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地规避了一些重要的、而且是连带面及负面效应较大的现代化陷阱，从而确保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并使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国家自主性发展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依附性陷阱。从物质经济基础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去工业化陷阱。从经济制度安排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资本至上陷阱。从社会保护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福利过度陷阱。从社会安全运行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社会动荡陷阱。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不断地规避各个现代化陷阱。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规避现代化陷阱 依附性陷阱 去工业化陷阱 资本至上陷阱
作者简介：吴忠民（195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推进，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现代化陷阱”的困扰和阻碍。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社会矛盾问题倒逼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普遍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从总体上有效地规避这些现代化陷阱，亦即避免深陷这些陷阱当中而不能自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现代化重要陷阱的成功规避。
这里所说的“现代化陷阱”，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建设当中所遇到的解决难度相对较大的难题或困境。这些陷阱林林总总，既包括相对宏观层面上的陷阱，也包括相对中观或相对微观层面上的陷阱，而且这些现代化陷阱有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些陷阱主要包括：依附性陷阱，资本至上陷阱，经济转型陷阱，增长陷阱，去工业化陷阱，“塔西佗陷阱”，贫富差距过大陷阱等。一言以蔽之，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可能会遇到不同程度上的某种陷阱。在不同的国情条件下以及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当中，每一个国家所遇到的陷阱类型以及这些陷阱的负面效应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陷阱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多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一、依附性陷阱
从国家自主性发展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依附性陷阱。
现代化是以一个个具体的国家为其载体而进行的。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该国的内部，而不是别的国家。自主性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赖以正常推进的前提性条件。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一个国家应当自主地、独立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同时还应看到，由现代化所引发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进行对外开放，都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而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舍此，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余地。习近平指出：“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国家的自主性发展与必须加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这两者有时很难完全一致起来，即二者可能会存在程度不同的相互抵触的情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同的国家由于各自发展起点、发展水准、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关系基本格局当中所处历史位置的不尽相同，自然会导致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力的不尽相同，加之大多数国家利益至上行为取向根深蒂固，同时在国际世界又缺少有效的、“国际意义上的”的公共权力的协调，凡此种种，必然会生成某种叠加效应，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下述状况：各个国家在必需的相互交往当中，各自利益损益状况必定会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能够凭借自身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不公正的、甚至是巧取豪夺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经济水准相对较低、综合国力相对减弱以及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是受到严重损害。至于后者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损害，其现代化进程受此影响而能否得以顺利推进，从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这些国家现代化建设自主性状况。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否具有自主性，乃是该国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正常推进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习近平也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建设当中，一旦丧失自主性或独立性，形成对其他国家的依附性，那么，轻则会使其现代化缺少适合于自己国情的可行的现代化道路，而呈现出水土不服、摇摆度过大的情状，付出的成本代价过大，最终难以顺利推进；重则会程度不同地丧失其国家主权，甚至会陷入“依附性陷阱”而不能自拔，沦为“强势国家”的附庸，成为其原料及市场的供给方，从而丧失自身现代化的前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虽然完全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形已不多见，但是，程度不同地失去自主性发展而陷入“依附性陷阱”难以自拔的国家却不在少数。在这方面，一些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便是典型的事例。比如，其中的一些国家由于“自主性”的缺失而形成了某种“依附性”，这就从一定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地会催生出其某种“低度发展”的情形，同以往相比，这些国家的GDP总量也是在逐步增加的，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水准、发展前景、发展能力等方面却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依附性发展的现象，就连有的发达国家有时在某些方面也会出现某种依附性的情形。比如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经济现代化获得了巨大发展，以至于对美国经济构成了明显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以其强势的霸权地位以及种种强权方式，强迫日本签订严重损害其自身经济利益的“广场协议”。由此，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进入长达30年的经济发展停滞时期。
中国式现代化极为重视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切肤之痛经历的中国一直极为重视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性问题，十分警惕任何有损于民族自主性以及民族尊严现象的发生。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习近平也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是，中国不仅极为重视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性问题，而且也极为重视对外开放，据此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当中，将自主性发展与对外开放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地解决了自主性发展和对外开放两者之间的协调问题，成功地规避了依附性陷阱。由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巨大的跃升，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世界的现代化建设两者实现了良性互动，即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让世界的现代化促成了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跃升，同时也对世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去工业化陷阱
