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是建立在观察、测量或试验基础上的一种假说，有针对性地探讨两个或三个变量，加以试验验证或逻辑推理，然后得出对命题的验证。这个过程中，假说能不能变成科学的理论，不仅有赖于分析方法的科学性，还在于每个变量的可控性和可观性。如果置林林总总的各种限制条件于不顾，径直认可各种“陷阱”论的结论，无疑是杞人忧天，固步自封。
例如，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最早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它指的是一个国家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一般认为，一些拉美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比如，拥有优越地理条件和丰富自然资源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是全球前十的经济强国，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经过之后近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该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迄今仍未跨过发达国家门槛，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俘虏。
但是与其他“陷阱”论一样，“中等收入陷阱”论在逻辑上谈不上周延。由于世界银行未对经济体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等问题制定出一套详细而一贯的标准，关于“中等收入”如何划定的问题，始终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一个低收入国家如果想知道未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跨入中等收入门槛，什么才叫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都只能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上进行“大胆预测”。而且，仅凭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中的一项或几项指标，来断定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显然有些武断，也有失公允和科学。
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只有“中等收入陷阱”，“收入陷阱”不会偏爱任何一个国家。不少低收入国家有“贫穷陷阱”（指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陷入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有的高收入国家也存在“不平等陷阱”（指贫富差距过大、人均收入不平等的困境）。问题的关键是各国政府有没有意愿和能力采取避开这些“陷阱”的政策。例如，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韩国曾推出一系列提升增长质量和竞争能力的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税改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确保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透明政府；等等。韩国1980年前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199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韩国的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后发展国家的历史宿命，只要方向正确、方法科学，少走弯路冤路、顺利换挡升级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各种“陷阱”论的高深莫测之处在于，它们往往都披着一副理论的面纱。正确应对各种“陷阱”论，首先需要把这些面纱揭开，了解其真实面目。如果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是单纯的，那么“陷阱”和困境无异。比如，“中等收入陷阱”被理解为“中等收入困境”可能更接近语出者的本意。如果它是被别有用心者刻意包装后抛到国际舆论场上的，那么明显就是误导他人的圈套。当“陷阱”由困境变成圈套，便丧失了它的政治价值，困境可以突破，圈套则需识破。
面对困境，需要冷静观察、虚心求教、集思广益、备豫不虞。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便曾以“塔西佗陷阱”提醒与会者：“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圈套只是政治工具，更重要的是及时识破，揭掉其伪装的面具。2018年5月以来，中国外交部门数度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政府部门联合发声，对“债务陷阱”论进行了回应和揭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良好效果。反之，如果不辨真伪，盲信盲从一些所谓的“公理”或“定律”，只会让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失去自我，成为他人话语体系的附庸；只会自乱阵脚，充当这些政治圈套的牺牲品。
（原载《红旗文稿》，作者单位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