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史，一定是皇权高涨，一言九鼎的时代，皇帝拥有天下的财富、美色，可以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应该说，这种说法只能说是大体不错。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几千年的封建史中，皇权旁落、帝位岌岌可危的事也并不少见，诸如强臣若曹操者，“挟天子以令诸侯者”有之；宦竖若刘瑾者，“奴言即（皇）上言”者有之；母后若慈禧者，垂帘听政四十年者有之等等，至于皇帝被臣下、奴仆缢杀者、废弃者、幽禁者，那更是可以写出多卷本来加以叙说的。
这些当然是可以归结为皇帝孱弱、时运不济等等原因的，但是不是可以说，独统天下的强势帝王就一定能乾纲独断，无所忌惮，任意妄为了呢？其实也未必如此，比如在法律面前，他们就未必完全能胡作蛮为的。虽说各王朝的法律都强烈印证着各个时代帝王的喜好，但也还体现着那个时代社会普遍奉行的一些基本准则，而帝王以其长久形成的惯性思维，常常视法如无，以言干法，从而不免造成了“言”与“法”的冲突。只是有意思的是，在朝廷的“法”与皇帝的“言”的冲突面前，后者竟然也有败下阵来，收敛嚣张的时候。
大唐武则天时期，武后大权在握，常常滥杀无辜，大理寺卿徐有功很看不惯，每每见到武后要杀人时，总要依律法与武后争辩一番。某次争辩时，徐有功越说越气，话语也越说越严厉，武后被气得杏眼圆睁，桃腮发白，一怒之下就下令把他拉出去砍头。徐有功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在行刑武士驾着他走向宫外的时候，他还回过头来对武后说：“臣下虽然要身首异处，但国家的法律终究是不容改变的。”也许是武后最终良心发现，待到刀斧手正准备对徐有功行刑时，她又传令免掉了他的死罪，放了他的一条生路，只是罢了他的官，贬他做了平民而已。这种状况发生过多次，但徐有功却始终不曾低头，这终于迫使武则天后来在杀人时谨慎了不少。
无独有偶，唐代还有一位皇帝也在“法”的面前碰了个大钉子，而且因为他没有武后那么强势，所以那枚钉子碰得还不轻。事发唐宪宗当政之时。当时，柳公绰是首都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府的府尹，上任之初，他即干了件让宪宗大为光火的事：杖杀了神策军的一位下级军官！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位军官执刀佩剑，擅闯京兆府，且不服管理，咆哮公堂，辱骂官长，挥刀舞剑，威胁众人。那神策军是何方神军，一个小军官即敢如此胆大妄为？原来，这神策军就是朝廷的禁卫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央警卫部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位小军官的胆量的来由了，也就明白了宪宗皇帝大光其火的缘由了——他亲近的人竟然在眼皮底下被人杀了！次日，怒气冲冲的宪宗令人将柳公绰传到延英殿上，追究他杖杀神策军军官一事。
宪宗阴沉着脸，厉声责问道：“你为何擅杀神策军小将？ ”
柳公绰从容答道：“陛下不以臣下为不贤，让我担任京兆尹。京兆府是京都的府治，官民言行当为天下的表率。现在我刚刚上任，这小将竟敢如此轻率冲犯，这是轻视陛下的诏令，不仅仅是怠慢臣下啊。臣下只晓得打的是不懂礼法的人，哪管他是什么神策军将官呢？！”
宪宗怒色不稍宽懈，继续追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奏明？”
柳公绰说：“按我府尹的职权，只该打死他，不该我上奏。”
宪宗略显惊异地问道：“那谁该上奏呢？”
柳公绰说：“管辖他的部队应该禀奏。若是死在大街上，金吾街使应该禀奏；若是死在里巷里，左右巡使应该禀奏。”
经柳公绰这么一说，宪宗终于无语以对，当然也就无法治他的罪了。退朝之后，宪宗对左右的侍从人员说：“你们对这位京兆尹可要小心喔，连我都怕他呢。”
看来，宪宗在柳公绰面前是彻底地服了。
宋太宗赵匡胤在位时，也遇到了这么一个硬脖子臣僚，他便是宰相赵普，也就是史上所说的“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个人。当时，宋初为相的大多拘守小节，循规蹈矩，缄默无言，而赵普却刚毅果断，率直敢言，在众臣中显得很是不同。某日，有批朝臣应该提升官职，但其中一人，太祖极为讨厌，遂不同意升他的官职。
赵普则不以为然，坚持着帮那位官员说情。赵匡胤被赵普惹毛了，生气地说：“我就是不让他升官，你又能怎么样？”
