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
第一，碳交易定价权由发达国家掌控，发达国家具有气候市场的垄断权。由于碳交易的基础是碳成本核算，而碳成本的计量标准、检测核查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同时，碳交易需要精准的碳排放大数据，而发达国家或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掌控着碳交易数据收集、处理，这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碳交易谈判中处于劣势。另外，发达国家通过碳金融市场左右碳配额、碳信用的价格走向，干扰甚至阻碍发展中国家投资新兴清洁能源项目。
第二，发达国家利用碳计算漏洞以获得更多碳信用额。碳计算漏洞是指在碳排放核算、监测中存在的数据不准确或不可靠问题。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发达国家在制定碳排放核算规则时设置了各类嵌套规则。但是，他们自身却充分利用了碳计算漏洞。其一，国际运输链条中的碳排放往往处于“核算灰区”。发达国家进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碳商品时，未将伴随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计入自身碳排放总量。不论是生产国、消费国，抑或运输服务提供国哪一方承担主要责任，都忽略了贸易主导国才是利润的最大获益者，而作为产品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产品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却承担了更高的碳成本。其二，激励企业投资清洁技术以减少总体碳排放量是碳市场机制的核心策略之一。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能源企业将采用清洁技术作为换取开采更多化石能源的手段，致使清洁技术并未真正用于减少碳排放。例如某石油公司采用“燃烧发光”技术为该公司生产更多的化石能源创造了额度。某环保组织负责人指出，这些公司“努力生产更多的烈性温室气体，当他们去消灭这些气体时，就能得到报酬了”。
第三，发达国家构筑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单边盘剥。欧盟为了占据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2023年在跨境层面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跨境碳税主要针对进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征税。推动边境碳税的国家作为碳贸易进口国，往往拥有显著的市场权力优势，能够将减排的经济成本通过调节国际价格间接转嫁给对等减排的国家。处于全球供应链底端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担本土范围内的减排义务，还要为相关产品出口到发达经济体额外支付碳边境调节税；处于全球供应链顶端的发达国家不仅可以轻松实现国家低碳目标，而且能获得高昂的碳边境税收收入以继续投资低碳产业。碳关税名义上是为了解决碳泄露问题，实则是发达国家凭借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低碳技术的发展优势收割“低碳红利”的手段。
综上可见，一方面，发达国家侵占气候公共资源，将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占据新的自然资源和产业链；另一方面，他们利用碳排放议题获取绿色环保声誉、碳信用额度，以维持其高消费、高排放、高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气候领域中的殖民，是资本主义缓解危机的新手段。
二、气候殖民主义的深层危害
大气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内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不受国界限制，气候殖民主义维系的资本主义奢侈消费、石化产业持续污染终将使全球陷入生态危机。马克思曾抨击英格兰的殖民者：“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双重危害性，既毁灭本国自然力，也摧毁殖民地的资源。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生态矛盾，将自然作为免费生产条件并压榨式占有，资本无限增殖造成生态再生产成本增加，于是资本主义既制造生态危机也摧毁其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也被裹挟其中，从空间上承受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代价。
1.遏制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气候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需要从历史根源探讨，以廓清为何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威胁，为何他们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性更差。旧殖民主义者开发农业导致原始森林消失、土地贫瘠，金银开采致使土壤肥力下降、洪水泛滥，毛皮产业造成美洲过度狩猎、物种灭绝。当殖民地获得独立，曾经的殖民者留下的剥夺自然的经济模式仍然影响着殖民地的发展，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面对全球环境挑战时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资源储备。
其一，气候殖民主义者加剧榨取发展中国家资源，使其陷入新一轮“资源诅咒”。为了推动国家经济的起步与增长，部分发展中国家通常选择以牺牲自身环境质量为代价，来吸引西方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的经济投资，以换取碳外包项目。发展中国家不仅大量开采煤矿、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售卖，还进一步加速开采锂和钶钽铁矿以满足发达国家生产智能手机的需求。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发达国家以私有化抢占发展中国家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以尖端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相结合获取对药品和农业的垄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源经济分配中的实际收益却微乎其微。一方面，在国际资源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掌握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低价收购策略；另一方面，在资源开采的产业链条中，发展中国家大多仅局限于原材料的开采环节，而在后续的高附加值加工、研发以及销售等环节中处于边缘地位。这深刻揭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呈现出的独特悖论：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大规模贫困人口却与之长期并存。其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模式与失衡的利益分配机制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困境，加剧了地区内部的社会矛盾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从而陷入了气候治理中“资源诅咒”困境。
