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理性爱国研究（八）
文：曲建武
第八章·大学生理性爱国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何为思政教育？
事实说明，大学生的成长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有家庭方面的：有的大学生讲，他最信服的是家长的话，父母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仅在入不入党、当不当学生干部这样的“大事”上要由父母做主，甚至连买什么样的生活用品这样的小事上都要听父母的。
有基础教育方面的：学校追求的是升学率，谁考上了名牌大学谁就是“好学生”，品德被抛弃了一边。结果是一些学生论书本知识掌握的比较好，但论做人则就相差甚远了。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不能把个人的学习同祖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
毫无疑问，大学生的成长还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有些学生正是受到了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影响，才使自己消沉下去，甚至走向毁灭。
如此说来，大学的存在还有意义吗？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用吗？恐怕这也是我们有些同志谈起对大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总是那么津津乐道，谈起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则兴趣索然的一个原因吧。
（一）大学教育
如前所述，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爱国的产物，忽视学生的品德教育、爱国教育，那我们还办大学干什么？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大学生的成长是有规律的，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过程中，他们会受到来自家庭、中学、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但是大学的影响亦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大学的教育，使他们放弃和矫正了他们一些错误认识和行为，懂得了“大学之道”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懂得了个人的发展如何与国家的命运、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大学的育人也是有规律的，抓住了这个规律，就可以为大学生的成长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因此，在大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大学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推脱责任。大学必须传承大学文化固有的爱国传统，担当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大学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以人为本，紧紧围绕学生爱国这个核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今天的大学，正处在信息科学的时代，这使得大学再不能像古典传统大学那样实行“象牙塔”式的教育，将大学与外界隔离开来。传统的大学保持着“自我”和“清高”,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这或许也是传统大学的一种追求，一种偏好。处在信息科学时代的大学，打破了传统大学那种自命清高的范式，大学为了存在下去，为了活得更好，就必须打开大门走出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合格的人才。
（二）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乍看起来，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从事律师职业需要律师资格证书；从事教师职业；需要教师资格证书；从事IT产业，需要计算机等级证书；从事会计职业需要会计证书；从事医生职业的同样如此，没有医生证书怎么能当医生呢？大学生就业没有好的前景，学校的社会声誉就要降低，生源的质量就要受到影响，如果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大学只好关门走人。如今公办的大学会有这样的挑战，民办的大学更是如此。学校着急了，一定要加强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让学生找到职业岗位。为此，让学生取得学业证书、取得多个证书成了一些大学唯一追求的目标，更有的大学连学生的驾照考试都安排好了。简言之，为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大学考虑的还是很细致的。
学生的品德教育呢？学生们来到大学仅仅是为了谋取一个职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吗？这些是不是也应当成为学校考虑的、必须考虑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引用马克思《青年在择业时的考虑》一文中的观点来论述一下这个问题。马克思说：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懂得了什么呢？大学啊，为学子们准备上路的行囊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是，应当告诉学子们往哪里走、怎样走、应当带上什么！大学生们可以有自己幸福的追求，但是，这种幸福的满足一定是建立在为使“千百万人幸福”的基础之上，不然学生们所得到的只能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大学应当高扬爱国的旗帜，要让学子们把个人的幸福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那些当年奋战在青藏高原上研究导弹、原子弹的前辈们就是大学生们的楷模。他们的路，就是大学生们前行的方向。诚然，今天的大学生们面临着很现实的谋生问题：花了不少的钱上大学，需要赶紧摆脱“贫困”，但是大学生们应当懂得，个人的“富裕”与祖国的富强“两种利益”不是“敌对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无数成功人士的实例告诉我们，那些为祖国的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伴随着祖国的发展、进步、富强，他们也得到了回报，获得了幸福。