赵普说：“刑罚是来惩罚邪恶的，奖赏是用来酬谢功劳的，这是古今习惯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国家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凭您个人的喜怒而独断专行呢？”
这话把宋太祖噎得直喘粗气，他甩手离开金銮殿，直朝内宫走去。赵普见此情形，紧跟太祖的身后，立在内宫的门口，一点都没有离开的意思。其间，宋太祖也似乎冷静了下来，最终许可了赵普的请求。
从徐有功到柳公绰，再从柳公绰到赵普，他们在同皇权的冲突中，最终都成了一时的赢家，而且还十分幸运，没有像北魏的崔浩、大明的方孝孺一样，只因坚持祖宗的“成法”，而惨遭杀戮，甚至还诛连三族、十族。这种“法”胜于“言”的情况在皇权专制时代自是不可多见，更不可能成为常态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法”胜于“言”呢？
从上述几例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护法者要有持身严正、依法行事的过硬作风。撇开封建时代的“法”是否掺杂着皇帝个人的好恶不谈，但就“法”的普适性而言，它毕竟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一种规范和准则，人人都受其约束，护法者自身当然更应是立身谨严、知法、守法的模范，唯有先知法、守法、然后才可言及护法，也唯有先知法、守法，然后才可挺身护法。身正不怯影斜，这样一来，即使那些想打压、攻击护法者的人也便无从下手、下口。徐有功对武后能据理力争，柳公绰能使宪宗惧怕三分，赵普能使宋太祖点头允可，首先就在于他们自身过硬，依法办事，因为最终能使皇帝忌畏的是“法”，而不是在他看来可以生杀予夺的臣僚。
二、护法者要有坚韧不拔、抗争到底的护法意志。古来圣贤皆寂寞，在“情”大于“法”，“言”重于“法”的封建时代，护法者的孤寂与痛苦自不待言，倘使没有为法一争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勇气和决心，“护法”也多半会半途而废，有花无果。徐有功多次被推上刑场，而终不改护法立场；赵普久立内宫大门直到宋太祖回心转意，这需要的是对法的信念的执着和坚守，需要的是百折不回的毅力和面对天雷滚滚、毫不妥协退让的不屈意志。从这个角度而言，说是“法”战胜了“言”，倒不如说是“韧”的意志战胜了皇权的“言”。
三、护法者要有壮怀天下、以身殉法的牺牲精神。在“法”与“言”的冲突之中，“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言词，往往受到“言”的干扰、蹂躏和践踏，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极易成为“言”的牺牲品。对此，真正的护法者就需要一种担当天下的责任意识，随时准备牺牲自身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徐有功多次险些被斩，最终被削职为民；柳公绰在皇上盛怒之中，与其庭上激辩；赵普置皇上怒色于不顾，坚持为一大臣的升迁而力争，其对自身带来的危险与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全然不计其利害，只为着维护那个社会本已稀薄的公平和正义，这正是儒家历代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念。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不计利害的牺牲精神，才使得皇权的“言”为之而退却，而收敛；才使得护法有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凛然正气，才使得法有了照亮社会前程、温暖社会人心的一丝光明。
当然，“法”之胜于“言”，还与这些以“言”代“法”的最高统治者有关。武则天虽然强势，但还谈不上残暴；唐宪宗虽然动怒，但尚算通情达理；宋太祖虽是武人，但尚能尊重文士，有宋一代，不杀文人，即是他立下的规矩！所以和许多暴戾之君，如明成祖朱棣等相比，这些皇帝的适度宽容也是“法”胜于“言”的重要原因。人们常说，历史是由多种因素合成的，上述“法”胜于“言”的史实，也可算作是这一说法的一道新的注解吧。
（原载《学习月刊》，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