其二，气候殖民主义致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气候风险、贫困危机、社会治理难题等多重困境。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运用，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拉丁美洲“锂三角”地区锂矿的开采，结果造成当地水资源日益枯竭，原住民与地方当局关系持续紧张。大规模的资源开采与粗放式生产活动又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每一次洪水、干旱和山体滑坡都会致使更多的原住民陷入贫困、被迫去城市寻求生计。而且，资源榨取型发展模式容易诱发寻租并滋生腐败，严重侵蚀公共权力与社会信任根基，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气候破坏—贫困加剧—社会冲突—资源榨取”成为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循环沼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信息，自2008年以来，每年平均有2150万人因气候或天气相关事件而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2.阻碍全球气候合作
发达国家以缓解气候危机之名，将碳排放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导致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模糊、减排责任和资金义务被推诿、“气候公地”的博弈加剧。除此以外，美欧等国还欲通过联手打造小规模“气候俱乐部”，进而倒逼他国减排，严重扰乱了全球气候安全格局。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气候援助实质性缺失使全球气候行动举步维艰。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需求将飙升至每年3400亿美元。然而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连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作出的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承诺都未兑现。自2018年起，美国拖欠《公约》会费高达1354.7万余欧元。这直接造成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危机能力滞后的现状得不到根本改善。许多发达国家在权衡气候正义和本国经济利益的时候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2011年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9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提出的2024年气候资金目标（57亿美元）仅占2020年美国GDP的0.03%。同时，发达国家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则相当惊人。
第二，绿色贸易意识形态化严重阻碍绿色技术的全球均衡应用。进入21世纪，各国普遍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普及和应用绿色低碳技术能大幅提升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西方发达国家在维持自身绿色技术和低碳规则竞争优势的同时，通过绿色贸易壁垒、绿色技术脱钩等方式遏制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能源产业的上升空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将绿色技术与政治目的挂钩，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2021年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幌子，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形成隐性壁垒。当发展中国家竭力推行绿色能源计划时，发达国家却对低碳技术出口转让设限，对发展中国家绿色企业实施“长臂管辖”，以防止发展中国家绿色产业对其绿色贸易霸权造成威胁。
第三，气候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破坏国际气候合作进程。欧盟主导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建立以他们为中心的气候治理标准体系。CBAM导致了碳泄漏责任的分配不公，在CBAM框架下，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对碳泄漏需承担相同的责任，却忽略了欧盟因未履行预见性义务而衍生的责任，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更多本应由欧盟自身承担的责任。同时，2022年12月，七国集团（G7）正式宣布成立气候俱乐部，对非会员国的进口商品统一征收碳税，向最不发达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这类气候单边主义行动一方面成为发达国家单边战略和国际竞争的工具，另一方面造成俱乐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政治关系紧张。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强化了美国气候政策的单边性，他在执政首日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新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进化石燃料生产扩张，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消极对待国际气候协定中的义务和承诺，甚至启动退出《公约》。此外，美国的关税政策还可能对全球气候行动及能源转型造成冲击，进而扰乱清洁技术的全球价值链。这些动向都将加大全球气候治理的风险，破坏气候治理合作成果，加剧气候贸易摩擦。