（三）怎样引导？
大学真正为学生的职业考虑、为学生的幸福考虑，就应当关注学生怎样看待幸福，怎样追求幸福；
就不能只为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是否具有相应的技能作准备，就应为学生为什么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打算怎样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提供价值选择和精神支撑。这后者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学生理性爱国不是空洞的，是现实的、具体的。我们常会听到有些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听他们的话，不孝敬他们。这能怨谁呢？孩子自然有不对的地方，但是细说起来，“怨”的话还只能怨家长自身。孩子是父母生出来的，学生的吃穿住包括学费可以说都是由父母提供的，孩子大了为什么反而不听大人的话了？这只能说明做父母的该教育孩子的时候没有教育好，该管的时候没管好。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的道理和父母教育孩子的道理差不多。我们常常要求大学生爱校如家，可是学生们进校如家了吗？进校不如家，怎样爱校如家呢？今天不爱校，明天又怎会爱国呢？
（四）要关心和爱护学生
我从1982年毕业做辅导员至今，一直没离开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出于职业的“习惯”，我经常深入到学生当中，即便是在做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的时候，我也是抽时间“微服私访”，到高校走一走，看一看。有一次我在某高校的墙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再见了，吃饭大学！”我站在那里，故意问从此走过的学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的学生说：“别提了这个倒霉的大学，伙食质量极差”；有的学生说：“这个学校管理混乱，后悔到这里读书”；还有的学生说：“学校根本就不关心我们。”毫无疑问，这句话的内涵是广泛的，决不单纯是冲着食堂，冲着后勤管理去的。它关涉到大学的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品质，一种办学追求；关涉到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怎样培养学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的教育理念：学校无闲时，时时都育人；学校无闲事，事事都育人；学校无闲人，人人都育人；学校无闲处，处处都育人。
在我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我提出了“每逢佳节倍思困”的工作理念。像“中秋节”、“元旦”这样的节日，无论是学校层面还是学院层面都要考虑怎样给特困生过节。“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将全校的特困生集中到主楼广场前集体赏月。这些特困的学生们同学校领导、有关部门同志、辅导员、军训教官同坐在摆满水果、月饼的桌子旁，一边赏月，一边欣赏着学校艺术团的演出，许多学生感动地流下了泪水。从他们的感言中可以感到，他们对学校的关心非常感激。他们纷纷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努力成才，不辜负学校的培养。我们可以大胆地相信，今天充满了对学校感激之情的学生，明天定会回报培养过他们的母校、养育着他们的祖国。
每年新生入学后，我还要求各学院最先将特困生“找到”，接着学校在每个学生食堂为特困生开设了“爱心窗口”。每名特困生凭着学校发的饭卡到“爱心窗口”相当于免费就餐。主食随便吃，副食有两道炒菜，外加一个蛋花汤，每顿只花一元钱。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过这样一段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贫穷，人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同样，大学生饿着肚子，怎么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怎么会热爱祖国？怎么有“气力”接受党课教育？我在做了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2013级的辅导员后，先后化缘和自己出资了六万多元钱帮助学生们的生活，许多学生在信息里说，他们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特别是“爱”是可以放大的，会产生人际“传染”的效果，我们关心了那些需要关心的学生，更多的学生就会感受到这种关爱，就有一种进校如家般的温暖，思想政治教育才容易入心入脑。在辽师大工作时，全校95%左右的学生都写了入党申请书，这种政治追求是建立在“温饱”了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其中不泛“随大流”的。可是再问一下，他们为什么偏偏随这个流，不随别的什么流呢？随这个流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个学生说：刚入学的时候对党没什么认识，也没有入党的愿望。学校很关心生活困难的学生，令他感动，有了这样的情感基础，听别的同学说大学生应当要求入党，便“稀里糊涂”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写了申请书，便要上党课，上了党课，便有了对党的认识，便要求自己一定按照党员的标准去做，争取早日加入党的组织，若没有当初的“稀里糊涂”、“随大流”，就不会产生入党的愿望，自然也就入了党。我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几十年，这些年发生的几次大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的场面我都亲眼目睹过。许多学生表现出的不理性，起因是对学校没感情。他们觉得学校平时不关心他们，到了这个时候才想起他们，早干什么去了。学校越不让这样，他们却偏偏要这样。他们的不理性是为了发泄一种情绪，是为了给学校“难堪”。真是若知现在，何必当初。学生都是好学生，关键是学校如何来教育引导他们。今年我从省里来到大学后，主动申请担任了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2013级的辅导员，他们刚入学第二天，我就将年级里困难的学生“找”了出来，给他们开了座谈会。让他们安下心来，有什么困难跟老师说，我们一起来战胜困难。我让他们放心，学校、老师不会不管他们。我还拿钱设了生活基金，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我告诉学生们一定不要饿着肚子。这些学生感到很温暖，有的学生的眼角挂着泪水。接着，我趁热打铁，给年级的学生上了入党启蒙教育课，我想这些学生一定听进去了。
