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集合，是人们集体意识的抽象理论体现。作为抽象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通过渗透、同化个人的个体意识，实现意识形态对个体的统摄。在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同化过程中，为了增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力和亲和度，往往需要将意识形态从抽象的存在转化成可感知、易认识乃至能观看的具象。在此意识形态具象化的过程中，隐喻成了其中的重要路径。“隐喻是用一个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概念本身以及概念间的互动都基于人的经验。”[1] 也就是说，通过可感知的、感性的经验世界来认知抽象的观念世界，将抽象的意识形态本体通过隐喻的路径具象化为感性的喻体。
一、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隐喻类型
（一）意识形态的时间隐喻。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一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尤其强调：“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2] 这种语境下的历史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在马克思特殊语境下具有特殊意义。“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3] 历史从意识形态自身的语境转换成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实质性的联系只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之间。”[4] 因此，意识形态的时间体现为决定意识形态的现实生活的物理时间。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呈现也是不同的，这是由不同时代的物质实践活动决定的。因此，意识形态作为现实实践活动的派生物，其时间就呈现为受现实生活决定的思想史。抽象的意识形态时间通过隐喻路径的具象化，便转化成为物质实践活动的物理时间和体现意识形态的思想史。这一隐喻路径就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空间化。“时间概念是在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空间是时间的表征模式，时间的表示主要是通过空间的隐喻来实现的。”[5] 抽象的意识形态时间借助空间的概念结构实现了具象化。一种是静态的隐喻系统，即方位隐喻。通过空间的方位指向实现了时间的方位确定，通过前后图式确定时间相对于个体的空间方位。例如，前天与后天，前年与后年，前人与后人。前后图式中，预设了个体所在的时间是当下，是相对静止的。因此，个体所在的就是今天、今年、今人。通过空间方位的指向静态地划分了时间。此外，通过上下图式也能够理解时间的先后。上代表过去或者之前，下代表未来或者之后。例如，上个月和下个月，上一年和下一年，上一代和下一代等。在上下图式中，预设了个体的位置是中间，即这个月、今年、这一代等。无论是前后图式还是上下图式，都是通过静态位置的确定来确证时间相对于个体的位置。“除了静态的位置关系，时间还可以相对于观测者做相向运动，即可能是时间在动、人不动，也可能是人在动、时间不动，这样的隐喻可以称作‘运动隐喻’”[6] 运动隐喻包括两个隐喻系统，一个是“时间在动隐喻系统”，另一个是“自我在动隐喻系统”。时间在动隐喻系统就是时间在动，但是人不动。例如，时光飞逝，时间一去不复返等。自我在动隐喻系统就是人在动，时间不动。例如，面试就在眼前，人到老年等。通过对时间的空间化实现了对抽象时间的具象化。意识形态时间即意识形态思想史和物质实践的物理时间，都通过空间化的形式确定了具象的时间方位。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空间化的具象。例如，红色革命的意识形态被具象化为共产党成立以后，抗日救亡的意识形态被确定为抗日战争期间，通过“以后”“期间”的措辞实现了意识形态时间的空间化。
（二）意识形态的空间隐喻。“人类认识世界总是遵循着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普遍，由此及彼的认知原则……这时，具体事物的某些意义往往转移到抽象的概念上，也就是从一个始发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过程。”[7] 这样，意识形态的空间隐喻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具有外在性的空间观念对意识形态进行空间化的方位指明。“人类在多维空间的躯体体验是最直接的经验，是最容易深切理解和体会到的。因而，以空间概念意义为始发域，向其他认知域映射而获得抽象意义的认知方式，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认知方式。”[8] 例如，人们用“意识形态阵地”“生命线”等词语来确证抽象的意识形态外延。这一方式就是典型的通过话语的空间隐喻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空间观念具象化。另一方面是通过符号图像来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空间隐喻。在这里，空间隐喻不再仅是话语上的隐喻，而是符号隐喻和图像隐喻，是物质存在的隐喻。抽象的意识形态由具体的物质实践活动产生，而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把握也需要通过具体的物质存在。这种物质存在体现为对意识形态的轮廓、特征与形式的观念符号和具体符号。例如，中华民族意识形态是通过龙的形象进行符号隐喻的。龙是观念性的存在，但是却是意识形态具体空间化的表现，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勇敢奋斗的意识形态通过龙这一观念性符号隐喻出来。此外，具体的符号存在也能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空间隐喻。例如，长城、天安门、故宫、天坛等名胜古迹成为整个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象征。杭州西湖、西安大雁塔、上海东方明珠、广州塔则成为地方城市记忆与文化的重要象征。