总之，气候殖民主义是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权力结构不平等在大气公共资源上的新延续，这种不平等造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多重掠夺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层层阻滞，最终也会反噬这些发达国家，使其承受恶劣的气候环境和无法修复的地球资源的后果。
三、气候殖民主义的经济实质
如何剖析气候殖民主义的实质，需要首先厘清“殖民”的使命问题。马克思在1853年评价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时，提出了其“破坏的使命”和“重建的使命”。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双重使命”，其原因是，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还承担着对封建社会进行革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当时尚未完全认识到印度“农村公社”的内在动因。因此，殖民的“双重使命”论断只适用于分析当时历史阶段中英国与印度的殖民关系。我们需要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殖民理论，不能以“双重使命”忽视后期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作用的否定性评价。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西方殖民者通过强制剥夺原住民土地、高价出售殖民地土地、输入契约劳工等手段，迫使殖民地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本质上是暴力剥夺的历史过程。尽管有学者也提出，气候殖民主义虽然在碳抵消机制、碳边境机制中存在殖民性，但要激励西方发达国家主动参与全球气候行动，只能牺牲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利大于弊。这种论断显然低估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源掠夺的残酷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力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资本无限积累的冲击下，自然界仅仅被看作进行统治的工具。每当社会出现对资本扩张的反抗，用新的方式更加密集地去开发自然资源就会成为资本主义最愿意采取的方案。
1.免费占有气候资源是资本扩张的内在需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在资本积累率已定的情况下，资本积累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增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增加自然生产力的比重、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增加预付资本量等都会提高剩余价值量。适宜的气候作为自然力能增加剩余价值量，从而提升资本积累量。因为气候作为自然条件能决定农业生产、土地肥力，影响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从而影响动植物的多样化和生长态势，支配芯片等清洁工业的布局等。气候成为资本家的无偿生产资料，能容纳更多的劳动量，使其在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的情况下，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可见，这类免费自然力在不变资本中占比越大，所使用的资本与所消费的资本的差额也越大，资本从中得到的“无偿的服务”就越多。气候的使用价值成为被资本主义免费占有的生产条件，对气候资源的攫取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和资本增殖的条件。因此，“免费占有”气候资源成为资本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利用隐藏在气候中的生产力潜能满足其扩张的需要。
对气候资源的占有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在全球气候政策领域，气候变化政策从一开始就服从于全球贸易。《公约》第Ⅲ条第5款规定，抗击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任何单方面措施，都不能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约束。这保证了气候协商过程不能考虑那些大胆的限制贸易的政策选项，如偏好本地采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或限制生产过程中高碳的产品交易。“华盛顿共识”内嵌的贸易架构及经济理念则是希望跨国公司能够在全世界使用最便宜的劳动力，至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过程是不是低碳的、是否采用新技术并没有成为贸易协定的关键规则。在全球产业链不平等结构下，发达国家将污染密集型生产部门逐级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发展中国家。资本逐利行为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工剥削与生态剥夺的同步发生，使发展中国家在承受经济不平等的同时，也被迫承担环境成本转嫁的后果。
资本主义本身暗含了不断损害自然力的内在倾向。当西方发达国家气候资源已经冲破其成为免费生产力的阈值时，必然需要在空间上寻求能进一步免费占有气候资源的可能。碳抵消机制和碳排放外包就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以气候补偿为名，继续将高碳产业转移至南方国家，这样西方发达国家既拥有高科技含量高净值的高端产业，拥有低污染值的优质气候条件；又进一步持续掠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化石资源，并占有更多低廉劳动力。
2.气候空间挪移是缓和资本积累危机的必然选择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是资本积累危机。资本积累会持续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与消耗自然资源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包含着一个不断恶化的不平衡，即资本积累的需求与依赖于自然条件的物质供给之间的不平衡。资本积累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物质供给却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自然界生产和吸收物质和能量所需求的时间不能以雇佣劳动时间为尺度，而是受自然界的运动规律限定。对利润量的需求与自然物质量的供给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暴露出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资本积累必然以扩张性增长为导向，这一过程必然破坏自然的内在稳定性与再生能力。