二、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
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甚为重要。
在一些大学里，校领导的欢迎新生讲话中介绍更多的是学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少国家一级学科、多少博士点、硕士点等等。有的学校没有上述这样一些“辉煌”，为了提升大学的“档次”，学校若有位外聘院士也成了亮点，没有外聘院士的哪怕有被外聘为博导的也成了“炫耀”的资本。学校所强调的往往是学校的硬件怎样怎样，学校的精神品质在哪里？学校如何来育人？这样的一些人文则谈论的很少。大学必须重视教师的教书育人。有人说，教书就是育人。这里有认识上的偏差。教书和育人不能天然地划等号。知和识应当是统一的。如果只给了学生“知”，没有使学生“识”之所“知”，这就很麻烦，弄不好，就要出问题。陈毅同志当年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一个飞行员一定要会开飞机。但是，如果飞机一开，就飞到台湾去了，那还有什么用呢？
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作为一名教师，在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引导学生如何去运用这些知识为国家服务。如果教师的思想素质有问题，德出现了偏差，这比什么都可怕。教师掌握着学术法则，与学生有着天然的联系，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被自然地看成“真理”的化身，教师的话学生往往更容易信服、更愿意听从。教书育人，就是要通过知识的传递、知识的吸引，让学生坚定真理的追求，实现人生的价值，多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
（一）辅导员教师尤为重要
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甚为重要。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按照国家、社会、学生成长的需要为学生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引，要让学生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更不能胡思乱想。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然而工人阶级本身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自觉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听到“灌输”有的同志会简单地理解为方法上的“我打你通”、“生拉硬拽”；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灌输”更是一种原则，强调的是人之初无所谓“善”和“恶”，头脑里不可能从娘胎里就装进了是非的标准。爱国主义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大学生的头脑里也不会天然地产生爱国的思想，更不懂得怎样才能理性爱国，也需要从外部给“灌输”进去。有的大学生自诩为自我思考的一代，不愿接受外部的“灌输”，这是不可取的。做人一定要谦和，这其中就包含着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理论教育就是一种最好的意见。多年来，我以“大学生要理性爱国”为主题做过几十场报告。“吹牛”地讲，还真没冷过场。学生都认真地听，规模小的上百人，大的上千人，几乎每场报告后都会有学生给我发信息谈听了报告后的体会，这说明学生们还是愿意接受理论教育的。
（二）国家加强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
这些年来，国家加强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出台了相关文件。
特别是2009年，国家还召开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会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在一些大学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还很薄弱，还没有像重视其他专业课那样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教师是关键。大学要尽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安心了，对学生的教育就自觉了，大学生的思想就容易统一了，爱国也就会更加理性。
大学是由人文教育为起始的。科学教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近代社会产生了机器工业，科学技术才随之发展起来，科学教育也便“挤”进了大雅之堂。大学不能因为有了科学教育就放弃了人文教育。爱因斯坦讲，科学再伟大，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是在科学之外的。爱因斯坦是对的。试想一下，一个掌握计算机尖端技术的人，如果不是为了使人类更便捷地运用计算机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而是为了成为“黑客”，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大学不能轻视人文教育。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人文教育。家长养了孩子，孩子不听家长的话，没有责任心，没有孝心，这是家长最大的悲哀；大学培养了学生，学生对大学没有眷恋，没有感激，没有回报，忘记了自己属于祖国，不爱国，这是大学教育的最大失败。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举行了记者见面会，在回答有关两岸关系问题时，温家宝总理引用了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喻兄弟骨肉之情的一句话：“一尺布，尚可缝；一抖栗，尚可春；同胞兄弟何不容？”