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很大，其中的代表人物阿格里塔和鲍德里亚分别采用了经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路径，虽然他们的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有一定启示，但却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地审视消费社会，坚持经济批判和文化批判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加深入地透视消费社会及其诸种现象，并为超越消费社会指明方向。
20世纪50 年代西方国家步入消费社会阶段之后，总体呈现出一片稳定发展的态势。这样，消费社会问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西方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究竟如何认识消费社会及其带来的问题?消费社会是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决定生产?是“生产”社会还是“消费”社会抑或“符号”社会?等等。这些问题直接拷问着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构成对唯物史观的一大现实挑战。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消费社会中某些方面的问题也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显露出来。因此，批判与借鉴西方理论家关于消费社会的某些思想资源，研究消费社会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面对消费社会，许多西方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大派别”、“两位代表”：以法国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为代表，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批判路径，影响很大;而以法国调节学派理论家阿格里塔为代表，独树一帜地采取经济批判路径，渐为学界所关注。下面对此加以简要的比较与评析。
一、消费社会批判的方法论分野
在国外，关于消费社会的讨论不仅波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波及普通大众。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思想家阿格里塔另辟蹊径，视角独特,展示了不同流俗的学术视野。
阿氏对消费社会的精彩分析集中于《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一书中，他历史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模式演化以及消费社会最终形成的历史过程。他坚持生产决定消费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展开理论逻辑的运演。他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生产，以及消费社会化对工资形式改变的影响、对长期工资运动的影响等问题。阿氏坚持了马克思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思想，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阿氏还具体分析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导致工人的观念拜物教产生，进而强化了资本关系统治。
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路径与阿格里塔大相径庭。鲍氏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消费社会》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影响很大，被赞誉为“是对当代社会学的一大贡献”。鲍氏在该书中认为，当下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时代走向了消费时代，走向了符号再生产时代，这也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终结的时代。鲍德里亚先以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思路和符号学分析对消费社会进行双重逻辑分析，后来他就一股脑地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而倒向了符号分析。在他看来，消费社会是一个符号操控的社会，本质是“符号”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真实地呈现出来，消费本身成为一个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鲍氏认为，走出消费社会的唯一出路只能是，砸烂这个“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整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
阿格里塔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异质性。概括起来，主要差异有以下四点。
其一，是历史辩证法与经验方法之差异。阿格里塔采用历史辩证法法来分析消费社会，聚焦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说：“我们的研究思路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能找到其逻辑基础。这种由马克思所阐述的方法不仅对于我们找到正确的研究和阐述次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能使我们确定那些基础性的概念，正是从这些概念出发，我们才可能发展出一种资本主义的调节理论。”在阿氏看来，消费社会的根源是机械化劳动过程的普遍化导致消费社会化，消费社会是生产方式变化的最终结果。与此不同，社会学家鲍德利亚则采用经验的方法，仅仅关注消费社会的诸种现象，把消费社会当成既定的事实来对待，他说：“这个社会把自己当成了消费社会，这一点应该成为客观分析的出发点。”总体上，他没有意识到消费社会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诞生的。照此逻辑，就正如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所批判的蒲鲁东一样，“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样，尽管鲍氏倾力地揭示消费社会的神秘性，实际上他难以弄清其真正根源，很容易在揭露“神秘化”的同时造成新的“神秘化”。
其二，是本质透析与现象描述之差异。阿格里塔的思路是具体分析客观经济过程的内在矛盾性，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他认为是消费的“社会化”，把消费看做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消费社会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结果。而鲍德里亚(包括列菲弗尔和德波) 对消费社会的分析虽不乏精彩之处，但主要是采取社会学的经验描述的方法来研究，描述了消费社会中消费的平面布展，把消费社会仅当做既定事实来对待，认为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静态的、固定的社会现象，因此，他“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
