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技术奇点驱动文明范式跃迁的“后人类境况”下，西方左翼学者提出“后人类资本主义”概念。该概念有三重含义：生命技术政治重构人类本质的“非人化”异变、数据经济的“无人化”运作、资本僭越主体地位的“反人类”特性。“后人类资本主义”存在三重运作方式：生命技术政治重构主体形态、数字生产体系重构价值链条、智能算法重构社会控制。西方左翼学者提出借鉴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改革、构建集体行动、重塑主体性等对策。该理论虽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但存在误读马克思主义等局限。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数字治理创新与制度优势，正在开辟超越“后人类资本主义”困境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后人类资本主义 后人类境况 生命技术政治 西方左翼 资本主义新变化
【作者简介】孙亮洁（1993-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合肥 23060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然而，伴随算法歧视的普遍存在、数智化生产对劳动与社交范式的重塑、生物技术对生命进化逻辑的改写，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正经历从“人类世”向“后人类境况”（Posthuman Condition）的范式转型。在此背景下，亟待通过理论创新解析当代资本主义在技术奇点下的演进逻辑。基于此，西方左翼学者提出“后人类资本主义”（Posthuman Capitalism）这一概念。它描述了技术重构人类本质的“人类非人化”现象，分析了数据与自动化生产的“无人化”价值链条，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跃升为自动主体和消减人类主体性的“反人类”本质。该理论历经三次范式转型：一是生物增强技术范式形成期，学者聚焦克隆与基因编辑引发的“超人化”本体危机，揭示资本通过生物技术重构人类本质的“非人化”异变；二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催化期，隔离封控的日常生活与无接触生产配送机制推动理论转向数据经济的“无人化”运作批判；三是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涌现期，通过分析智能系统对劳动过程的“超人类主义替代”与“非人化控制”双重异化现象，深化至对资本借技术革命实现“反人化”剥削升级的系统性批判。本文通过对“后人类资本主义”的形成背景、核心观点、理论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构建起关于该理论全面立体的学术画像，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一、“后人类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
“后人类境况”的来临以及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释，共同构成了“后人类资本主义”理论的生成背景。
1.实践背景：“后人类境况”来临
传统上，人们曾聚焦人类劳动与自由意志的意义与价值，强调我们依赖的物质产品实质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为我们描述了以人类主体的劳动、工作和行动为核心的“人类境况”。但有学者认为，以科技跨越式发展重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进而诱发主体界定危机为标志的“后人类境况”已经出现。
第一，技术发展侵蚀人类自身认知，使“人类非人化”。当代，人机融合趋势加强，如生物科技公司通过基因编辑将人类生命形式转化为可编程代码，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将情感体验数据化，物联网设备将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数据采集终端。这种技术融合开始颠覆传统人类主体性认知，突出表现在人类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主体，而技术物开始以“后人类主体”身份参与价值创造。“人工生命、人工智能和远程呈现的趋势正在侵蚀‘自然’和‘人为’现象之间的界限”，以及智能和意识等属性可能会在非人类实体中合成的预期，推动学者们思考技术的泛化如何消解人的本质，进而重新思考“何为人”的本体论命题。
第二，数据经济与剥削形态的数字化转型呈现“无人化”态势，侵蚀人类生产主体性。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据殖民”重构全球生产关系，平台资本主义以“服务免费”的意识形态陷阱，将用户行为转化为可交易的“数据商品”。同时，这些运作机制不仅呈现“人消失了”的表象，而且资本也表现得更像非人的、隐蔽的、排斥人类主体性的“自动主体”（Automatic Subject）。这些情况促使学者们思考“无人化”生产背后的价值链条。
第三，西方社会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式矛盾加剧。所谓赛博朋克式矛盾，即“高物质技术、低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其一，技术高度发展并未带来人类认知水平的普遍上升，反而是资本借此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支配、监管与取代的程度，人类认知能力呈现退化趋势以至于出现斯蒂格勒式的“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其二，技术高度发展反而加剧日常生活的技术异化，日常生活是由测量、分析和控制的网络化过程来调节的，人类被技术装置的“数据阴影”（Data Shadow）所遮蔽。其三，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发展，生产力大幅提升，极少数人凭借技术垄断跃升为“神人”“超人”，而绝大部分人却陷入“贫民窟星球”。基于此，学者们逐渐发现赛博朋克式矛盾背后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2.理论渊源：重释“后人类境况”下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在“后人类境况”下重新阐释和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构，为“后人类资本主义”找到理论基础。