自然时间与资本时间的矛盾削弱了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也破坏了资本积累过程本身，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其加速生产与气候规律之间的矛盾，将气候占有空间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新的破坏性气候景观。这无疑是气候问题的空间修复逻辑，也成为资本扩张过程的一个环节，即通过气候资源占有空间的挪转将气候成本外化在其他地理区域，并通过产业链转移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生态监管较为宽松的地区转移。此举不仅降低了资本自身的环境约束压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再生产逻辑与气候变化规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通过空间挪移缓解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惯用手段。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出现普遍产能过剩，英国在1825年化石燃料碳排放量就占到全球的80%，英国将印度变为其棉花产地，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作为其重要的矿产原料来源地。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则控制了大量矿产资源，特别是推动拉美形成榨取主义发展模式，以破坏气候为代价使其成为全球原材料主要供应方。在新自由主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跨国企业、金融资本、绿色项目等方式将高碳工业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从区域向全球、由原材料掠夺向服务业和制造业扩张，西方大国气候危机实现了空间转移和时间延迟。但是，这种气候空间挪移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危机，还会由于气候资源使用价值的过度消耗，进一步加剧气候危机。
3.制造气候产业是满足资本增殖的新型市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剩余价值，但是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资本主义必须通过不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塑造消费模式，以维持资本循环的持续性和扩张性。因为在资本流通中，商品的生产和价值实现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市场上有效总需求不足对资本持续积累会构成障碍。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要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并且“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高兹进一步将这一趋势总结为这样一个规律：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消灭而是无休止地制造匮乏，而且这种需求与资本主义不平等制度相结合会形成更加不平等的局面。
碳市场、碳交易的形成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制造的新需求，气候危机被量化为交易碳排放量。这种量化思维正是资本家最擅长的，既然可以量化，就能够制造匮乏，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高碳产业必须购买碳排放量，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绿色技术改造挣得碳信用额。表面上，这是为了减少全世界的碳排放，延缓气候变暖，事实上，这一机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是再次被剥夺。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前殖民地发展模式的影响，低碳产业仍然稀缺。碳商品化与碳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速度远远赶不上资本对碳交易机制的种种新要求，气候垄断由此形成。在气候市场上，发达国家再一次构建新的掠夺体系，造成了碳交易规模悬殊、碳价差异和收益分配失衡。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作为全球最大且最成熟的碳市场之一，占全球碳交易总额的80%—90%。碳价差别很大，2023年欧盟碳配额均价约85—100欧元/吨，而中国碳价长期徘徊在8—12美元/吨，印度尼西亚碳价甚至低于2美元/吨。全球自愿碳市场标准的规定和管理主要由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私营机构负责，发展中国家在自愿碳市场仅获得约10%—20%的最终交易收益，大部分利润被国际中间商攫取。
全球碳交易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气候政策的具体体现，本质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全球资本会制造更多的“气候商品”，以寻求新一轮资本增殖机会。
四、气候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
既然气候政策有诸多不平等问题，那么为何西方发达国家的气候殖民行为仍然被称为环保先锋，这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在气候问题上的表现。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神秘化，把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包装成“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使人们生活在“虚伪的假象和错觉”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绿色资本主义”“低碳发展机遇”“气候治理新模式”等话语体系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与生态不平等交换实践转化为中立的“气候行动方案”，掩盖其气候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认知系统性剥夺的实质。
1.编织气候知识话语以维护不平等的气候治理体系
早在19世纪，西方科学家就提出气候决定论来解释人类健康、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为欧洲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在北美殖民地和澳大利亚，欧洲人以砍伐森林能够改善气候为名，侵占并砍伐了大量当地土著的森林以满足他们对气候控制的幻想。人工增雨、用核武器转移飓风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科学家和政府对自然征服的新例证。
