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是继承并拓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规则，科学地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注重叙述的场域针对性，创造性地从叙述图式、叙述风格和特殊条件应对等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方法内涵。在阐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同时又明确显现这两种方法之间错位和分离之独立意蕴，深化了我们对唯物辩证法运用的条件性认识。
【关键词】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唯物辩证法；研究方法；叙述方法
列宁在1917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和拓新的经典范例。它当之无愧是马克思《资本论》在20世纪的新续篇。本文重点阐发《帝国主义论》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以及两者之间辩证统一和分离相异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列宁《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运用和创新。
一、引言：从《资本论》到《帝国主义论》的方法精神
众所周知，《资本论》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它囊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指涉了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和革命动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立之作。仅就方法论层面而言，《资本论》亦可谓是科学方法的百科全书[1]1。其根本大法乃是唯物辩证法，充分体现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上，但是其中的叙述方法内涵及其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异质关系却常为人所忽略甚至引起种种误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曾就一位评论家指摘他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这一批评时，他一方面作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统一性的回应，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共同的唯物主义基础，从而与黑格尔辩证法严格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21-22即明确表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以叙述方法叙述出来。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至少包括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并挖掘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一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叙述方法表达出来。所谓适当，至少是主体适当性和条件适当性，即不仅仅要考虑到遵循研究方法的运动过程和重要结论，而且至少还要考虑到主体的研究目的和表达技艺，特别是还要考察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公开出版著述的可能的条件要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对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续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叙述方法的分析得到补充和进一步确证。列宁《帝国主义论》乃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深刻揭示，当时盛行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诱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形势的纵深发展又呼唤着对20世纪新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式的回应，这一时代背景规定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内核，并且深深影响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运用。
二、《帝国主义论》中的研究方法
从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和《哲学笔记》来看，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论》的同时还集中研究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因此，凯文·安德森认为通过考察该书的表现形式和核心论点可以发现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3]168事实上，列宁与此同时还重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深度专研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尔·哈丁敏锐地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通过坚持辩证法方法论设定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之间的分界线[4]128，而这一点深刻体现在该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上。
第一，研究方法的使用一般会受到特定研究目的的影响。就《帝国主义论》的研究目的来说，列宁无论是在该书的导言，还是该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都十分明确地表示，其目的在于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经济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于说明人类历史进入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基本情况。[5]325、331这一研究目的明显地体现出时代性、综合性和基础性要求，故在研究方法上至少要运用经验研究方法对当时世界多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加以收集和分析。另外，《帝国主义论》也是一项理论研究，它创造性地综合了先于列宁的理论家们，如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考茨基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体现自身特色的帝国主义论，奠定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发展脉络中的经典阐释地位，这也说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二，列宁严格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关于研究方法的操作程序：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原则，充分地收集、整理研究材料。列宁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高度重视相关材料的收集。根据《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显示，他翻阅了相当多的书籍、研究论文、统计材料和报刊文章等各种形式的文献资料，并着重从其中的148部书籍（其中德文的106本，法文的23本，英文的17本，译成俄文的2本）和49种期刊（其中德文的37种，法文的7种，英文的8种）上的232篇文章（其中德文的206篇，法文的13篇，英文的13篇）中作了相当丰富详尽的摘录，汇编形成了20本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研读和摘抄笔记，这些参考资料广泛涉及到了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有关国家的多方面材料，涵盖了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战争、历史、文化等社会诸领域的有关数据，体现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等不同人群、不同阶级立场或思想观念的研究者立场。由此可见，列宁十分注重材料收集工作中的有关资料的广度和深度。他力图根据的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总的发展情况，加以利用和分析的不是一些例外或个别的材料，而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来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社会性质。总之，他参考和使用的都是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性的材料，[5]325-326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客观、全面和深刻的结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6]153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充分掌握了历史性的变化的多方面综合性材料，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