第一，对“人类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的当代转化。所谓“人类资本主义”，指的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并且“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而围绕社会财富再分配开展阶级斗争的传统大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但有的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这种“人类资本主义”将通向“后人类资本主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批判对象转向。学者们认为，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形态已经转为后人类式、非人因素占主导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新形态。二是辩证法转向。鉴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批判对象的变化和后人类境况的出现，呼唤着传统辩证法的自我否定。有学者强调，要从关注“人文主义、周期性的、不断更新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关于利润、工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斗争”的“人类辩证法”，转向关注“自动化的单线历史动力以及它相应地降低了活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的“后人类辩证法”。三是阶级转向。鉴于“不稳定工作”下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有学者尝试在后人类境况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尝试提出“被排斥者”“数字无产阶级”等“后人类”革命主体。
第二，对“后人类主义”技术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后人类主义”支持者观察到技术进步带来人类生物能力增强、生产无人化等现象，他们往往将人类进步限制因素理解为人类生物体自身缺陷和少数“无用阶级”的拖累，寄希望“技术乌托邦”能引领全人类走向解放和全面发展。有西方左翼学者批判这种观点忽视了后人类化存在着真正的社会限制，即由资本设定的限制，忽视了资本逻辑可以利用技术进步强化自身的作用。
第三，对数据经济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的批判性融合。例如，亚斯明·易卜拉欣将数据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透视“数据经济的无人式运作”背后的剥削新升级。再如，斯拉沃热·齐泽克将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结合，揭示算法平台如何利用“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服务于欲望操纵。
二、“后人类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
西方左翼学者从多重维度分析了“后人类资本主义”，进而推演其运作逻辑和应对策略。
1.后人类境况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后人类资本主义”是后人类境况下资本运用高新技术将人类（包括生命、情感乃至社会权力等）进一步降维为可计算生产要素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该概念描述了“人类非人化”现象，反映了数据经济与自动化生产的“无人化”运作，批判了资本僭越主体地位的“反人类”本质。
第一，生命技术政治促使“人类非人化”。“生命技术政治”（Bio-technopolitics）是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之交叉口，表征技术深度嵌入生命治理、重构政治主体性与权力关系的新范式。“后人类资本主义”则指在后人类境况下，资本逻辑通过生命技术政治加剧剥削和控制，进而引发人类本质的技术解构、人与非人类主体边界模糊、日常生活被技术控制等“非人化”现象。
首先，人类本质的技术解构会产生人类异化。格伦·里科夫斯基借助“后人类资本主义”概念描述资本驱动下的现代科技，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赛博格（Cyborg）化，加剧人类异化程度并引发质变的现象：自动化与人工智能使劳动进一步“去技能化”，人类的劳动能力、情感甚至身体转化为可被资本直接操控的“资源”。
其次，人与非人类主体的边界模糊。西方左翼学者以“后人类资本主义”描述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人机融合形成的赛博格化、生物改造、网络信息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与非人类主体边界模糊的现象，表现为：一是人与机器边界模糊，形成了类似电影《攻壳机动队2：无罪》中的“合成人”“机械玩偶”意象，以服务于“后人类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式迷恋。二是人与网络虚拟存在、信息主体的边界模糊。
最后，日常生活被技术控制与算法殖民的社会体系。亚当·格林菲尔德认为，日常生活是由测量、分析和控制的网络化过程来调节的；获得资源和决定人生的机会可以通过算法公正地进行分配；最重要的是，人类的判断力不再足以应对一个似乎已经脱离我们理解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复杂性挑战。
第二，数据经济的“无人化”运作。亚斯明等学者将“后人类资本主义”放在当代的数据经济、数智自动化的动态生产结构中思考，强调“后人类资本主义”是“数据经济中的后人类现象”，虽然它无时无刻不以人类为目标，但它却表现得看似“无人化”。一是生产无人化。数字经济与自动化的“无人化”、隐蔽化的生产过程。二是流通无人化。“数据经济”重造了经济模式，平台资本隐藏了社会关系，以至于在商品的流通、交易、支持性服务等关系中都看不到普通人类。
