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分子往往是民族文化的自卑者，他们在与日本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民族精神的挫败感。他们罔顾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及演进逻辑，坚持以日本大和文化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系，丑化中华民族精神品格，贬低中华文明。将自己对“精神母国”的热爱建立在对本国民族的亵渎侮辱之上，走向了一条充满民族偏见和民族背叛的道路。为了全面拥抱日本，坚持认为日本是亚洲最优等、最先进的民族，是“神”的国家，日本人是神的子孙。一时间，日本优越论与日本至上主义言论甚嚣尘上。不少“精日”分子，从未踏上过日本国土，更没有在日本的生活经历，但是精神上已经臆想自己是正统日本人或者是具有中国国籍的“日本人”。他们为了成为日本人，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毅然选择与中华文明彻底决裂，这种深厚的媚日拥日心理根源于对中华文明的极度自卑。
“精日”分子泯灭基本民族良知，通过把敌意和侮辱施加到自己民族同胞的身上，以凸显出日本的优越感，而不管这些言语和行为是否会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他们夸大日本的国民性格，认为中国人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不好。仿佛成为一名“中国人”是其人生最大的不幸与灾难，在内心深处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耻。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在中国人身上，甚至提出“日本善”与“支那恶”。于他们而言，中国人都是低端、下等的愚民，就他一个人高高在上，而他的优秀并不在于中国的培养与栽培，而是源于自己骨子里的“大和民族基因”。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人只是有着相似面孔却无半点血缘关系的“异族人”与“低等人群”。
“精日”分子为抬高其“精神母国”，“逢中必反，逢日必捧”，不惜以污言秽语咒骂自己的民族同胞。为了成为日本的“精神公民”，他们主动放弃了自我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为了能够给自己塑造某种虚假的“真实”，“精日”分子通过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不断贬损与丑化来凸显自己对日本的“热爱”与“向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族身份的文化标识。对于华夏子孙而言，只有认同自己的文化，才能在多元杂陈的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产生归属感。“精日”分子的混合文化身份和民族扭曲心理，其实质不过是想在精神的废墟中实现他们的媚日情结。他们在日本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化身份之间徘徊、迷茫，逐步偏离民族主义的规约，使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陷入混乱的状态，最终陷入民族虚无主义泥淖。
（原载《红旗文稿》，作者单位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