从物质经济基础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去工业化陷阱。
大工业生产既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更是现代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当中的基础。现代经济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就无从谈起。进一步看，大工业生产又是现代经济的基石。离开了工业化，现代经济也就无从谈起。像是中东一些十分富裕的国家，尽管其人均收入水平极高，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这些国家主要是依靠输出石油资源来获得高收入，其工业化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远远没有完成大工业生产的体系化建设，因而这些国家严格讲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不属于现代化的国家。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就国民经济结构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趋于减小，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增大。虽然说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产业的基础性作用已然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以工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支撑。否则，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持续推进。特别是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无论是一些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曾出现过“去工业化”的问题，不同的只是在程度上以及样态上有所差别而已。“去工业化”行为所造成的经济上的“脱实向虚”问题，必然会造成其实体经济基础的虚脱。这种情形对于相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然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黄金期，其人均GDP直逼美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在“广场协议”的压力之下，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加之日本当时对贷款的优惠政策，致使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股市热和房地产热，进而导致日本经济脱实向虚，催生出巨大的经济泡沫。比如，东京一地的地产总价格要超过美国全国的地产总价格。这显然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脱实向虚”现象十分严重。由此，日本经济进入为时较长的衰退期和停滞期。再看一下巴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开始重视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且卓有成效，巴西甚至一度具有了生产轻型航母的综合性工业制造能力。可惜好景不长。在世纪之交的一段时期内，巴西放弃了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做法，开始“去工业化”。其结果是，巴西重新走上依靠大量输出自然资源来换取外国工业制造品的道路，致使其经济出现明显的倒退现象，导致其现代化进程摇摆不定。2000年巴西的人均GDP为3750美元，2010年迅速上升至11286美元，2015年则下降至8814美元，2020年又降至6797美元。
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成功地规避了“去工业化陷阱”。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极为重视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严重缺少资金和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通过极为艰辛的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快速推动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采取越来越严格的防范措施，抑制金融以及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泡沫的膨胀，用以确保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这使得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规避“去工业化陷阱”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确保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种滤掉经济泡沫的健康发展，二是确保了现代化建设能够有效抵御来自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的严重干扰而得以安全发展，三是确保了现代化建设由于有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的有效支撑而得以一以贯之地可持续推进。
三、资本至上陷阱
从经济制度安排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资本至上陷阱。
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社会当中基础性的、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与现代生产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两者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一方面，市场经济是现代生产力得以存在和发展之必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只有以现代生产力为基础方能得以大规模地发展。
显然，没有了市场经济，现代生产力就不可能持续发展，现代社会也就成为不可能之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经济对于现代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促进意义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体系，促成生产要素的充分化流动，实现供求关系的协调平衡。其二，市场经济能够通过厂家、相关组织以及相关人员之间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来实现产品成本的最小化、产品效益的最大化以及生产过程本身效率的最大化。其三，市场经济能够激发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物质利益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市场经济则是一个事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个生产规模已经远远突破家庭共同体所能掌控的生产力的条件下，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或生产者而言，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方能进入经济活动领域，方能遵循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原则而辛勤工作，方能据此来维系和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基本生活。这样一来，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便能够得到大面积、大幅度的提高，同时，现代生产力也就由此具有活力和创造力。