而在此前的两次人大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总理也是先后引用了两首诗来表达他对台湾同胞最真挚的骨肉亲情。一首是辛亥革命老人于佑任临终前的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还有一首是台湾著名乡土作家钟理和的诗：“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每每听到总理以这样哀婉的诗句传达出的海峡两岸密不可分的亲情时总是令人心弦颤动，这些诗也为总理的讲话平添了几分感人的魅力。大家都知道温总理是学地质的，能在记者会上如此深情而娴熟地引用这些诗句，表明了在总理的内心蕴藏着深厚的文学底蕴。我相信这些凝聚在他心中的人文精神，一定为他接受的科学教育作用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我想，如果大学生们在大学阶段，都能培养起这样的人文精神，那一定会汇聚成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那还有什么艰难艰辛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伟大的中国梦一定是指日可待！
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尤其要建设好辅导员队伍
爱国是大学生的“天性”，但是确实应当引导好，在这方面辅导员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各种错误的思潮亦乘虚而入。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模糊了，开始对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甚至有的学生认同西方社会所谓的“普世价值”，更有的学生荒谬地认为从西方引进一个总理中国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正是这样一些认识，导致一些大学生从爱国的“动机”出发，动不动就要游行示威，以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
我做辅导员时，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写了一张题为“我们能够如此沉默吗”的大字报准备张贴出去，欲号召全校学生游行示威。我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便到寝室找这几个学生谈话。那天从早上八点多钟，一直谈到下午四点多钟，有时也进行激烈的辩论，甚至可以说是争吵。最后这几个学生认为我讲得有道理，便当着我的面把大字报撕掉了。他们说，老师您放心，今后我们一定安心学习，理性爱国。
我做辅导员时，一些大学生经常表露出对后勤服务的不满，有的还“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比如，食堂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啦，一些维修不及时啦，他们都会说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吧，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这样。这样的一些思想情绪一定要早化解，不然的话积怨甚多，一有爱国的“机会”，他们便要发泄，便表现得不理性。那时，时不时地就会有个别的大学生想张贴大字报，号召学生罢餐、罢课，搞游行，要争民主、享“人权”。有一次有些学生想罢餐，我找到领头的同学，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我说这些后勤工人也很不容易，跟你们的年龄差不多，每天要给你们做饭、烧水，还要进行舍务管理，维修水电等，你们四年大学毕业了，有了文凭，有了工作，有了家庭，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可是他们呢？他们或许要一辈子这样服务下去的。你想让他们每天都笑脸相迎你们，无微不至地为你们服务，这可能吗？他们没把饭勺子扣你头上就不错了。这个学生说：他们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是大学生，也是学校的主人，你们都遵守学校的秩序了吗？都按照学校的要求做了吗？有些事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如有的学生将各种杂物丢弃到厕所的下水道里，结果给厕所堵了，粪便溢了一地。或许这里有维修不及时的问题，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学生们没有好好地来使用。再如，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可是不亦有一些学生贪图安逸，不刻苦学习，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结果考试不合格，没有毕业，更有的学生“铤而走险”，考试作弊。大学生要民主、要“人权”，这没有错，但是，“人权”不是单方面的，是要相互尊重的。学生还是讲道理的，辅导员同大学生联系紧密，及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把思想问题做早、做细，使学生的思想情绪得以舒缓，这样，即便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大事，他们也不会借机发泄的。
2005年4月，日本政府对历史教科书做了修改，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战争都归咎于中国。例如，关于甲午战争大爆发的原因《新历史教科书》称“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月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的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对卢沟桥事变，《新历史教科书》称：“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将卢沟桥事变完全说成是中国的责任，是我方扩大了事态。1937年8月在上海也是“两名日本士兵被射杀，以此为契机，日中冲突全面扩大，”“发展为以后八年间的日中战争。”《新历史教科书》把在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行径都摘述为被动和被迫的，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此外，《新历史教科书》继续将八年战争摘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完全抹煞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国人愤怒了。