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代保平）2016年10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与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德国史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全球史视野下的德国历史’”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会议收到论文48篇，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围绕既定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展示了国内德国史研究的前沿动态。
围绕全球史视野下的德国历史的议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教授作了“德国通史编撰的全球史转向”的主题报告，他认为，近年来德国史研究已经出现了全球史转向。以“德国通史”的编撰为例，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认知和解释载体，其编撰视阈的变迁，能够折射出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为主要认知视角的释读取向向以整体的、跨民族和跨国家为审视视角的全球史取向转移的过程。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就“全球史视角下的路德宗教改革”作了大会报告，她认为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世纪与近代史的分界点。路德宗教改革直接促使德国历史进入欧洲历史主流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欧洲历史在民族统一、君主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发展。
围绕二十世纪德国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就“魏玛德国的家庭政策——以堕胎禁令的改革与争议为中心的探讨”与学者交流，他认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堕胎禁令在魏玛德国时期基于进步社会观的考量而被修改。但日益破碎化的政治格局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让堕胎禁令的改革问题成为又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逐渐使魏玛政府的家庭政策一步步向服务于种族主义世界观的纳粹独裁打开了大门。湖南师范大学罗衡林教授在“纳粹时代犹太文化的被迫转向”一文中指出，1933年德国纳粹党的上台，犹太人自十八世纪以来与德意志世界合为一体的同化与解放运动最终失败，犹太人从德意志文化生活中被清除出去，再次回到了精神与文化隔绝的年代。
德国与欧洲难民问题也是此次研讨会议题之一。山东大学宋全成教授在“欧洲难民危机的德国视角解读”中利用人口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他指出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积极主动接纳了大量难民入境，位居欧洲之首。作者还就难民的规模、性别、年龄、来源国、宗教构成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认为难民甄别与难民庇护申请将是德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在中德关系史这个议题中，广西师范大学周建明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人对德国的认识”一文中指出，至二十世纪初，德国人主要通过中国传统的商品了解中国，而中国人更加关注德国的工业技术和国家政体。同济大学陈弢博士在“建国初期中国对莱比锡博览会的参与”一文中指出，莱比锡博览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多边性质的国际博览会，是新中国展示商品和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场所，也是新中国在德国进行公共外交的尝试。尽管消耗巨大且存在不少缺陷，但是它改变了欧洲人对新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德及中欧的交流。
中心主任叶晓东副教授和中心研究人员代保平博士也就这个议题提交了共同撰写的文章——“抗战后在华德国侨民遣送问题研究——以相关处理办法的出台和修订为中心”。两位老师利用我国台湾地区新近公布的民国外交档案为基础，对战后德国侨民遣送问题的相关处理办法做了历史的梳理。该文认为，对于二战后德国难民、侨民、战俘的返回问题，学术界过去主要把视线集中于欧洲范围内的德国的人口流动（包括战俘、难民、侨民），而对欧洲之外的侨民遣返问题较少予以关注。抗战后在华德国侨民的遣返是二战结束初期德国人口大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协调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部门共同合作，担负起了中国各地区的侨民遣送工作。在行政院的主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德国侨民处理办法，解决了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一是个德侨的身份认定问题，一个是关于财产的处理问题，从而为解决德国侨民遣送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结论部分指出，国民政府在德国侨民遣送工作中，注重国际合作，在德国侨民身份认定和财产处理上适当调整了既定政策，顺利完成德侨遣送工作，凸显了战后初期的大国责任。但同时通过德侨的遣送进程可观察到国民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不足，政府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两位老师共同在大会就此问题做了发言，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论文评议人认为这是中德关系史研究的空白领域，值得继续深挖，并对有关问题做了交流。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我院两位老师开阔了学术眼界，了解了世界史及中国德国史研究的最新前沿动态。两位老师在学术交流会上共同发声，也增强了学术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