在看到市场经济积极效应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市场经济本身所存在的潜在负面效应。尽管市场经济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意义，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其合理边界。这个合理边界一旦被突破，市场经济便会不同程度地催生资本至上现象，并由此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侧重于考虑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而不可能充分考虑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亦即现代化的基本宗旨问题，不可能充分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社会保护问题。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本能以及资本的极端重要性和稀缺性，使得资本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在这样的情形下，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资本，在缺少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就会不可避免地突破市场经济的合理边界，变得一枝独大，凌驾于社会各个领域和社会各个群体之上，甚至达到一种肆意妄为的地步，造成资本至上的陷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是一种自我运动的主体，在为生产而生产、为持续而持续的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对人们的抽象强制和约束”。进一步看，失去制约的资本至上现象必然会对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
在大量国家的现代化早期阶段，资本至上现象表现得比较充分，由此造成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一是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经济发展原本应是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资本至上现象却将资本增殖视为目的，将人本身当成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于是人本身出现了异化现象。资本“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在资本至上的条件下，大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必然会受到严重损害。二是严重损害生产力。由于资本至上现象将民众视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必然会抑制、挤压民众的消费。在这样的情形下，现代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力——内需拉动力必然会被削弱。而且资本至上现象还必然会酿成经济危机，直接损害生产力。三是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以及以人为本的意识在普遍增强。由之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资本至上现象的种种不满和反抗。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催生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使得社会的安全运行受到挑战，社会会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四是严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唯利是图的行为，资本至上现象既不会考虑人自身的保护问题，更不会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必然会遭到严重的损害。前述种种情形说明，资本至上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严重的负面效应。它不但会使现代化以人为本的基本宗旨无法实现，使得人本身从目的变成工具，而且会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推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地规避了资本至上陷阱。客观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由于缺少市场经济的经验，中国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资本至上的现象，步入资本至上陷阱。但中国式现代化却以其特有的作为，成功地规避了资本至上的陷阱。其一，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来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习近平指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理念或基本宗旨，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在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方面进行合理的布局，从根本方向上防止步入资本至上的陷阱。其二，大面积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以越来越大的公共投入用于民生的改善。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学、卫生的资金只有112.66亿元，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只有18.9亿元。到了2021年，中国用于教育的公共预算支出高达37468.85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高达33788.26亿元，用于卫生健康的支出高达19142.68亿元。
“党坚持精准扶贫……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形成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据世界银行测算，按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这使得中国民生问题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最大范围的改善。其三，注重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十分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十分重视市场经济以及民营经济本身的规范化建设问题。比如，中国出台了多部有效的法律法规，用以治理并防范诸如经济垄断、企业家群体行为向非经济领域蔓延扩张的情形，堵住、挤压了资本至上现象可能出现的渠道和空间。其四，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习近平指出，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比之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来治理生态环境，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可以说，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中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而且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中国已经从“跟跑者”上升至“领跑者”的位置。
四、福利过度陷阱
从社会保护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福利过度陷阱。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不仅是一个“经济人”，需要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且是一个“社会人”，需要参与各式各样的社会交往活动，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保护。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是人们的自由、平等、公正以及以人为本的意识在普遍增强，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保护提出了日益广泛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是物质财富的巨大增进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能够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宗旨亦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不同程度上的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使得以较为系统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规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形成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市场经济逻辑与社会保护逻辑两者能否得以平衡推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同市场竞争逻辑的极化现象亦即资本至上陷阱现象一样，社会保护逻辑如果得不到必要的制约和平衡，离开了经济基础的制约，如市场竞争逻辑的平衡，越过了其合理边界，而按照其自身的‘本性’纯粹自由演化的话，也必然会造成过犹不及甚至是‘极化’的现象”。