“七三一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堆满累累白骨的“万人坑”，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许多城市出现了自发的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一些大学生参与其中。沈阳是“九·一八”事件发生地，大学生自然不甘“落后”，一些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学生们聚在日本驻沈领事馆前，情绪激动，他们呼喊着“抵制日货”、“爱我中华”等口号。因为工作的关系，那天我也到了现场。因为长时间的呼喊，学生们感到累了，于是便坐到马路边上。为了和他们交流，我也席地而坐在马路上。看到我也坐下了，有个学生问我：“你也是来和我们一起游行的吧？”我说，我是想和你们做一下交流，不然就和你们并肩而坐了。这时有个学生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懂历史吗？你爱国吗？”我从兜里掏出名片递了过去，“你是官员？”我的名片上第一行印得是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我说“你再往下看。”“你还是博士生导师？”我的名片第二行印得是博士生导师。我跟学生们说，我到省里做官员的时间不到半年，在大学里我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了10多年辅导员，我对你们大学生还是比较了解的。你们问我懂不懂历史，我不能说我懂，但我了解一点历史，我大学学的就是政史专业。你们所知道的中国近代社会被迫签订的条约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尼布楚条约》、《辛丑条约》等，这只是主要的几个。通过专业的学习，我了解到，在中国近代社会，受西方列强的欺辱，满清政府大大小小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像一条条锁链禁锢着中华民族的身躯，真是喘不过气来。如今，我们强大了起来，于是才有了西方世界的恐慌，才有了他们不择手段的诋毁、阻挠、干扰，西方最想看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先乱了阵脚，“兵不血刃”地实现“西化”、“分化”的图谋。你们问我爱不爱国，就像我要是说你们不爱国你们会很生气一样，你们说我不爱国我也很不高兴。我非常爱我们的祖国。1983年中越反击战打响后，一名记者采访老山前线的战士，问他们在那里最需要什么？一名战士说，他们的物质条件还可以，就是太郁闷，希望有人能同他们沟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光明日报》上，我看到了这次采访，采访中有这样一句话对我产生了震撼：“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我也是个爷们，我的心不能平静。我立即给中央军委写了份申请，要求到老山前线做一名指导员，与战士们交流。我的理由是：我家姊妹多，死了我一个无所谓；我是大学辅导员，能做好指导员工作；我下过乡，家境不好，吃过苦，困难我不怕；我是业余万米运动员，体质好。中央军委还给我回过信，表扬了我的爱国行为，让我等统一安排。若是当初让我去了老山前线，恐怕我早成为“高山下的花环了。”我还跟学生们讲，我去过美国，参观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这里代表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最高水平。走进博物馆你会发现，设计者独具匠心地将一小块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的月石镶嵌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参观博物馆的人都要顺手摸一下这块“神石”。有人说是这是块“神石”，摸了会给你带来好运。我是唯物主义者，从小就不信神、不信鬼，但我也上前摸了一下。什么可以带来好运，这种设计的“用意”，无非是想向世人炫耀美利坚的强大，让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这分明就是在利用一切场合进行爱美国的教育。摸着这块“神石”，我的心“哇凉哇凉”的，这块石头本应由我们炎黄子孙先拿到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可是，我们落伍了，我们必须奋起直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跟现场的大学生们讲，快三十年了，我没有离开过一天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的爱国就是教育我的学生爱国。我想，只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投身到爱国的行列中，祖国的强大就不可阻挡。但是，爱国不能胡来，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大学本身就是爱国的产物，怎么会反对学生爱国呢？大学生要有政治头脑，当今世界风起云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每个国家都在追求着国家利益最大化。大学生们应当冷静地思考一下，靠游行示威这样的方式能否解决我们的问题？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从不怀疑，可是社会上每个人的心态怎样？不同的群体的意愿是什么？西方社会又希望我们发生什么？弄不好，大学生这种盲目的游行、示威不仅爱不了国，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还会误国。爱国是需要实力的。鲁迅先生讲过一句话：“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国际交流这张舞台上，“拳头”不大、不硬，你就受欺，就没有话语权。我问现场的一个大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告诉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我说，这不就得了。你怎么还能有心思坐在这里呢。你知不知道。IT产业这块“蛋糕”几乎全部被美国瓜分去了，余下的那丁点，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要等着分。日本想分点，德国想分点，英国想分点，印度也想分点，我们中国呢？拱手相让？永远尝不到“蛋糕”的味道？不应当是这样吧。我与学生们交谈了四十多分钟，他们“忘记”了呼喊口号。“我说的有道理吗？”我问学生们。“有道理”。“既然有道理是不是就应该听我的？”“老师您说怎么办？”“那我们就回去好好学习去吧。”学生们纷纷站起来，离开了日本领事馆。我嘱咐他们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成才了就是最好的爱国，千万别无端的浪费宝贵的时光了。