第三，资本僭越主体地位而走向“反人类性”的资本主义新形态。齐泽克认为，所谓“后人类资本主义”，实则是资本跃升为自动主体并将人类降维为可计算生产要素，致使人类陷入主体性空无化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他以该概念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走向人类对立面。
“后人类资本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后人类因素，它是一种资本成为自动主体、通过技术自主化实现非人统治的社会形态。齐泽克基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结合黑格尔式主体化过程（当一个特殊事物从其自身的特殊位置跃升至普遍性时，这一时刻标志着它成为政治主体），论证了资本如何脱离人类掌控成为非人的、反人类性的“自动主体”。具体而言，一是资本的自我增殖逻辑超越人类控制，僭越为自动主体。资本基于“执行其存在的单一行动”而非基于人类意识指向性，通过“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货币与商品”等形式转换，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本质，从而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身的运动过程，这就是资本的本质：一个主体，但却是自动的主体，而非活生生的主体。因此，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孕育着“后人类资本主义”因素。二是生产过程中人类劳动被机器和死劳动等“非人”因素支配。三是社会关系的颠倒，人类的需求及其满足只是资本自我再生产过程中的从属环节。四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技术奇点叙事、后人类技术乌托邦）僭越崇高客体地位，掩盖了资本的非人本质。
“后人类资本主义”还表现为人类因被数据化降维而被化约为主体性空无的“无实质的主体”的状态。在当代数智化生产背景下，“化约为纯粹劳动能力的工人，资本夺走了他所有的实体性内容”。这种因为“奇点事件到来”而产生的“后人类资本主义”境况体现在：一是人类劳动的空无化。它不仅表现为内斯比特式劳动创造价值能力的衰退，也表现为人类劳动被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大他者”监管和替代。二是欲望与情感空无化。技术干预将人类欲望简化为“数据流”，主体性被抽离为空洞的符号，所谓“我的思想不再属于我，而成了奇点自身运思的产物”。三是阶级意识空无化。当代新无产阶级开始沦为资本主义象征秩序的“被排斥者”。
2.以人类生命、数据、社会权力为剥削对象
西方左翼学者以主体性危机、生产数据化、社会权力重构等为切入点，回答了“后人类资本主义”如何运作这一问题。
第一，主体性危机：生命技术政治重构人类主体形态。赛博格描述了通过技术手段将生物体与机械、电子设备等非生物元素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人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模糊。“后人类资本主义”利用生命技术政治主动将人类主体性转化为可操控的生物算法资源：一方面将赛博格化身体作为资本扩张的试验场，另一方面通过“人类核算”“生物贫化”等机制将生命经验数据化，引发了主体性空无化危机。
首先，生命的资本化改造。一是直接从人类生命形式的改变中获益，如资本售卖基因编辑、代孕、控制记录人类生命过程（试药、器官培育）等技术与产品。二是间接通过兜售生命形式改变的技术及其相关概念股，使得生物科技等相关公司的利润和股票暴涨。三是对劳动者的非人化重塑与风险转移。
其次，强化“人类核算”，即强化资本对人类意识、行为的核算和模拟能力的技术。赛博格化越发展，人类生命形式的机器化、数据化和虚拟化程度越高，“后人类资本主义”对人类的核算、对其行为的观察以及试图模拟其感官、预测其行动并及时实现这些行动的能力也就越强。
再次，利用“生物贫化”。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加速工人沦为廉价劳动力的现象类似，当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分工进入生命本身，从而阻碍这些生命形式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如被迫接受子宫摘除术的女性体力劳动者，以及“等着在四十、五十，甚至六十岁时生孩子吧；把你的高能量、高产期奉献给我们”的人工冻卵技术等。
最后，制造“无用阶级”，加剧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富人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狭义上的人类增强技术来增强生物体能力，并引导相关技术发展方向，而穷人受限于经济条件而无力享受技术红利。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人机协同技术与数字技术等广义上的人类增强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度殖民日常生活和促进世界虚拟化，加速了少数人成为“超人类”或者赫拉利式的“神人”，而大部分人飞速沦为“无用阶级”的进程。
第二，生产数据化：数字生产体系将人类降维为可计算要素。西方左翼学者聚焦资本主体如何利用数智技术使人类降维为可计算要素的“后人类”，从而使经济运作看似“无人化”。
首先，人类被数据抽象而沦为“数据人”，形成“后人类”身份。有学者将马克思“具体-抽象”法进行了数字化运用，指出“数据抽象”是“在数字架构内重新配置人类的过程”，关键是抽取“人类在数据转换（和交易）的领域”中产生的数字信息的关键特征，从而预测、引导人类的行为。其过程为：一是在技术层面，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通过记录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预测用户的行为和需求，从而实现个性化推荐和广告投放。二是在经济层面，通过数据打包、转卖等方式实现资本转化，用于创造价值和利润。三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记录和分析人类在数字平台的社交互动，从而影响人们的自我认知、社交行为、人际关系。四是数字平台还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用户生成内容被转化为数据，用于分析预测文化趋势。由此，资本支配下的数字治理，成为一种理性管理的形式。