造成福利过度陷阱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需要特别关注：其一，社会保护水准之高脱离了实际的经济水准。习近平指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道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所以，社会保护逻辑一旦脱离了特定经济基础水准的支撑，便会使一个国家陷入福利过度陷阱当中。其二，社会保护逻辑具有某种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由于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民众便会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对于社会保护的“深度依赖”。这种“深度依赖”往往表现为，对于社会成员的普遍期望来说，社会福利的水准只能提高，不能下降。否则，便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以及由此催生出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这种刚性特征在客观上无疑会助推福利过度现象的形成。其三，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思潮。它片面强调人均一份的平均主义式分配，否定现代社会当中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准则；而且，它不考虑实际的经济生产和经济水准的支撑能力。虽然民粹主义的谬误显而易见，但是，由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广泛的“民意”基础，再加上某些国家选情政治的加持，因而民粹主义便助推了某些国家步入福利过度陷阱。习近平指出：“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应当看到，福利过度陷阱这一现象，既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当中，也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习近平指出：要“既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避免像一些北欧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
福利过度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福利过度现象会催生大面积的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意识，减弱一个国家民众的勤奋工作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资本至上陷阱会催生大量的剥夺现象的话，那么福利过度陷阱则会催生不少“寄生”的现象，即为数不少的不劳动者或较少劳动者却依附、“寄生”于勤奋劳动者的劳动果实而生活。这种情形必然会减弱该国现代化的活力和创造力。再者，福利过度现象还必然会加重一个国家的财政负担。而巨大的财政负担进而又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巴西的福利支出过高，严重挤压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拉美以及南欧的一些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变形走样或是缓慢推进的情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福利过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直十分警惕福利过度现象的出现。为此，中国特别注重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用以防范步入福利过度陷阱。一是严格按照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实际水平来安排社会保护方面的公共投入。习近平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过高目标……决不能开空头支票，也要防止把胃口吊得过高，否则，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总的来看，近20年来，尽管中国在民生福利上大幅度增大了公共投入的占比，甚至在有的年份为补偿历史欠账，相应公共投入的增加幅度很大，但是中国始终将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投入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造成过高的财政负债，因而没有因民生的改善而影响到经济发展。二是注重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两者的良性互动。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把握发展和民生相互牵动、互为条件的关系”。就此而言，中国十分重视以扩大就业的方式来改善民生。由于就业是民生之本，所以中国就业状况的大幅度改善，无疑从一个重要方面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同时，这种改善是劳动者通过自己辛勤劳动的方式而不是以平均主义的方式而实现的，因而不仅没有增大财政负担，而且有助于内生动力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养成。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在给予贫困群体成员一定的直接生活补助的同时，更强调通过生产性的扶贫项目和培训贫困群体成员的生产能力的方式来增强贫困群体和贫困地区的“造血机制”，而不是一味地以财政“输血”的方式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无疑有助于原贫困群体和原贫困地区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形成。
由上可见，中国正是通过上述合理可行的方式，不但逐步有效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成功地规避了福利过度陷阱。
五、社会动荡陷阱
从社会安全运行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社会动荡陷阱。
无疑，社会安全运行局面能否得以保证，现代化建设能否有效地规避社会动荡，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持续推进的必要保证。没有这一点，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社会矛盾问题。换言之，社会矛盾问题的存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常态现象。问题在于，社会矛盾问题如若升级至社会动荡的强度层级，则不可避免地会妨碍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甚至会使现代化建设陷入停顿或倒退的境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社会矛盾冲突发生的概率相对更高，加重的可能性也相对更大。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比之现代社会相对定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推进速度相对较快，由此所带来的变化幅度也要大得多。加之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往往存在着大量的向度不一的拉动力量，凡此种种，进而会对社会安全运行局面带来相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以及由此导致的多种多样的风险因素。其一，经济基本面上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处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于是，“转型期的民众能够从快速增长的经济当中获取相对越来越多的收入，其实际生活的改善越来越离不开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应地，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在转型期，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甚至会越来越高，以至于成为民众的某种习惯”。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在快速增长的时期，民众由于较为普遍地从中获得了经济益处而相对容易形成某种获得感，并对多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容易具有相对较大的包容性。客观上看，这样一种情形对社会的安全运行较为有利。问题在于，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很难保持一种持续发展的情状。这些国家的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的情形，那么便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进而不可避免地会直接降低民众的生活水准。这样一来，民众就会较为普遍地形成某种不满的情绪，进而加重社会矛盾冲突，严重者甚至会催生社会动荡。