其三，是矛盾分析法与否之差异。与上面两个方面紧密相连的是能否把握消费社会的深层矛盾问题。阿格里塔坚持资本主义存在矛盾并且会产生新矛盾的思路，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经济危机，危机会促使资本关系发生嬗变和推进。从马克思的资本关系内在矛盾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阿氏认为，消费社会的矛盾不仅表现在生产中，而且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地扩展到消费和金融领域中，促使消费者认清问题的真相，从而推动资本关系的改变。而鲍德里亚由于没有坚持历史的矛盾分析法，把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理解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即因为要消费所以要生产)，这样，事实上把消费社会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需要指出，如果我们从消费出发，必然假定个人是一个“消费主体”，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的建构。这种是一种社会学的非历史的、思辨式思路，它必然坚持多元决定论;相反，历史的思路则坚持一元决定论。在前一思路中看不出消费社会的深层的、本质的、内在的矛盾性。即使看到了矛盾也只是消费与消费之间的“虚假的”矛盾。因为这种思路认为，既然消费社会出现的问题是由消费或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那么，解决的出路只能靠消费，靠刺激消费，这样就必然使问题陷入僵局。总之，鲍氏的符号拜物教理论、列费弗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三者共同的理论弱点是都看不到资本关系的深层矛盾。
其四，是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之差异。阿格里塔批判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着眼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化过程来进行。他认为，由于泰勒制演化成为福特制，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工人很难认为劳动产品是自己劳动的对象化，无意识地接纳了资本关系。这点在后福特制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说，阿氏遵循了马克思的思路，解释了“尘世中的人们正头也不回地扑向束缚他们的锁链”的原因。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阿氏和马克思的分析视点却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位置关系”，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而鲍德里亚不同意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分析，虽然他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却以符号学解码代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他没有以历史辩证法来揭示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及其演化的规律，而平面地描述、揭露消费社会诸种“神话”和骗局。他认为，意识形态在消费社会里已不像马克思时代主要限于哲学、伦理学等内容，而是弥漫于日常生活领域，“物体”、“需要”、“休闲”等已经成为操控人的意识形态。应该说，鲍氏较为准确地看到了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流动化、幽灵化和日常生活化的趋势，但是误把在“物体”、“需要”、“休闲”与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混同。最后，阿格里塔和鲍德里亚分析消费社会的主要方法也不相同。前者主要坚持了生产方式分析法，以辩证法的总体性历史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演化过程。后者分析消费社会主要采用受到巴特影响的符号学分析法，最后根本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思路。
二、文化批判和经济批判之得失
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中，阿格里塔和鲍德里亚分别采用了经济批判和文化批判两种不同的路径。虽然两种路径各有所长，两者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尽管以阿格里塔为代表的调节学派已经广受学界关注，其实践操作层面的影响波及日本、南美，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批判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及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主流是文化批判。
客观地讲，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资本之社会建构性的分析，我们不可否认其深刻性。鲍氏的深刻在于他精彩地揭示资本的吊诡与“狡计”的表现：一是主体自以为是主体与事实上资本将其建构为客体是同一过程;二是个体自身参与了资本对自己的奴役，即以自身被奴役为代价与资本建立起了共谋关系;三是主体心甘情愿地与资本共谋对主体自身进行奴役;四是在建构消费者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区分逻辑”的幽灵。
但是，如前所述，鲍氏对消费社会的认识仍然没有达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因为他从经验社会学的视阈出发，他把消费社会这个本来应该阐明的对象当作当然的前提，没有分析消费社会化的历史过程，没有把消费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的结果，这种“批判与其说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不如说是针对有害的后果”。他认为，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构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因而他最终放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而以消费支配社会展开理论分析，甚至完全以符号分析取代经济分析。他以符号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没有分析符号化价值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完全不顾及我们现实的社会还是一个资本和生产支配的社会。在此情况下，尽管鲍氏认为消费社会存在矛盾，由于放弃了资本逻辑，无法真正抓住劳动和资本的深层对抗性矛盾。