面对21世纪的气候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再一次将气候知识与殖民掠夺结合起来：第一，低碳发展机遇论。美欧通常将气候殖民主义行为包装为“新的发展机遇”，只谈益处，不谈弊端和风险；或者以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开发和技术上的不足为由将其嵌入不平等的跨国合作机制。第二，碳排放有罪论。西方环保主义者以气候变暖、碳排放按比例归责为名谴责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业发展，要求国际组织对这些国家进行惩罚。第三，气候共责论。气候变化话语一直被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叙事所主导。许多气候国际组织在国际气候行动中反复阐明气候变化的危机性，认为“气候治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当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需承担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以彰显气候代际正义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又会宣扬“环境污染是每个国家发展必经的阶段”，发展中国家需要为当下的高碳排放承担更多的责任。总之，在现代化发展的经济诱惑和全球共同生存的道义束缚的双重话语中，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对气候议题的主导权。
2.各类“洗绿”行动诱导民众陷入绿色资本主义幻象
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概念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自然异化”。这种新陈代谢断裂不仅发生在某一地区和国家，更是全球性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盲目的掠夺欲”造成了英国的“地力衰竭”，这一事实可以从用秘鲁“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中看到。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难以意识到气候行动中的阶级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商业街上，到处可见的商品都被宣称是“绿色的”，是“可回收的”“可生物降解的”“对臭氧层无害的”，然而事实却是石化公司以“多样化和去碳化”为名继续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在恰好有利可图的绿色技术领域进行投资。而那些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则与各大能源财团密切联合。民众在媒体上看到能源公司捐赠产业和资金给环保组织就以为这些能源公司在产业转型，其实这是一种假象。通过捐赠，这些能源公司可以在开采上获得各种便利；环保组织甚至将大额捐赠投向化石燃料公司以获取巨额利润。这种联合带来的是气候政策上的中庸，国际组织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气候议题，碳抵消机制、采用清洁化石能源皆是这一策略的产物。消费者们被各类绿色广告和环保组织宣传所迷惑，以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在采取各种行动缓解气候变暖。于是，高消费依然被鼓励，以创造更多的生产和利润。
这种绿色消费背后更容易被忽视的则是全球性碳排放的不平等。1990—2015年，超级富豪（占世界总人口的0.01%）的排放量增加了110%，而全球中等收入阶层（占世界总人口的40%）的排放量仅增加了4%。这又会进一步掩饰全球富人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碳压榨。正如戴维·佩珀指出的，宣扬绿色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骗局，世界上所有的绿色消费都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总的消费必须和使资本主义得以运转的投资相一致，而且这一总消费不是取决于消费者本人，而是由利润率、积累率和信用制度的限制所决定的。
3.碳市场的成本-效益原则掩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
当前的碳市场、碳排放权交易源于西方气候变化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将生态环境问题看作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解决该问题的策略是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就是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构建了碳排放引起气温升高的模型，指出解决路径只要采取弱减排政策即可。这种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气候分析模式显然陷入了机械论，既有意忽视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增殖目的，也忽视了生态环境的系统问题。更深层的是，“碳市场”只剩下了“市场”，气候治理的手段消解了目的，“碳排放额”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也异化为交易工具，这背后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对不容质疑的确定性的追求，这种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成对财富积累的攀比和对利润无限追求的渴望。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是为了交换，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碳”本来只是作为核定气候变化的化学计量词，一旦它成为稀缺的、相互竞争的、可用于交易的全球性商品，它就成了一个经济范畴，成了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资本范畴。原本碳交易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碳交易计划只会将资本从世界经济去化石化目标转向排放许可证、碳抵消和环境衍生品的投机性交易。恰如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家只看到了资本的物的属性，而忽视了其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一样，西方经济学家只要还附着在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总体目的下，就只能基于表象的实证主义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伴随着气候危机越来越严重，西方气候科学、气候知识和气候话语形成了一套自圆其说的叙事体系，让发展中国家认可并接受这就是缓解气候危机的有效方法。于是，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和“为了明天”的愿景下自愿接受各项气候协定，努力“同化”为“像欧洲人一样”的气候治理优等生。但是，这些国家普遍陷入了气候殖民文化陷阱，由于缺乏对自身国家气候治理文化的自主构建和气候风险防范的独立主张，只能接受西方大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控制。