其次，人类情感被数据降维化，引导“后人类”行为。“后人类资本主义”通过将人类情感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源，结合算法技术与平台垄断，构建起一套以“情感-数据-资本”为核心的新型剥削机制。一是人类情感被数据技术肢解为可计量、可交易的数据单元。二是人类的情感劳动可以积累并被挪用作为价值创造的一部分。三是情感的价值生成机制发生倒置，人类心理状态不再服务于自我实现，而是成为训练数字情感模型等强化“数据生物权力”机制的原始素材。四是情感经验的“去身体化”，如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捕捉神经电信号，试图将情感体验从生物基质中抽离，转化为可存储、可复制的数据包。
最后，将传统劳动者的完整人格解构为离散的数据节点，构建“后人类”生态。一是依靠平台垄断实现对劳动价值的系统性攫取。二是对主体存在的碎片化重构。三是平台通过使“活劳动力成为消失的数量”的策略，将劳动者降维为算法系统中的临时变量，让知识生产的本质从主体性表达异化为算法迭代的养料。四是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催生了“技术封建主义”等新型生产关系，使得人类主体遭受“数字附庸”的新型奴役。
总之，由于人类的人格特质、审美取向乃至社交关系等都被转化为维持平台数据帝国的贡赋，最终使得人类行为被抽象为工业操作。
第三，控制隐蔽化：智能算法重构社会权力体系。西方左翼学者指出，在后人类境况下，资本通过牺牲人类自身来实现自我，以系统性削弱人类决策能力、意识形态重构等方式，窃取社会权力和强化资本控制，展现出资本的“反人类性”。
系统性削弱人类决策能力，强化生命技术政治主导的社会决策权力体系。“后人类资本主义”利用人类对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算法等的决策依赖性而为自身谋利。一是制造、渲染不确定性风险迫使人们依赖人工智能、算法而代替自己的决策。例如，客观上，数字资本主义自身制造数字经济的动荡与暴力；主观上，渲染夸大战争与商业竞争中“决策时长按秒计算”，这都迫使人们加入“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二是“算法黑箱”消解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平台资本主义通过封闭的算法逻辑进行自动化决策过程，获取不透明利润，用户无法知晓决策依据，更无从质疑其合理性。三是劳动决策能力、消费决策能力被算法和机器学习系统影响。此外，还有学者批判福柯式“人类学机器”（将人类特征转化为可量化、可分析的数据，进而利用这些数据指标将部分人群排除出自己人乃至人类范畴之外的机器）在后人类境况下进一步演化为技术化的主体生产装置，通过自动化算法决策、生物数据化等手段，强化算法种族主义歧视，造成阿甘本所谓的因被歧视而失去社会规则保护的“神圣人”群体扩大，使人类加速沦为“后人类主体”。
第四，重构人类主体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构建新的社会思想权力体系。一是“数字大他者”通过社交媒体和算法重构意识形态传播网络，植入特定价值观，强化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二是“技术奇点叙事”将未来简化为技术升级的单向度路径，鼓吹“算法治世”“元宇宙救赎”“人类主体融入奇点、转向数字生命”等神话，制造技术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幻象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创伤性内核。三是欲望被算法和媒体技术解构为可量化的数据流，将消费异化、劳动异化隐匿于虚拟享乐之中。
“后人类资本主义”还加剧了人类主体（特别是全球南方尚未进入后人类境况的国家与地区）的被剥削程度，表现为工资停滞或下降、工作条件恶化，以及超级剥削趋势的增长。
3.“后人类资本主义”抵抗策略
为了抗争“后人类资本主义”的机制，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借鉴马克思的智慧、推进社会改革、构建集体行动、重塑主体性等抵抗策略。
第一，借鉴马克思的智慧。要借鉴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正确看待后人类技术，借鉴马克思分析经典资本主义运作的方法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制定对策。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左翼学者所借鉴的马克思的智慧，是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
第二，推进社会改革。有学者寄希望于和平的体制机制改革以缓解“后人类资本主义”的弊端，旨在实现增长、重组和资本积累的持续适应。具体而言，一是法律与政策改革，通过现有法律来规范新现象，或者制定新法律来保护用户。二是伦理改革，建构“后人类伦理”，包括强调技术开发者和企业应将伦理原则融入技术设计，确保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社会利益；在开发人工智能和算法时，应考虑其对社会公平、隐私保护和人类尊严的影响；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确保其符合伦理标准；鼓励公众参与技术伦理的讨论，形成社会共识等。三是经济与文化改革，包括探索数字共享机制和推动可持续的数字商业模式、保护劳工权益、促进数字文化多样性和反对资本主导的单一数字文化模式，增强社会的文化抗争能力等。
第三，构建集体行动。为了推动改革，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依靠市民社会自发反抗的集体行动策略。一是以数据行动主义为核心的数字社区集体行动，它是将社交媒体的连通性、集体行动和传播力与流行趋势相结合，通过平台实现更广泛的传播，以实时或异步的方式交换信息的方式，数据行动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行动主义将数据重新配置为社会斗争中的工具，以自下而上的实践来对抗资本的霸权。二是以“数字清醒行动”（Digital Sobriety）戳破“自由选择”的意识形态面纱，拒绝将生活全面数据化，进而推动数据自治等。三是通过受压迫群体的全球性的、有组织的集体激进行动，通过共同的斗争来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
