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新征程，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在总体规划中强化关键环节以夯实基础、补齐薄弱领域短板、深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蕴价值，从而解答好国内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应对好国际上民粹主义泛滥和大国对抗意识形态攻击显性化的潜在风险。战略部署有没有效果，关键看落实，要强化战略上的定力、战术上的能力以及创新发展的活力，通过党的能力建设保障战略部署的贯彻执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工作 战略部署 顶层设计
作者简介：洪向华（197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91）。
文件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科学的战略部署具有前瞻性，能够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预见未来、引领未来。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具有可预见性，科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能够防患于未然。前瞻性地作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既是我们党长期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的关键一招。“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总结成功经验、准确预判未来形势，作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逻辑理路
战略部署原本是战争时期根据我方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方向、战略企图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态势，作出的力量分配和重心调整，是具有前瞻性、谋划性、总体性的准备工作。进入国家建设时期后，我们党继续发扬这一革命传统，把科学作出战略部署运用到国家建设中，如“五年规划”的制定、“大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部署，对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防安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战略部署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必然会涉及战略上的抉择与部署。虽然在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较少提及战略部署，但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战略部署却是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
1.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理论逻辑
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即作为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之一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二是“意识形态工作-社会意识”，即由专门的“意识形态家”或“意识形态阶层”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是好的”。前者是由事物内部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内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变化缓慢，可操作性较弱；后者则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加诸于被统治对象的外因，可操作性较强，但其效果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化解内部矛盾、对抗外部矛盾。内部矛盾是影响意识形态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外部矛盾往往以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或薄弱方面作为切入点。虽然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不易根治的特点，但其总体方向和斗争焦点大多是有迹可循、可预判的，因此，把握意识形态的矛盾运动规律，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前瞻性战略部署，对我们巩固意识形态防线、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具有重要意义。
2.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
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是对当下以及未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规划，以求应对意识形态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贯穿于党和国家事业的诸多关键历史节点和与重大事项相配套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之中。例如，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作了准备，平稳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将“三个有利于”作为政策科学与否的衡量标准，从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代化发展的要求和原则，有效应对了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潜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有效化解了意识形态领域积聚的风险，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可以说，前瞻性地作出战略部署，是党能够不断克服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不断团结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丰功伟绩的宝贵经验。
3.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有能力作出并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总体定位，点明“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任务，提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的目标，强调必须占领意识形态红色阵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工作重大战略举措，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歪风邪气，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向心力大大增强，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另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足发展以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党锻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如各级党委的宣传部、政工部，各地的出版社、通讯社、党校、高校等，以及富有正义感、使命感自发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党员群众；掌握了一些与意识形态传播相关的关键技术，如传媒技术、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占领了一些重要阵地，尤其是由于长期坚持自主可控的网信事业和对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监管，建立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性屏障。这些成就使我们有能力、有底气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出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现实境遇
*****记在****大报告中指出，“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回顾以往，谋划未来，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厘清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境遇，是准确作出意识形态战略部署的基线。
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科学的战略部署可以更好地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时代化发展的需要。*****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国式现代化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框定了时空坐标与历史方位，是习近平意识形态战略思维所照应的客观现实与实践指向。如何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握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守好其本和源、根和魂，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是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时代化发展的应然之义，同时也是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力量的必然之径。因此，要做到在“战略机遇期”善于转“危”为“机”，就需要辩证地看清国际国内意识形态的形成机理与发展趋势，科学谋划意识形态战略方案，并不断调适与优化，使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知行相济中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共同发展的价值引导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变局”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资本逐利的贪婪本质在世纪疫情之下暴露无遗，西方世界长期积聚并掩盖的社会问题呈现爆发之势，使得意识形态形势瞬息万变。前瞻性地作出战略部署，就可以快速精准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如美国过于依赖金融霸权而造成“产业空心化”，无视工人阶级利益，造成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大量失业和破产；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长期的经济滞胀、福利危机以及移民问题，使得民众就业率、社会福利水平、社会保障率不断走低，加之俄乌冲突影响，欧洲各国不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且社会不安定因素进一步增加。上述因素导致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流行，其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合流，通过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治制度裹挟政党。西方政党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大多为拉拢选票而刻意迎合民粹主义，造成严重的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极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等民粹主义的主要政治表现被推向极致。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成就在这些西方政党眼中就成为一种“原罪”，它们极力掩盖和肆意污蔑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真相，致使妖魔化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夸大意识形态间差异并将矛盾引导至经济政治领域。不难预见，随着“东升西降”态势发展，西方市民社会的民粹主义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极化态势会愈演愈烈，而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的现状又使西方势力加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