五、气候殖民主义的政治实质
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气候治理机制逐渐由早期的原子式治理发展为多元弱中心复合体治理，主要包括跨国气候合作机制、公共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互动机制等。国际气候治理问题的传统分析范式主要是国际政治的互相依存理论、多边主义治理理论、利益攸关方理论。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视野，这些范式难以透彻分析气候治理的政治霸权护持实质。
1.西方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是帝国主义实施气候霸权的政治工具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多种机制的政治复合体，还需要从资本主义持续再生产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意义和作用。自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后，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重新进行界定，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进口依赖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同时，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生产链渗透到各个国家和更大地理范围内的行业中，在生产链中形成新的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剥削体制进一步维系与延续的条件。于是，基于经济危机、资本积累和能源安全的多重考虑，发达国家将主导国际气候治理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将发展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作为政治资本，通过创造气候名义下的中心-边缘劳动分工以及不平衡的空间结构从而实现新的资本积累。
全球气候合作在形式上强调国际协同，但其实际运作机制仍然彰显着帝国主义的资源攫取和经济剥削。世界性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跨国资本的无限积累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以“超经济”力量维持帝国主义统治并扩大势力范围。国家的逻辑内在于资本的逻辑，尽管在历史上国家干预早于产业资本的形成，但在逻辑上却从属于资本积累。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帝国主义的运作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强大的政治支撑，全球体系则充当打开他国市场的体制性组织。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合作平台中所反映的绿色价值、气候责任，表面上是其应对国内绿色政治选民需求的反映，实质上是他们为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创造大量的“气候价值”，以合作谈判方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从而保持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利益在其架构中的运转。
因此，气候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全球化变动中形成的新的扩张方式。“气候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通过操纵国际气候事务形成的霸权地位和霸权控制，是生态帝国主义的气候表现和气候表征。”气候殖民主义不仅是气候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整个帝国主义实施垄断和霸权的新的层级链条。西方大国极力主导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使之成为维护其气候霸权的政治需要。
2.气候规则与气候贸易共谋霸权是帝国主义制度性剥夺的重要模式
1992年《公约》的签署标志着以多边国家谈判为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基本模式形成。在历届谈判中，欧盟、美国轮番争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导权。他们通过制定气候国际行为的道德标准、主导气候道义观念、向发展中国家施压、与其他国家形成互动机制等措施形成结构型、规范型、压力型等多种层面领导权，以保障他们在气候政策制定上的利益分配。学者们意识到全球气候治理并没有走入乐观的多边主义共同治理模式。其一，气候政治并没有实施集体行动，而是跨国集团分配利益的产物。许多国外学者指出，清洁能源政策与清洁能源联盟存在密切关联，这些联盟将从气候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其二，多边气候规则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来自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单边气候规制层出不穷。早在2013年，已有5个司法管辖区以总量管制与交易的形式实施单边气候规制；在跨境层面，欧盟、英国和新加坡都已经计划征收碳边境税，英国有意利用七国集团(G7)主席国身份推动成立“碳俱乐部”。
将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是发达国家规制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制度手段。发达国家在能源安全保障、低碳生产结构、绿色知识技术和绿色金融体系四个方面联动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规制，达到将超额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巩固等级化的全球分工体系、提升全球议价能力的目的。由于北方国家终端市场所设定的环境高标准是南方国家产品的进入门槛，在低碳规制的国际贸易中，产品含碳量、相对碳价以及绿电比例等指标都有可能演化为“气候门槛”和霸权工具。特朗普新政府针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报复性关税则会打击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投资环境，延缓全球低碳产业转型。