第四，重塑主体性。个人抗争“后人类资本主义”的策略包括：一是重视人类主体性和数字素养教育、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等；二是承认人类的“不完美”（人是会死的存在、性差异、非理性因素）以对抗技术乌托邦；三是利用无意识突围，强调利用欲望的不可编程性扰乱算法控制，通过艺术、文学乃至共产主义式的非功利实践促使资本主义系统裂缝的呈现。
三、对“后人类资本主义”的理论评析
“后人类资本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该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后人类的前景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作出了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可能通向更糟糕的“后人类资本主义”的预言，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人类”特性。此外，它解构了技术中立的意识形态神话，揭露技术奇点叙事实为资本掩盖其剥削本质的话语装置。
但该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轻言后人类境况。所谓“后人类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资本借技术升级剥削机制的方式，它并未超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生产资料所有制等而言，所谓被生命技术政治异化、被算法遮蔽的“后人类劳动者”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工人并无本质区别。人类主体间的阶级斗争仍在不断发生，并且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后人类资本主义”脱离人类主体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被各种纷繁复杂的后人类现象所遮蔽与误导。
第二，“后人类资本主义”理论本身存在错误。首先，误解劳动价值论。针对其提出的“数智自动化生产导致活劳动趋零”的论断，可以从以下五点进行回应：一是活劳动是价值创造不可替代的主体、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机器自动化仅能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其自身价值转移的实现仍需依赖工人对设备维护、系统设计及生产流程再造等活劳动投入。该论断也将活劳动化约为直接生产环节的体力劳动，忽视数据产业链中用户生成内容、情感劳动、数字劳工等新型非物质劳动形态的价值创造本质。二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强制约束资本逻辑。自动化普及引致的资本有机构成攀升，迫使资本通过维持劳动人口规模来确保剩余价值率与消费市场的双重稳定。三是全球价值链的空间修复机制暴露其理论盲区，核心国家自动化进程实质依托于对全球南方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系统性剥削。四是劳动形态转型的实质遮蔽。自动化非但未能消除劳动过程，反而通过算法管理、数字泰勒主义等新型控制机制，实现了劳动规训方式的智能化升级。五是技术决定论幻象的破除。技术演进始终受制于资本增殖需求，即便存在完全自动化可能，垄断资本亦会基于市场控制需要主动控制技术扩散。其次，弱化生产关系解读。部分学者过度聚焦技术异化现象，忽视数据经济的剥削本质是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数字化重组，而非技术本身的“反人类性”。再次，主体性批判的片面性。该理论强调人类被降维为“数据节点”或“无实质主体”，弱化了无产阶级在数字时代的反抗潜能。最后，对技术作用的认知误区。有部分学者存在技术悲观主义倾向，夸大技术的社会属性，他们对技术的恐惧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惧的替代品，忽视“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又夸大技术的自然属性，认为技术改革方案足以解蔽“后人类资本主义”，忽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后果。
第三，对策陷入困境。由于误读马克思主义和其理论自身的错误，西方左翼学者陷入淡化阶级斗争的困境。首先，个人层面的重塑主体性、自我觉醒型方案，难以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围困，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其次，社会层面的方案陷入改良主义的窠臼，因为他们回避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无法触动“后人类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最后，行动层面的方案缺乏阶级根基。“全球数字劳工联合”和“跨国非功利实践”等解放路径，未能解决全球南方劳动者与全球北方技术精英的阶级分野。
总之，“后人类资本主义”理论在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增强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信心方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存在误读马克思主义、错判时代境况的局限性，导致其停留于技术表象分析层面却忽视生产关系批判，对策上又因淡化阶级斗争而陷入改良主义困境。这些缺陷削弱了其批判力度。唯有回归马克思主义，重构阶级主体性，方能在“后人类资本主义”的迷雾中开辟真正的解放道路。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数字治理创新的过程中，通过技术治理的制度创新、数字确权模式探索、数字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形成了超越“后人类资本主义”的中国路径，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后人类境况”的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3]〔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