综上所述，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既面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未知问题，又面临国际上民粹主义泛滥和大国对抗意识形态攻击显性化的潜在风险。因此，面对上述国内外不容小觑的发展形势，必须提高警惕，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不易根治的问题，同时更要作好战略部署，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全局性与稳定性，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总体规划
“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具体到意识形态工作，要强化对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最大的关键环节以夯实基础，要补齐薄弱领域的短板，并根据国内国际发展态势谋求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突破。
1.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且复杂的工作，但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我们可以将其工作流程概括为“主体-介体-客体”，进而划分为组织领导层、传导层和受众层三个关键环节。掌握了这三个关键环节，就夯实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第一，基于党的组织架构完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使意识形态工作没有遗漏和死角，就要依托“中央-地方-基层”的党的组织架构，不断完善“顶层-中层-基层”的意识形态工作组织领导体系。顶层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对意识形态形势作出总体判断，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总体规划，并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代化发展；中层由各地、各级、各类党政机关等具体执行机构组成，依据自身职能和各地现实情况，因地制宜落实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基层由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以及党员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组成，执行党的决议，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推进至最后一公里。在面向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组织体系的完善方面，要注意将新行业、新机构、新组织纳入其中，尤其要注重新兴互联网公司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将其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体系。
第二，基于新时代新特征新任务构建意识形态工作宣传体系。意识形态工作以宣传工作为核心，是包括组织、理论、资源、人员、渠道、技术等要素的系统性工程。*****记强调：“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我们党已经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打胜仗的人才队伍，建设了一批高水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资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适合国情的意识形态工作模式，具备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高水平宣传条件。面对新时代新任务，一是要提高理论宣传的实用性，用“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问题，让人民群众听得懂、认得清，能够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二是要提高处理问题的速度，及时答疑解惑，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三是要占领技术高地，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宣传模式，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安全直接挂钩，所以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中，避免出现因“技不如人”引发“有理难辩”的现象。
第三，基于我国群众力量优势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建设和管理。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守住、守好、管住、管好阵地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看，意识形态阵地之争就是群众之争、民心之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立足当前形势，进一步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阵地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目标。首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各类新闻媒体和有关网络传播平台，坚持正能量的总要求，打造风清气正的宣传环境；其次，加强研究阐释宣传党的创新理论重要阵地建设和管理，统一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打造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阵地；最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各类出版物、文艺作品的管理，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断丰富和完善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2.补齐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短板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受“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短板通常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国家在发展与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映射。这些问题既容易引发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也容易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的薄弱环节。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高维度深层次问题，应该聚焦于解释问题、化解矛盾、还原真相。
第一，基于问题导向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同样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差异，差异有可能引发仇富心理、犬儒主义等极端思想。因此，加大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当下困境和美好前景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重要。为此，首先，要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时代化，加强对创新理论的阐释，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站得稳；其次，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话语阐释的针对性，以现实说服力助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得清；最后，要坚持问题解释的持续性，以宣传持久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听得见。
第二，基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立体化的监管体系。进入新时代，我们“打响改革攻坚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但是，“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而啃这些硬骨头，必然会触动一些地区、行业的固有利益格局。改革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往往成为意识形态问题滋生的关键点。对此，要加强监管，构建防范利益受损者暗中破坏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强化党员干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意识，不能对错误言论听之任之；另一方面，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现行规章制度，依法监管、依规监管，尤其是继续深化互联网参与方式的改革，如实行实名制、显示IP地址等，不让网络成为违法者的藏身处。
第三，构建回击外来冲击的全方位安全体系。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使政治叙事极化愈发显著，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入侵也由潜在渗透转向正面攻击。不难预见，在国家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大势之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交锋”将愈发尖锐。对此，首先，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怕事、不信邪，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应战一切歪风邪气；其次，要坚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回击谎言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事实，提升中国成就宣传力度，特别是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等具有国际共识的成就，同时揭露西方社会种种乱象的根源；最后，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3.深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蕴价值