全球气候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充分反映了西方霸权稳定论的自由主义内核。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有助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而实际上霸权稳定不过是以国际公共产品能否满足霸权国家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该理论倡导“责任共同分担说”，这又将霸权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进一步转嫁给其他国家。因此，《公约》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屡次被搁置和淡化，因为这与发达国家谋求气候霸权的动机不一致，与发达国家利用气候规则实现新的扩张发生了冲突。帝国主义的内核就是剥夺性积累，帝国主义国家的地理扩张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竞争是其发展阶段的特有矛盾。绿色霸权也会随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绿色技术发展和跨境区域合作能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国家必然会随着其绿色霸权实力的增加而争夺新一轮国际市场。
3.气候议题与安全话语、气候正义捆绑是巩固霸权国气候道义话语权的叙事框架
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即霸权国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联盟，促进形成有利于霸权的国际权力结构，以此维持霸权地位。首先，欧盟通过将气候议题安全化使气候问题与安全风险相关联，以此建构可以引发共鸣、得到世界支持的气候话语。其次，他们在各类气候会议和报告中宣传“绝对减排”和“碳排放交易”的科学性，并以他们已有的技术积累和环境贡献宣告其领导能力，将相应的技术标准作为全球气候规则的标尺。如欧盟2016／265号文件指出，欧盟以话语规则建构的方式间接塑造着国际气候规则的发展，是推动其他国际行为体作出减排承诺和行为的重要力量。最后，他们构建一套气候正义理论，将气候治理现实可行性优先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分配问题、共同未来优先于历史责任、排放大国需要履行污染者付费原则等作为讨论核心，以此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道德绑架，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发生分歧，难以达成统一行动以争取气候权益。
与欧盟相比，美国在气候安全化战略上更凸显其全球霸权优势。以气候安全为中心，美国推动北约和印太地区气候军事化，渲染气候危机引发地缘冲突的风险。2022年5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首次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名义上是为合作伙伴提供应对气候事件的平台，但实质上是为了跟踪监控竞争对手国家航运和其他海上军事活动。同时，美国一直推动将气候安全纳入安理会冲突管理的战略以及维和行动，将气候韧性治理与欧美的劳工、民主与人权标准相捆绑，通过“气候人道主义援助”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西方大国通过气候话语将全球气候攸关者区分为两个身份，一方是“减排先行者”“低碳领导者”“气候安全维护者”，另一方是“污染扩散者”“高碳责任方”“气候安全威胁者”。通过气候话语的反复定位、区分关联，发展中国家由气候受害者转化为气候责任方，当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叙事框架，在气候谈判中就失去了主张气候权利的话语权。
可见，维护霸权是西方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隐藏目标，霸权衰落或霸权更替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表现。他们通过主导气候减排规则、确定气候治理标准、领导绿色技术、建立气候贸易市场、框定气候道义价值将气候话语权层层加码，形成伞形控制。在这种“沾着白糖”的霸权之下，气候殖民犹如拥有了军事暴力的保护，可以在全世界建立新一轮以“中心-外围”为分工模式的国际生产关系。特朗普推行的“能源主导”政策预示着美国在气候环境问题上将更加趋向于“收缩”和“退群”。他在气候殖民主义的行动策略上将会更加偏好优先发展化石能源、制定气候贸易规制与设置气候外交话语，以增强其化石能源霸权、限制他国清洁能源发展，最终巩固其世界经济和政治系统性战略优势。
结 语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气候问题已构成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然而，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所暗藏的气候殖民主义行动是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和无产者新的掠夺。气候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全球扩张新形态，其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借用气候议题掠夺全球剩余价值、构筑气候观念控制与维护气候政治霸权，最终维护其全球经济霸权。资本逻辑贯穿于气候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中，决定了气候殖民主义的掠夺对象、掠夺空间、暴力形态和垄断特征。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气候殖民主义所积聚的气候危机和阶级矛盾也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
要跳出西方主导的气候殖民主义陷阱，就必须超越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气候治理模式，摒弃其掠夺逻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绿色发展理念、南南平等合作提出建设性气候治理方案以推动全球气候正义的实现。自德班会议以来的历次气候大会上，中国都设立“中国角”系列边会，在减排实践、低碳发展、气候融资等方面积极与他国有效互动形成建设性的气候合作。中国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这些行动及其成效昭示着中国逐步探索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战略和策略，对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气候权益、抵御发达国家不公平的气候规则、破除气候俱乐部的壁垒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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