（三）意识形态的本体隐喻。“我们对自然物体（特别是我们的身体）的经验为非常多样的本体隐喻提供了基础。”[9] 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具象化为物质实体，从而更好地对抽象的意识形态进行把握。“本体隐喻主要指实体和物质隐喻，它指的是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作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10] 意识形态是由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决定的、所派生出来的观念集合。“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 同样，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把握也是通过现实的物质存在来进行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2] 用客观的物质实体来指代抽象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意味着用物质实体替代抽象的意识形态。胡壮麟教授曾在《认知隐喻学》中探讨隐喻实质是一种替代关系。这种说法将隐喻看作异质的同一。但是相反的是，本体隐喻是异质的统一。它并不是一种概念同化另一种概念，而是“一种通过某一种类的事物看待另一种类事物的认知现象”[13]。例如，A是抽象的意识形态，B是具体的物质实体。B→A是用物质实体的B来隐喻抽象的A，从而实现对A的理解。这一过程，B和A是异质型的存在，但是他们都有着相似性，有一个连贯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使得B和A实现了隐喻的统一。人们通过对B的感性经验认知和理解实现了对抽象的A的理解和认知。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使得B替代了A。B与A自身的特殊矛盾存在，是A与B异质的本体存在依据。因此，如果将B→A看作B替代A，则错误理解了隐喻的运行机制。例如，意识形态是盐。其中，盐就是B，意识形态就是A。通过对具体的盐的把握，我们就容易了解意识形态工作如何渗透在具体工作中的科学性。
总之，意识形态的时间空间化、空间符号化，体现了隐喻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形式具象化。而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物质实体化，则体现了隐喻对意识形态内容的具象化。这三种路径体现了隐喻对意识形态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具象，因而是意识形态隐喻路径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意识形态具象化隐喻路径的运行机制
（一）相似性机制为隐喻提供了经验基础。相比较于替代，相似性才是隐喻自身的运行机制。“相似性是一种在张力理论中比在替代理论中更为必要的因素。”[14] 相似性是指源域和标域之间具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这两个事物依旧是异质性存在而不是同质存在。“源域与标域间的关系是‘差异中的相似’，在多半情况下，彼此间的相似性往往仅昭示于某一面或某一点。”[15] 通过确证和创造源域和标域之间的相似性，两域能够被联系在一起。两域之间的相似性通过认知凸显的手段将之扩大化、聚焦化。两域之间的相似性表现为客观存在和主观联系两个方面。一是两域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客观存在的相似性表现为源域和标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真实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通过物理上、情感上和心理的相似性呈现出来。例如，两个事物分属于不同的种类，但是在本质上都存在一点相似，那么这两个事物的相似性就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相似性并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是真实的、必然的。例如，意识形态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斗争是人民思想层面的斗争，并不存在着热兵器的对战，是没有硝烟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相似性。二是两域之间的主观联系的相似性。主观联系的相似性表现为源域和标域的偶然性和主观强加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通过人们的思维加工，主观改造呈现出来。例如，两个事物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相似性，但是他们自身的特点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相似性。那么这种特定的条件就是人的主观选择的结果。这种有条件的相似性就呈现为偶然性和主观强加的特点。例如，将发展的困难比作坡和坎。两个域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相似性。但是，困难是要渡过的，渡过困难是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付出努力的。爬坡和迈过坎也需要主体付出努力，也是客体环境不好的特点。在这个相似性过程中，人们的主观联系就将在平坦的大路上走比作顺畅的发展视作特定的条件；那么不平坦需要付出气力的坡和坎就具有了与发展的困难和困境的相似性。因此，通过相似性的机制，实现了对两域自身特点的相似确证，通过认知凸显的方式，将相似特点放大，使其成为隐喻的经验基础。
