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所谓“中产阶级”是西方社会使用的一个主观概念，其本质是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要从生产资料入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利用中国的制度优势解决好这一问题。同时，应慎用“中产阶级”等概念，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道路方向等议题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掌握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话语权。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产阶级”是在国内外广泛流行的一个经济学概念。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国内经济学界经常用这一概念分析论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同时也要看到，“中产阶级”概念并没有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没有准确反映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不加分析地使用这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产生误导作用。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科学认识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采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这一提法更能准确深刻地阐明中国经济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又能体现我们的话语权，建议在宣传报道中主要用中等收入群体的提法，少用或不用“中产阶级”的提法。
一、“中产阶级”取代阶级矛盾？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P31)阶级分析方法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是否通过拥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他人的劳动作为阶级划分的科学依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得出的《资本论》三卷的结论。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化，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出现，[2]阶级分析方法也是认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普遍采取国家干预主义，社会政策方面实施福利国家制度，随着经济的增长，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似乎已经摆脱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状态。理论界出现“告别工人阶级”或“阶级消亡论”的声音，许多学者认为工人阶级已被所谓“中产阶级”所取代，如埃里克·赖特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中产化”趋势，中产阶级由部分资本家和工人构成，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地位。[3](P347)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位于工人和资本家中间”的中产阶级数量逐渐庞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间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4](P175)对于当前中国，阶级话语缺失，[5]部分学者否认现阶段中国存在阶级差别，而只承认阶层，或者妖魔化阶级斗争理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就是成为“中产阶级国家”。[6](P3)
C.赖特·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不应以财产而应以职业为标准进行划分，[7](P63-65)Li Chunling认为应采取收入、职业、教育水平或自我认同、消费四条标准。[6](P144-146)中产阶级界定标准一般认为有两条，一是那些从事律师、教师、医生等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的人群，二是年收入在某一区间范围内，例如一般认为人均年收入在4~25万美元间的家庭即为中产阶级家庭。
二、“中产阶级”理论及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要对“中产阶级”概念进行分析，首先必须明确，阶级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1．阶级划分标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阶级意识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三卷的分析，得出结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同地租、利润、工资这三种主要收入形式相适应的三大阶级，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不能依据收入来源的类别划分阶级。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阶级的概念做了经典性的表述：“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8](P11)因此，根据列宁的这一经典表述，结合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将阶级划分标准归结为以下两条：
首先，阶级划分标准的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人群的收入来源、高低不同，反映的是收入分配制度背后的生产关系，每个人在特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不同，而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是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获得他人劳动成果，成为划分阶级的首要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没有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就不存在。[4](P179)
其次，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是阶级的表现形式，只有产生阶级意识才能促使一个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有西方学者从“意识形态危机”论和“多元认同”论等角度解释当前阶级界限的模糊和淡化，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如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文化、族群、教育等多种社会因素参与到工人认同构建中，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9](P161)因此，是否具备与自己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相符的阶级意识，是否具有阶级身份认同并通过斗争彻底改变阶级地位，成为阶级划分的另一条重要标准。工人阶级只有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并正确把握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全人类解放。
因此，决定社会成员阶级地位的，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二是是否具备与自己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相符的阶级意识。要明确这二者的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决定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P22)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但意识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具备阶级意识，工人阶级才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结合上述两条阶级划分标准，“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具有主观性，它虽有“阶级”两字，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从现实来看，“中产阶级”地位则依赖于资本家的利润率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
2．“中产阶级”本质是中等收入群体，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所谓“中产阶级”的产生并没有推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以职业经理人为例，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他们的劳动既包含指挥劳动这种生产性劳动，也包含监督劳动这种产生于对抗性生产关系的非生产性劳动，因此他们的工资中即有劳动工资收入，又包含剥削性收入即剩余价值。此外，应把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等优势，从外围国家源源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从而为在本国国内使部分工人分享剩余价值提供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形象地用“工人贵族”来描述这部分工人，即现代社会中所谓“中产阶级”。列宁指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范围内领土已基本被瓜分完毕，资产阶级用从国内外剥削而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养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列宁指出：“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11](P219)