辅导员一定要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与我做辅导员的时候比，现在的大学生又增加了“两多一小一少”的特点。
“两多”一指随着高校急剧扩招在校大学生数量过速增多。现在的辅导员要带几百个学生，我当辅导员时，多的也就一百来学生。二指当代大学生已处在经济全球化时期，接触的信息比以往要多得多、快得多。现在有许多信息辅导员还不知道，学生就知道了。“一小”是指当代大学生的入学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一少”指现在的大学生总体来看自理自立能力差，社会经验不足。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引导、需要帮助他们分辨清楚大量的社会信息，防止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也是一种价值观教育，意识形态教育，涉及到大学生如何看待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
大学生的思想问题是多方面的，辅导员首先要为学生确立什么样的政治观负责。教育引导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辅导员的中心工作。没有不愿接受教育的学生，只有不会教育的教师。他们最认同的是那些懂得道理的辅导员，当他们思想上有困惑的时候，辅导员能够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他们娓娓道来，解疑释惑。有的辅导员说，现在的学生比较个性、自我，他们不愿与辅导员交流。对此我不认同，学生悦不悦纳你的教育，重要的一条是学生认为从你那里能不能得到教育，与你谈了半天，你还没有学生认识的深刻，学生自然不愿与你交流，他们也就不会愿意“浪费”那宝贵的时间！要想让学生接受你的教育，就需要你取得学生的信任，使学生相信从你这里能得到教育，这就需要“功夫”，需要才学，需要自身硬。自己稀里糊涂，岂能使人明明白白。一些辅导员整天陷入事务性的工作中，对学生过多的是行为上的管理，这是必要的，也是辅导员工作的一部分，但比行为上管理更重要的是管住学生的“心”，了解学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抱有什么样的“主义”。事实说明，教育不教育、引导不引导是不一样的。我原来了解一个学生，对社会主义有看法，表现的比较激进，赞同游行示威的做法，在校园里也是动不动就想搞“大民主”，想通过罢餐罢课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看不惯的问题。我同这个学生谈了十几次话，最后改变了他的看法。辅导员要注意发现学生思想的苗头，注意把一些思想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许多思想认识问题若是根深蒂固了，解决起来就比较费劲了。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这个道理。一些学生在爱国问题上表现的非理性，与他们平日的“养成”有关。辅导员在理论素养提升上首先要端正态度。我们一些辅导员善于管理，热衷于管理，对理论学习不以为然，更是借口工作忙，忽视理论学习，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辅导员应当有雷锋那种“钉子”精神，谁都不是天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要少些应酬，少浪费时间，养成学习的习惯，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还有个辅导员和学生的情感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两个原则非常重要，一个是以理服人，再一个是以情感人。一些辅导员论理论素养不是很高，但是年级管理的也很好，学生都听他的话，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学生有情感。学生觉得你是在真心关心他们，他们自然就愿维护你，不愿给你找麻烦。当然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更好。我做辅导员时，去过几十个学生家家访，有的学生家是骑自行车去的。有一年大年初三，我骑了十多个小时车子直到夜里九点多了才好容易找到了学生的家。学生的家长听说我是来家访的，转身就骂自己的孩子：“怎么给老师惹得生这么大的气，大过年的来家访”。我连忙说大婶我是感谢您来的，XX在大学表现很好，是班长，还入了党，帮我做了大量工作。家访，拉近了和学生们及他们家长的距离。这个学生的家长说，你真是个好老师，孩子交给你，我们就放心了，孩子要是不听话，愿打愿骂随你的便。在学校里，这个学生很听我的话。他们年级有个老师教学水平不高，学生不满意，有个班长想通过罢课的方式换掉这个老师。在同他商量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擅自作主，问问曲老师，他让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辅导员一定要和大学生交朋友，成为他们的“主心骨”，让学生感到你时刻在为他们着想，在为他们忙碌，让他们愿意把心里的话说给你听。把握了学生的思想的脉搏，教育引导就增强了针对性、及时性，大学生们就不会在爱国这样的问题上“突发”不理性的行为。
建设好辅导员队伍，还特别需要大学的重视。
我国的大学很早就建立了辅导员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起，清华大学里就活跃着一支充满朝气的辅导员队伍。1952年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要求高等学校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在学生中实行辅导员制度。