（二）映射机制为隐喻的两大领域实现链接。“隐喻意义是源域事物的部分特征向目的域映射的结果。”[16] 相似性机制确定了两个域的联系，为隐喻提供了经验基础。映射机制则实现了源域向目标域链接，即B→A。映射机制表现为三个特征，即选择性、一致性和依赖性。第一，选择性特征。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并不是全部、整体的映射，而是部分的、有选择的映射。“隐喻映射的选择性由源域运用和靶域聚焦两个认知过程决定。”[17] 既包括在源域的认知过程中寻找相似性，即对源域特征的筛选；也包括将选择的相似性特征映射在目标域上，进行对目标域的认知凸显，即目标域的聚焦。例如，友善价值观需要培养、呵护，也需要经历风雨等。这些隐喻的源域都聚焦友善在社会出现冷漠现象过程中的脆弱特征，通过对脆弱特征的聚焦，抑制了友善的其他特征的存在，从而实现了源域的脆弱特征对目标域的映射。第二，一致性特征。一致性特征是指当源域的意象图示结构与目标域的意象图示结构矛盾时，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必须与目标域的意象图示结构一致。“隐喻映射以一种与目标域的结构相吻合的方式保留了始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18] 当目标域和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产生冲突矛盾时，目标域的意象图示结构内容同化和选择性接受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内容。例如，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就比喻成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但不能说缺锌会得软骨病，因为缺锌与软骨病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与目标域的意象图式结构就产生了矛盾，就要以目标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为准。第三，依赖性特征。依赖性特征是指目标域的内容和映射的方向受源域决定。源域作为隐喻的出发点，其与目标域的相似性选择和映射方向都是隐喻映射机制的决定基础。例如，可以说A的报告像催眠曲，但是不能说催眠曲像A的报告。这种相似性的选择和映射的方向受最初的源域的决定。总之，映射机制在选择性、一致性和依赖性的特征下，实现了源域和目标域的链接。
总之，意识形态通过隐喻路径的相似机制实现了与具象存在的相似确认，通过映射机制链接了两者存在，将抽象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具象存在的特征链接起来。从而，人们可以通过把握被具象化的特征来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的某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的某个特征通过隐喻路径获得了聚焦和呈现。
三、意识形态具象化隐喻路径的本质
隐喻不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因为不仅有语言上的隐喻还有图像隐喻、符号隐喻等的存在。因此隐喻实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这种认知现象体现为三个方面：经验性认知、连贯性文化和意识形态性。
（一）隐喻的认知实质是经验性认知。“实际上，我们觉得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在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19] 源域的选择上就是依据经验进行选择。因此，经验是隐喻的认知基础，隐喻就是通过经验来认知他者。“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认知另一领域的经验。”[20] 意识形态作为目标域，是一个抽象的、陌生的世界。因此，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隐喻路径，就是先从身边的具体的、熟悉的世界入手，用人们所熟知的经验存在，将其与抽象的意识形态相似特征链接，从而实现对意识形态某一特征的具象化。因此，人们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不能仅是抽象地、思辨地去进行逻辑推演和思维把握，而是可以从身边的经验存在出发去感受意识形态、认识和认同意识形态。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意识形态空转”与“概念漂浮”的现象，提升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有效性。例如，中国封建意识形态通过建构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乐制度，将意识形态制度化、具象化，使得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实现与经验的意识形态接触，从而人们被意识形态所包围，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生活化，使意识形态走进大众的生活。通过选择经验性的符号、话语作为源域，实现与作为标域的意识形态的链接，从而意识形态可以被人们以感性实践的方式认知到，达到意识形态感性化、生活化、经验化。正是隐喻的经验性本质，使得隐喻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使意识形态具象化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