有观点（“人力资本假说”和“代际斗争替代阶级斗争假说”）认为存在推动收入和财富趋同的强大机制，然而“代际斗争”替代“阶级斗争”并不现实，食利者群体和无产者群体间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12](P21-22)所谓“中产阶级”只是资本家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前提下将一部分利润分割给工人阶级而产生的。因此，更确切来说，“中产阶级”实际上指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中间阶级”。马克思曾经对“中间阶级”的收入来源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地主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多半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工人这一底层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权力。”[13](P647)“直接依靠收入过活”的“中间阶级”，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小私有者，二是收入较高的雇佣劳动者，三是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靠收入生活的劳动者。
对于收入较高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收入是雇主给的，但却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提供给雇主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流通领域商业工人的收入也是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他们属于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对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依靠收入生活的劳动者，又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首先，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从事纯粹服务的劳动者，这类靠收入生活的人，收入较低。他们的收入是雇主支付的，而雇主的收入只能来自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或剩余价值。提供纯粹服务的劳动者的阶级属性，可划到无产阶级一边，他们不是自己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私人或公立的学校、剧院、医院等聘用的教师、演员、医生等纯粹服务领域的劳动者，也是被雇用的，但工资较高，这类人靠收入过活，他们的收入也是产业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过来的；这种收入较高的中间阶层的人范围越来越大，是因为随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社会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纯粹服务领域有了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这又是与物质生产领域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联系的。第三，非物质生产领域确实存在收入较高的被雇用的阶层，如被雇佣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之所以收入较高，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利用的对象，资产阶级利用高收入收买这些阶层，他们则为资本家阶级服务。
因此，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无产阶级总人数，加上随着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工人阶级中失业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这些依靠出卖劳动力商品而生活的人群，仍然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3．西方国家所谓“中产阶级”的现状
尽管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绝对水平整体说来远远高于马克思生前所处的时代，工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但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是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本身的提高相适应的。而工人“贫困化”或者说绝对贫困化的实质，在于工人的收入只能等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包含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与实现它的一切对象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与这些条件相独立地存在着。”[14](P44)这些实现劳动能力对象的条件包括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14](P44)“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穷，即对象财富被全部剥夺。”[14](P190)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穷”。
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利润率，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导致工会成员率下降、失业率攀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加剧并扩大的趋势，从而使得阶级矛盾尖锐化。在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资本家阶级膨胀、“中间阶级”受挤压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财富进一步向资本家阶级集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阶级地位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期”。克鲁格曼把这概括为“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15](P7)
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了，相对于社会底层那些需要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层那些需要更强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属于中产阶级的“好工作”似乎正在逐渐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劳动力的“两极分化”。[16](P9)随着这类“好工作”的消失，这类工作的工资也随之下降，资本家阶级与中产阶级间的工资差距也随之拉大。劳动力的两极分化意味着，一方面更多的钱流向了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原本属于所谓“中产阶级”的人滑落到了底层。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原本保障所谓“中产阶级”生活条件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面对由此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政府则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甚至通过横向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对居民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一度形成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但这种福利制度本身不可持续。首先，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利润为前提的。近年来，西方国家频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国内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一旦危机爆发，资本家阶级必定抛弃这一制度。例如近年来，美国为了减少政府赤字、削减政府债务规模，就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绝不能起到消除劳资间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普通劳动者设立社会保障基金，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要求，但是这种基金本质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共同、长远利益，因为它们是以保证资本家阶级的效率即利润率不降低，也就是维护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继续存在为前提的；不过是资本家阶级在对国内劳动者和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剥削的基础上，为缓和对抗性社会矛盾，不能不实施的缓和资本主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
三、不能将所谓“中产阶级国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目标
当前国内外理论界一些人鼓吹“阶级消亡论”，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被“中产阶级”所取代；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同”，最终的目标都是成为“中产阶级国家”，[6](P3)或是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当前中国是否存在阶级，中国是否是阶级社会？国内外理论界许多学者都承认，当前中国出现了产生新的资本家阶级风险，同时也存在新的工人阶级。国外理论界通过对阶级差别、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分析，Alvin So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划分资本家阶级、所谓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四大阶级。[17](P363-376)Li Chunling认为中国已产生由私人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级，[6](P144-146)Eileen Yuk-Ha Tsang认为，私人资本家和个体户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阶级存在，[18](P27)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是公有住房的私有化和住房市场的商品化，单位福利房转变为商品房体制，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从而在城市中导致阶级差别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阶级的空间调整”，结合户口体制，导致地区间、城乡间居民不平等不断加剧。[18](P6)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作出科学判断。