正是由于放弃了把生产作为对抗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力量，尽管鲍氏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揭秘有其深刻性，但使其无法找到一条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正确路径，而仅仅停留于“词句批判”的层面上。其必然的逻辑是：只能沉溺于文化乌托邦批判或美学救赎主义，最终走向“大拒绝”(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具有反讽性地重新落入资本同一性建构的网络之中。万般无奈之下，他在《消费社会》 一书最后近乎绝望地说道：“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 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其实，试图通过“象征交换”和无政府主义“暴死”的方式来摧毁资本主义消费体系，不可能为替代资本主义找到现实出路，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设计。同样道理，女权主义如果脱离了对资本关系的压力，其力量必然是轻飘飘的、纤弱无力的。从根本上讲，女权问题绝不是纯粹的性别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建构出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女权主义只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出路。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经济批判的基始性和优先性，才可能达到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深刻而彻底的总体性批判。因此，对鲍德里亚而言，正确路径就是坚持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的基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的运行机制，揭示符号编码的过程，从而建构新的主体，为打破“符号之镜”找准方向。
如果说，鲍德里亚因完全放弃经济批判而坚持文化批判使得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的话，那么，坚持经济批判的阿格里塔是否真的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呢?阿格里塔早在 1976 年就看到了鲍德里亚的批判思路上的问题，他指出：虽然也谈到了消费社会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只是从数量关系或统计学的意义上表述了消费对资本积累的隶属关系，而没有看到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有鉴于此，阿格里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别开一种对消费社会的经济批判的新路径，这是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愿涉足或尚未涉足的领域，其思路与马克思有着“家族相似性”，令人耳目一新。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铺天盖地、影响巨大的情况下，阿格里塔为什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马克思经济批判路径来研究消费社会问题呢?回顾历史就不难回答。随着 1973 年经济危机的到来，战后西方经济所经历的“光荣的三十年”戛然而止，经济危机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完美市场观”和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被称为“阿尔都塞逆子”的法国调节学派脱胎于结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他们又谨慎地与阿尔都塞的观念保持距离。他们不满意于阿尔都塞主义描述静态现实，忽视转化和变革，遵循置换逻辑的做法。在受到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情况下，包括阿格里塔在内的调节学派就超越了阿尔都塞，把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性、制度之维和危机概念引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再则，他们也看到了同时期法国其他理论家舍弃生产过程来进行文化批判的致命“软肋”(如布尔迪厄等)。与此同时，面对消费社会的到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理性的个人(即“经济人”假设)出发把这种转型解释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全面实现，前苏联、东欧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依然忙于从物质出发去建构教科书式的体系。阿格里塔认为，很明显，两者都是首先把理论回到其自身(理性的个人或物质)，然后再去构建抽象的概念体系，它们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意义，因而至多只能提供关于上述发展模式之转型的某种幻象而已。在不满意于上述思路的情况下，阿格里塔就遵循马克思经济批判的逻辑来研究消费社会。
阿格里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变，推动了消费活动在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化，这无疑是准确的。而同为经济批判，阿格里塔与马克思最大的差别是，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路，而阿格里塔却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思路，即“使具体能够在理论中得以理解”的线索。这种思路既不同于描述历史事实的历史学思路，也不同于抽象的历史哲学的某种既定范畴的自身演绎。实际上，这体现了阿格里塔没有处理好理论层面的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二者对立起来;他在劳资关系的理解上过多地停留在交换关系层面，因而无法从所有权的角度深层解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批判的力度。因为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如价值概念)是他展开批判，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的关键性利器。
的确，阿格里塔的生产方式概念有着多种中介形式，比如积累模式、调节方式、制度形式等，这些中介使其生产方式概念不断朝着具体化的方向迈进，这是比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丰富之处。但是，他的生产方式批判并不像马克思一样预设一个最终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这样，生产方式就变为一种促进历史不断创变的力量。导致阿氏坚持这样思路的原因是，他认为工人已经成为福特制资本主义再生产同质化的一部分，正像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导言中说，“本书第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阐明当代资本主义是在哪一方面揭示资本的普遍决定性的：劳动者生产出了社会结构，但这一社会结构也把劳动者纳入到了其自身的再生产的逻辑之中。”阿格里塔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显然与他对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的结合，来消解阶级斗争并促进资本积累的事实的研究分不开的。
一方面他站在工人阶级(与鲍德里亚站在个人的视角不同) 的立场上，主张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必然灭亡，这样就是一个基本的悖论。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他就加入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线索。但阶级斗争的作用仅仅局限在促进对工资关系的调节上(而不是革命)，是促进生产方式不断创变，使得资本关系更加普遍化的力量。他说：“未来始终是开放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于生物进化，它既不是由偶然性也不是由命定论决定的。历史是创始性的。”马克思则坚定地认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觉醒和革命，炸毁资本主义“外壳”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这是马克思的批判彻底性、实践性的体现。因此，从理论逻辑上看，阿氏的批判实际上没有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其隐性逻辑是“阶级大妥协”的观点，因而失去了批判的正义之维。