辅导员制度在我国的大学里已度过了六十余年的春秋。在六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辅导员队伍为完成大学德育目标，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保证高等教育顺利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辅导员制度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有利于高等院校培养目标的实现，符合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但是，尽管如此，许多辅导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热情不高，责任心不强，工作缺乏目标定位，没有计划性，缺少制度性，为了转岗而想法设法上专业课，为了考研对工作应付了事，不能够深入细致地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大学生谈到，他们的辅导员从来也没有同他们认真地谈过一次话，有的辅导员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全，常常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弄得学生哭笑不得，这样的辅导员自然在学生的心目中没有什么威信，也就很难干好工作。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不能全怪辅导员自身。客观地讲，这些年来我们对辅导员队伍的建设重视的还不够，许多辅导员干到后来，没有了“出路”，成了学校里的“包袱”，在许多人的眼里，甚至包括一些高校的负责同志，把辅导员看成学校里可有可无的部分，能安排个人干就不错了，至于有无辅导员的素质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了。某大学有这样一件事：学校引进了一名学者，其爱人需要安排工作，于是学校决定，既然其他岗位做不了，那就做辅导员吧。我敢说此类问题绝不仅仅发生在一所学校，还有一件类似的情况也说明了这样的问题。有一年我代表教育部督察某学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学校领导汇报时说，学校非常重视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今年聘了十多位辅导员，原来全校学生欠学校学费1500多万，辅导员下去一收，就剩几百万了。明年准备再聘些辅导员。听后我笑了。我半开玩笑地说，若是多聘些警察，这几百万也收上来了。若是对辅导员工作的重视仅限于收缴学费，那辅导员队伍还能建设好吗？这是不言自明的。
200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下发了。《意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论述了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系统地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就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全面部署。
《意见》提出，为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必须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意见》还特别提出，辅导员是代表学校党委在学生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专业人员，他们是一线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2005年1月，国家还召开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是第一次，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2006年4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辅导员工作会议，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到会并做重要讲话，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做了专题报告。专门召开辅导员工作会议，在我们国家这也是第一次。会议出台了《普通高等院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规定》，明确提出：辅导员的培养应纳入学校师资培训规划和人才培养，享受专任教师同等待遇。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设立辅导员培养专门经费，积极为辅导员工作、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定期安排辅导员进行脱产半脱产或在职培训进修。
教育部设立辅导员工作研究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开展辅导员工作方面的科学研究。学校要鼓励、支持辅导员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开展研究，承担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心理健康、就业指导等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
专职辅导员可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评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或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技术职务。高等学校应结合实际，按学校统一的教师职务岗位结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的相应教师职务岗位。具有高级职务的专职辅导员比例将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评估指标。
高等学校应根据国家规定的辅导员岗位基本职务，任职条件等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各级教师职务，具体聘任条件，突出辅导员从事学生工作的特点，各级教师职务评聘应坚持工作实绩，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针。
高等学校应成立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具体负责本校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高等学校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一般应由有关学校领导，学生工作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教学科研部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组成。