其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利益关系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及风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社会成员自由、平等以及公正的意识的普遍增强，人们越来越普遍希望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某种互惠互利的局面，即：一个群体在其利益增进的同时，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理利益为前提条件。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形是，处于优势位置的群体经常以损害别的群体的合理利益为必要条件，来扩张甚至是大幅度扩张自身的利益。反映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便是贫富差距容易迅速扩大。这就必然会造成利益受损一方的不满和反抗，其不满和反抗的程度视其自身利益受损的程度而定。如果受损方的利益受损达到影响其基本生存底线的程度，而且利益受损方涉及大比例的社会成员，那么，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的加剧升级就不可避免，由此甚至会由于某个导火索的出现而演化成某种社会动荡的局面。其三，公共权力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对于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公共权力本应担负着确保经济得以稳步发展、社会各个群体利益关系得以有效协调以及社会安全运行得以保证的职责。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那里，国家的公共权力由于缺少公正性，而逐渐步入“塔西佗陷阱”，其公信力由此逐渐丧失，腐败现象由此日益严重，于是公共权力便丧失了其应有的职能。长远看，这不但会阻碍该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而且还会诱发社会动荡现象的出现。在这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经济实现了良好的发展，其平均年增长速度为6.4%，到20世纪80年代初，菲律宾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菲律宾的公共权力却随之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与之相伴的是，马科斯家族的贪污现象十分严重。这逐渐引发菲律宾民众日益增长、蔓延的不满和抗争，也成为日后菲律宾陷入社会动荡陷阱的一个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极为重视社会安全这一必要条件的保障。其一，始终将社会安全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当下，习近平仍然极为重视社会安全问题。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为此，习近平认为必须系统地应对各种可能的有害于社会安全的因素。“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其二，稳住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经济发展既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民众希望之所在。邓小平明确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习近平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其三，注重民生的改善。比之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生成根源是民生方面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民主化”方面的利益诉求。所以，只要将民生问题解决好，中国就能够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当中，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从现实层面上看，中国近年来对于民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这就从一个重要的源头上使社会安全运行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其四，注重公共权力的规范性建设。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能否正常地履行自身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权力能否在法律而且是“良法”的框架当中运行。习近平指出：“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为此，一方面，中国极为重视反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可以说，这样一种依法反腐的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另一方面，中国积极进行有关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建设，用以减少腐败现象的增量。中国在不断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同时，陆续出台或修订了体系化的重要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信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这些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依据。
正是由于中国在上述几个方面积极且行之有效的努力，比之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在规避社会动荡陷阱方面做得十分成功。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推进经济长时期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国在社会安全运行上也同样保持了长时期的稳定与和谐。
六、余 论
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会面临着大量“现代化陷阱”的威胁和危害。而在这众多的现代化陷阱当中，从影响面和影响程度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当属依附性陷阱、去工业化陷阱、资本至上陷阱、福利过度陷阱以及社会动荡陷阱。其中的每一个重要的现代化陷阱，实际上都是从一个特定的重要维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可持续推进构成阻力。依附性陷阱主要是从国家自主性发展的维度妨碍着现代化建设；去工业化陷阱主要是从物质经济基础的维度妨碍着现代化建设；资本至上陷阱主要是从经济制度安排的维度妨碍着现代化建设；福利过度陷阱主要是从社会保护的维度妨碍着现代化建设；社会动荡陷阱主要是从社会安全运行的维度妨碍着现代化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解决不好，任由这些重要的现代化陷阱自然扩张蔓延的话，那么这些现代化陷阱便有可能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巨大的叠加效应，就会对现代化建设形成全方位的、严重的负面效应。若此，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定会陷入停顿甚至是倒退的情状当中。
客观上看，这些重要的现代化陷阱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构成威胁，形成危害。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只是危害的程度以及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就在于该国对于这些现代化陷阱特别是重要的现代化陷阱的成功规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就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功地规避了重要的现代化陷阱，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并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可持续的推进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迄今为止，中国式现代化对于现代化陷阱只是阶段性的成功规避，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规避。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中国已经完成了初级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正在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无疑，中国式现代化还会面临着进一步规避大量现代化陷阱的任务。这些现代化陷阱既包括已被成功规避、但却有可能重新再现的现代化陷阱，也包括以往未曾遇到过的、新样式的现代化陷阱。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能否保持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不断地规避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陷阱。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