此外，阿格里塔过分注重研究生产决定消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太注重分析消费社会的文化层面(虽有所涉及)。应该说，仅仅依赖生产方式来分析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而对消费社会电子网络中的符号作用的分析，的确是阿氏和马克思两人都没有涉及的。在美国学者波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始终没有达到这样的分析水平。 他忽视了交换价值已变成一种表意符号的转型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机器是以生产和劳动作为其模型的，所以它不可能使‘生产符号的社会劳动’能被理解，而这种社会劳动基于一种不同的逻辑。”如果说马克思的“忽视”尚可归咎于时代原因的话，那么，阿格里塔的疏漏恐怕就是难辞其咎的理论缺憾了。再者，阿氏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消费领域的危机并不会必然地转移到金融领域，它也可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使危机得以缓解或暂时解决。同为左派思想家的阿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调节理论的贡献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为这个理论像是在用放大镜来仔细研究‘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却没有看到落在放大镜之外的区域和问题。换言之，这些理论只是聚焦于资本主义发达的中心地区，而却忘记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体系，中心地区本身不能构成未来世界的全貌，而且只有把它们放在与整个世界体系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地了解它们。”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尽管阿格里塔遵循马克思的经济批判逻辑来分析消费社会能够给我们方法论的启迪，但却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
三、消费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对消费社会认识在深度和倾向上不尽相同，原因尽管五花八门，但是集中到一点，恐怕是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进行分析。鲍德里亚和阿格里塔也概莫能外。因此，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认识消费社会，才能破解消费社会的“历史之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不是一种浪漫的伦理主义批判，而是着眼于事物内部来发现否定事物的内在根据，从而为扬弃、超越事物找到出路。
批判消费社会、破除消费社会的神话，首先需要从批判与拷问消费社会的概念入手。鲍德里亚说：“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消费社会”概念与其说只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毋宁说是西方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有意建构的现实文本。正如齐泽克说：“很显然，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生产力格局和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然而，我们用来界定这正在出现的新情况的术语(‘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 还不是非常确切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泛滥往往起到混淆视听、美化现实的作用，使人们落入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因此，确实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消费社会的来源和本质以及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破除“消费社会”概念的神话。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消费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福特制之后，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社会化时才奠立的。消费社会与早期资本主义一脉相承，它只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性质变，它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从内在矛盾看，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范围内的调整、扬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没有根本变化。既然消费社会是奠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上，那么，资本和劳动的对抗、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仍是其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实际上，普遍全球化的今天与过去一样，消费社会的繁荣表象依然是建立在对于本国劳动人民和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的，世界格局——核心和外围的结构仍然没有变，而且南北贫富差距更大，引发的问题更加严重。可以说，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只会改变资本主义规律和矛盾的具体形式，不会改变规律和矛盾本身。消费社会的稳定只是使矛盾和问题得以管理、控制或者转移，而绝非根除。因此，消费社会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丰盛”，共享福祉，也绝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
关键的问题是，在消费社会中马克思对于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界定是否有效?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费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更关涉到对消费社会的准确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决定消费，因为“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因为消费使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生产的动力。总之，马克思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分析消费社会，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界定仍然适用于消费社会的分析，反过来，消费社会的现实再次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的理论。