1．阶级分析视角下的当前中国社会变迁
市场化改革前，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被消灭；市场化改革后，引入了包括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也推动了阶级结构的调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有体制外培育的私营经济，不排除个别原来在公有制企业内就业的工人，依靠克勤克俭积累一笔财富，在国家为私营企业提供的相比国有企业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下投资成为私营企业主。这也被称为“增量改革”。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的另一来源，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尤其是在价格改革、建立资本与土地市场以及国企改革中，部分党员和企业管理层、政府官员通过合法或不合法手段进行的资本积累。[19]特别是国有企业经历的承包经营与放权让利、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革和管资产到管资本等几轮改革，中央的思路和目的是加强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但实际操作中被很多地方政府理解为私有化。如抓大放小改革中，“管理层收购”使得所有中小国企及部分大型国企都被私有化了。获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国企原管理层、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资本。[20]这可被称为“存量改革”，即在国有体制内进行的所有制改革。毋庸置疑，这一过程容易加重催生一个由私人经营者和跨国资本及其利益集团构成的新兴资本家阶级的风险。
一方面是新资本家阶级的产生，另一方面，新的工人阶级也在逐渐形成。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面推开产权改革，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劳动力商品化迅速发展，出现大量相对过剩人口，成为现代雇佣劳动关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和得以维系的前提，并为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好了制度准备。[21](P39-57)城镇劳动力中，几千万原国有与集体企业员工被迫下岗并陷入贫困成为劳动力商品，加上来自广大中国农村腹地的农民工，成为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2．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地位变化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至今仍未走出泥潭，而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贫富差距正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贫富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并证明，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贫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51章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2](P998)“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即劳资矛盾上。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而迫使工人不断组织起来罢工；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但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的利润率为前提的，一旦利润率下降或发生危机，政府便大幅削减福利支出，从而导致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必须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在警示人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动摇不得的，动摇了就必然会妨碍科学发展、共同富裕。市场的本质是资本主导下的劳资关系，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要防止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就必须对市场化的程度加以控制，遏制过度市场化的倾向。过度市场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导致我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矛盾。[23]由于资本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不仅是贫富差距，当前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私人资本过度膨胀相关。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应严格控制私人资本的进入，对资本的发展空间进行管制。资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加以利用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不应反客为主，让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当前，要充分发挥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24]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的收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要加大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把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科技创新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措施，与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目的。
四、结语：谨慎使用“中产阶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科学概念，也不适用于中国，不应该过多套用这个概念。对于与“中产阶级”相关的概念，如“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等，我们都应持审慎态度。虽然在学术界可以深入分析、研究，但在党和国家的主要媒体和公开宣传报道中应当慎用，尽量少用或不用。尤其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道路方向等议题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和坚持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掌握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吴宣恭.阶级分析在我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
[3] Erik Olin Wright. The Debate on Classes[M].London: Verso, 1989.
[4]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5]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J].开放时代，2008，（5）.
[6] 参见Cheng Li (ed.).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C].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7]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M]. London: Verso, 2001.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M].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6]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M].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17] Alvin Y So.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Classes and Class Conflict in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03,（33）.
[18] Eileen Yuk-Ha Tsang. The New Middle Class inChina: Consumption,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Economy[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19] Xie Fusheng, Li An, Li Zhongjin. 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ChinaAdhere to Socialism?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 45（4）.
[20] Li Minqi.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J]. Monthly Review, 2011,（63）.
[21] 首都经济学论坛编写组.首都经济学家，第3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吴宣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4）.
[2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