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决定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与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中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要深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蕴价值，对内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挖掘实践价值，对外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挖掘世界价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境界。
第一，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教育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实现，归根结底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佳方式。意识形态工作是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社会型教育，一个人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就会不自觉地成为该意识形态的践行者和教育者。因此，发挥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教育功能，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根基；其次，要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工作基层化、意识形态教育普及化相结合，要从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汲取养分；最后，要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并能够在具体实际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二，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共识。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安全、发展、逆全球化等不确定性问题，人类的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大地的不断实现，为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也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抓住历史机遇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要加强话语资源建设，不仅要提升官方话语传播能力，还要借助民间资源，尤其是用好互联网出海的契机，借助多种渠道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其次，要强化话语转化能力，讲好中国故事要尊重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从话语受众视角实现话语转化，让世界人民听得懂、听得进、听得好中国声音；最后，还要强化与西方话语的斗争意识，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赢得斗争，用中国成就的事实戳破西方话语的虚假本质，维护中国形象，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之理论本真。
第三，开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境界。自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横行，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世界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态势正在逐步改变。“两个大局”交织之下，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开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发展新境界。首先，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不断跟踪世界意识形态前沿动态，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指导理论创新发展，为各条战线上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支撑；其次，系统全面总结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坚决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编造谎言、攻击谩骂、威逼利诱等惯用伎俩划清界限，形成科学、正义、成熟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最后，制定“以我为本，面向世界”的意识形态发展规划，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扬帆远航。
4.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的落实能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记强调，“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意识形态工作战略部署能不能执行、有没有效果，关键要看落实，而能否落实的核心是落实能力的提升。
第一，落实战略部署要有持之以恒的定力。*****记指出：“要增强战略的稳定性，战略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随意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晰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整体规划、长远规划、战略规划，逐步推进、分层落实，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踏上新征程，要持续深化并完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系统性、整体性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完善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制度的强制力可以为战略定力提供保障。要坚持制度建设，宏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微观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主体责任，健全管理体系，权责明确、赏罚分明，理顺从顶层到基层的工作脉络，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体系。
第二，落实战略部署要有攻坚克难的能力。在硬实力方面，要加大对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硬件资源的建设力度，这不仅包括与意识形态工作直接相关的出版、宣传、教育等资源，还应该包括广义上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资源，如各行各业的先进企业、杰出人才，支持他们作为、鼓励他们发声，以建设之成就驳斥敌人之污蔑，以问题之真相还原事实之本真。同时，提升能力还要讲究策略。无论是我国改革发展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还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击，归根结底都是企图将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将其引导至政治经济领域，以实现阻碍中国发展进而从中牟利的险恶用心。所以，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抓矛盾，以解决主要矛盾为遵循，防止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抓变化，找到新旧问题之间的联系，心中有数，脚下有路；抓联系，用联系的方法辩证看待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问题，抓住关键，直击要害；抓区别，在实践中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面对群众时要采取说理解释、批评教育的方式，帮助群众认识问题、改正问题，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践行者。
第三，落实战略部署要有创新发展的活力。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具创新活力的要素。从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一路发展至互联网，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话语的创新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种形势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随之发展，不断创新话语内容、掌握话语渠道、研究传播机理，并要推动国际话语传播创新发展，遵循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抓住西方话语的痛点，用“非对称”的方式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实现话语突围，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所谓“非对称”，就是要区别于西方话语的传播模式，采取多主体、多向度、多维度的模式：既要有官方话语，也要有民间话语；既要中国人民说，也要外国人民说；以共同的话语凝聚共识，用中国话语阐释、解决思想领域面临的困惑问题，以系统性的中国方案打破西方话语体系霸权模式。此外，还需要在技术上进行创新。话语的传播直接受技术条件制约，技术优势直接影响话语优势，尤其是大数据、智能推送等技术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意识形态工作模式。因此，必须加大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投入力度，以技术优势创造意识形态工作优势。另外，还要推动文化产业创新。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去，有助于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渠道。我们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核，打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强大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
［2］《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3］侯惠勤：《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4］李崇富、辛向阳：《拨开笼罩在“意识形态”上的层层迷雾——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5］魏志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