我们首先从消费社会中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的角度来看，消费社会中消费对于生产的作用很大。从消费社会中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集中表现为，通过控制消费过程来影响生产过程。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控制工人和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一种新的控制工人和社会的方式——消费领域的控制，这是资本统治和殖民的新形式。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他们并不自由，因为其消费事实上是被“软控制”的，这是消费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资本家正是通过控制消费达到控制生产过程之目的。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比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更加隐蔽和高明：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是赤裸裸的压迫，而消费领域的控制(交换领域也是如此)则彰显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每个人在消费面前是平等的、自由的，积极地捍卫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但是这种“自由”、“平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一旦商品的意义编码得以实现就会变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人们是在这种压力下消费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实际上是被社会系统“挟持”的。总之，消费不仅生产着个人的社会身份，生产着商品的品牌和等级，并进而生产着整个符号体系，而且消费帮助生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如果说消费社会中消费是一种生产的反作用力的话，那么，能否进一步认为消费决定生产、消费社会是一种纯粹的单一模式的“消费”社会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生产逻辑依然决定着消费逻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一般的说，如同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生产)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一样，消费社会的消费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它是参与到资本生产和建构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和基本要素。消费多少、消费什么以及如何消费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决定的。特殊的说，消费社会是建立在福特制、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这时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繁荣时期，资本家有提高人们消费水平的物质经济条件(这是泰勒制资本主义阶段所不具备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高度社会化、高水平的生产，就不可能有消费的社会化和消费的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都是由生产来决定的。
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逻辑所导致的“抽象统治”(即价值和交换价值对人的统治)，在消费社会阶段的所谓符号统治正是这种“抽象统治”的一种表现，但不能说是它的唯一表现。退一步讲，即使在符号统治之下，商品被生产和消费至最大的利润或者剩余价值，但是消费、广告、需求等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仍然是资本。因此，尽管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它同样服从于生产的总体逻辑。道格拉斯·凯尔纳也认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刺激消费，它鼓励消费或者限制、削减消费(比如，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经济增长)都服从于生产的逻辑，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资本家阶级并不总是提倡消费，而是致力于管理和调节经济增长，不时地给经济“降温”。“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因此，消费的社会化、消费反作用即使再大也不能凌驾于生产逻辑之上，甚至于完全撇开生产逻辑。这正是鲍德里亚的错误所在。他过分强调消费社会存在一种单一的消费模式，消费社会是“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其实暗示了消费是社会的支配力量，作为符号价值的消费存在一种自动逻辑。
我们无可否认，消费社会各种形式的拜物教四处蔓延，“体系化暴力”如影随形。但是，只要“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只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性决定的危机逻辑依然有效，消费社会普遍繁荣的表象必将被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所打破。一旦消费社会陷入经济危机之时，客观的经济过程必然推动工人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过，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由此不难看出，对于消费社会的分析来说，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不仅不像某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失效”;相反，它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之内。因此，消费不能作为批判消费社会的基础性的、核心的逻辑，生产仍然是消费社会的主导逻辑。
因此，正确地研究消费社会的路径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在坚持经济批判的基础上，分析消费社会中生产逻辑、资本实现、消费和符号化的现实关系，从而实现资本逻辑的路径与社会学的、文化学的、符号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认识消费社会的一个新的清晰的图景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同时启示我们，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有力武器。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原标题《张志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消费社会批判——从阿格里塔和鲍德里亚的方法论谈起》。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