（二）隐喻的认知实质是连贯性文化。“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和文化二位一体的现象，特定的社会文化具有特定的隐喻认知结构。”[21] 隐喻的产生由文化决定，其自身也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同时担负着传承发展文化的功能。正是因为文化的存在，隐喻中的源域和标域就具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体系，从而在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实现了连贯性。因此，隐喻的文化认知表现为经验的文化规定性，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对文化的传承和丰富。在经验的文化规定性方面，“每一种经验都是在一个大的文化预设背景下发生的，更确切地说，所有的经验都完全是文化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体验世界，以至于我们的文化已经在体验本身中得以体现。”[22] 经验性的存在都是人们感性认知的存在。理性的文化体系由感性实践构成，但是同时由感性经验存在表现出来。人们利用经验的源域实现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标域的具象化，其实质就是感性的文化素材以经验的形式呈现意识形态。例如，对查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人们身边的老虎、苍蝇来做经验的具象化。老虎是会吃人，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凶猛野兽，将其隐喻成身居高位的大贪官。苍蝇是围绕人们身边烦人的害虫，就像人们身边的贪官污吏。因此，抽象的意识形态通过感性的文化经验素材实现具象化，就是人们通过对身边文化的经验存在进行感性认知，将经验存在于意识形态相似的特征聚焦化，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部分认知。在共同的文化认知方面，“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该文化中最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是一致的。”[23] 隐喻的相似机制和映射机制的前提是要对源域的特征进行筛选，对两域的相似性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就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会作出符合这个文化体系的文化抉择。那么，源域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就是基于共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外显。因此，隐喻的使用者和接受者之所以能够迅速进行隐喻的认同，其实质就是文化体系下的符码的对接，实现了话语的所指与能指的缝合。例如，中国的许多成语、歇后语具有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甚至许多是中国历史人物发生的故事。这些经验的存在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因此，基于这些文化背景所创造的隐喻，在国外就难以获得隐喻接受者的认同。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隐喻受文化决定，但又作为文化自身的一部分，能通过隐喻认知的方式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隐喻以经验的方式，能够使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语故事、历史故事和歇后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人们所熟悉和传承。同时，隐喻也能将人们身边的经验性事物以文化认知的方式不断创新文化。例如，网络的出现使得“萌”“囧”“给力”等网络词汇成为许多现象的指代，发挥着意识形态隐喻的作用，也丰富和发展着民族文化的词汇库。
（三）隐喻认知实质的意识形态性。隐喻认知的意识形态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隐喻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在一定意义上，隐喻就是意识形态。“隐喻能反映意识形态，或简单地说，隐喻即为意识形态。一种概念隐喻的形成实质上就是思想意识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24] 隐喻作为对目标域的源域认知，其本身就是对目标域的变形化解读，是一种选择性的“偏见”。通过聚焦部分特征，抑制其他特征实现了抽象陌生的源域的具象化。这与对现实世界虚幻反映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25] 因此，只要社会阶级依旧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尚未实现，那么作为人们认知他者的遮蔽性的隐喻就与意识形态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隐喻认知具有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Ungerer和Schmid指出隐喻具有三大功能：修辞功能、解释功能和意识形态构建功能。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是通过‘框架’的‘框定’（raming）功能得以实现的。”[26] 人们在以往的经验中选择“框架”，再通过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实现“框架”内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框定”。通过这一形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他者赋予，即从过往的历史、权威的经验、脑海中的记忆等为当下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赋予。因此，意识形态通过隐喻路径，实现了自身的合法性来源，并以经验的方式呈现出来。
总之，意识形态具象化隐喻路径自身的经验性、文化性和意识形态的本质，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重要路径。通过经验性的呈现，文化的认知和意识形态构建的本质要求，使得意识形态实现了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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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1期，作者龙柏林系中山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