这些规定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划了美好的蓝图，可以说正是这些缕缕春风的吹拂，高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全国的辅导员号称16万大军，“正规军”有13万人左右，兼职的有3万人左右。目前辽宁省高校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达到了1:187，而在2004年，这个比例为1:500多，当时有的学校没有一名辅导员。2004年底，某学校发生了学生要上街游行、打砸烧学校公物事件，学校对学生的“舆情”一点不掌握，学校没有辅导员，没有学生骨干队伍，领导们像“聋子”一样，只有待事件“突发”了才仓促应对，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全省现有副教授、教授辅导员已达13%，而2004年时这个比例仅为2%左右。目前，辅导员队伍的学历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2004年，全省辅导员有研究生学历的为5%,现在达到了近40%，其中有100多人有博士学位或正在读博士学位。如此说来，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是已经不成问题了吗？当然问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
或许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辅导员，至今仍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缘故吧，领导们，同仁们很给面子，推举我做了全国辅导员研究会顾问。我感到很荣幸，这使我有机会参加一些相关会议，有机会接触全国的不同类别的院校年轻的、年长的辅导员。每当与他们交谈辅导员队伍建设这个话题时，我首先都被他们从事辅导员工作所表现出的热情所感染。特别在谈到这些年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时，他们都高兴地谈论到：“辅导员的春天来到了！”作为一名老辅导员，我也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辅导员的春天真的来了吗？依我的体验和认识，我觉得真正属于辅导员的春天还远没有到来，现在只能说春风更浓了些。
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属于辅导员春天的外部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现在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两头热”：一头是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一头是辅导员热切期盼。高校层面并不平衡，做得好的学校按照国家的规定，朝着建设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辅导员队伍方向努力，积极落实国家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并且创造性地、“加厚”地来做，做的不好的学校，则与2004年前变化不大，根本没有从长效机制上建设一支辅导员队伍的打算，这里例举几例：
既然国家规定辅导员已列入教师编制，那就应当名副其实地给他们评职称，落实他们的教师身份。可是这个问题在许多高校没有得到解决。许多高校以人事代理的方式招聘辅导员，有的高校说，这是因为没有事业编制；有的高校说这样便于人员管理。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招聘其他专业的教师就有人事编制？就不怕不好管理？还有一些高校的辅导员不仅得不到人事代理这样的待遇，还被以“临时工”的方式聘到辅导员工作岗位，更有的高校对辅导员采取了劳务派遣的方式。
既然辅导员工作带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那就应当拿出像抓其他学科一样的力度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这还不够，矫枉必须过正。甚至应当比其他学科的力度大一些。这是因为说起学科建设，大学里最大的学科就应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性质上讲，这个学科是管学生的学习目的、人生方向的，其重要性体现在“德育为先”上；从时间跨度上，思想政治教育管学生的四年；从培养对象上，思想政治教育覆盖全校所有的学生。可是，在许多大学里，若是谈起其他学科的建设来，那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那是这般重要，那般不可忽视。建设辅导员队伍呢？则正好相反。一些学校表面上看，不是不给辅导员评职称，而实际上是不按辅导员教师的特点来评，条件与其他人文专业教师的标准一样，文章一篇不能少。辅导员的工作业绩呢？一点得不到体现。有的学校不单独设立辅导员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这样，一些参评的辅导员在学院评上了也没有用，拿到学校大评委会上又给涮掉了。还有的学校说没有名额，这也没有道理。国家要求按照1:200聘任辅导员，按万人规模的学校算，应当有50个辅导员，可是50人中没有一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怎么没有名额了呢！而其他专业副教授都高达50%了，不是每年还照评不误吗？
辅导员的工作界域不清。在许多学校辅导员就是干“杂活”的。学生教室和寝室的卫生由辅导员组织学生清扫；食堂就餐秩序要辅导员管理；甚至连学生到课堂上课，也要由辅导员点名。辅导员应当做什么，《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是很明确的。管理不是不可以做，但是辅导员是大学生人生的导师和引路人，他们工作的界域是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相干的“杂活”不应一揽子全由辅导员来做。
上述种种情况告诉我们，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路还很长，有些“路段”还很难走，高校必须真正认清辅导员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地位和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职业化专业化的辅导员队伍才能建设起来，辅导员在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方面的作用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来 源：微信公众号“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