第三，在充分占有材料之后，就要通过科学的抽象法对各种具体的材料加以整理归类，分析它的各种可能和现实的发展形式，探究多种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诚如列宁所言：“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7]175只有对丰富的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这是真理探究的关键一步。因为“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7]166与霍布森关注消费、希法亭关注流通、布哈林关注市场不同的是，列宁正确把握到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使他能够从生产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出发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现象。[8]101他根据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和美国工业蓬勃发展中出现的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这一过程以及生产集中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的垄断趋势这一转变，认识到最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作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这一论断，从生产视角确立垄断作为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经济特征的逻辑起点。在罗森塔尔看来，“把垄断（它的产生是由生产集中的过程决定的）作为对帝国主义进行的全部考察的起始范畴，无疑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的巨大功绩。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9]133因为正是垄断，才是帝国主义一切方面和成分的基础。大企业的垄断过程，促进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从而产生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由此形成了大量的资本过剩。大量的资本过剩迫使资本家向外进行投资以寻求利润，并结成垄断同盟不仅不断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而且促成资本主义大国共同瓜分整个世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乃至爆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分赃利益的斗争的结果，这必然引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抗，也正是以垄断为起点，帝国主义各种现象内在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了帝国主义的整体概貌。
概而言之，列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本质分析之后从抽象到具体的演进路径，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规律和发展趋向。这种研究的阶段性或者总结性成果，毫无疑义需要通过一定的叙述方法来呈现。
三、《帝国主义论》中的叙述方法
与研究方法讲求一定的逻辑程序和操作化明显不同的是，叙述方法关注的是作者如何以一定的话语结构将自己意欲表达的观点叙述出来，既涉及作者从思考整体转变为现实整体，又关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方式问题。俞吾金曾研究指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细致区分了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和现实的历史叙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方法，在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之后，他高度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法，并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法区分为欧洲社会演化的历史叙述和东方社会演化的历史叙述这两种不同类型。基于此，俞吾金认为叙述方法是以关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是否可能的问题为重点，[10]但这种抽象整体，在不同的作者那里被赋予了多样性的统一。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马克思所谓现实的叙述方法的两种类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叙述方法的辩证实质。列宁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方法内涵。
第一，在叙述图式方面，《帝国主义论》遵循了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逻辑演进方式，严格秉承了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道路，[11]25建构了一个分合有序的层级推演模式。列宁从生产集中引起的垄断作为分析和叙述的起点，历史地并如实地描述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美国和英国出现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家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等的形成过程，总结概括了垄断组织的发展史。而后逐一分析了银行及其新作用、金融寡头、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等显性的帝国主义经济特征，接着作出阶段性总结，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就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叙述过程。然后笔锋一转，又结合各种数据和表述具体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特点，列举有关帝国主义的种种论点并加以评析，这在某种程度又辩证展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凡此等在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往返，体现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叙述方法的鲜明特色：即赋予抽象论断以具象内容。此外，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十大部分结尾段落，都设置了过渡性的内容说明，以便引导读者注意到他接下来要阐述的内容，采用了“现在”“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与此相联系”等转换性的词语来切入下一个主题，直接为读者直观上捕捉文本文段前后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了明确的转换提示。
第二，就叙述风格而言，《帝国主义论》是采用通俗的论述，即非学术化、大众普及读物的性质。这一叙述特点固然受到当时俄国帆船出版社有关概括性地论述帝国主义的这一约稿要求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列宁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注重面向群众宣传采用平实、通俗易懂词语表达的风格和策略。斯大林曾形容列宁1905年演说的特点是“非凡的说明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12]176这一评语用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无不妥，列宁专门研究帝国主义是为了充分认识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政治的性质，并向广大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揭露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这也是《帝国主义论》之所以采用“通俗的论述”这一副标题的直接动因所在，而不仅仅是像麦克莱伦那样认为列宁并未自称这是一部高度独创性的著作[13]97这一思想归属权的划界问题。列宁试图要达到的就是对帝国主义经济“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5]331。在行文中，列宁在引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克斯特纳的论述时，还特地将其“译成普通人的语言”，[5]342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地转述了前者试图说明的观点。为了达到论证的通俗化，列宁在文本中十分注意通过举例子来说明观点，比如列举了卡特尔如何经营、德意志银行集团实行参与制、卡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资产阶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等多样化的例子。此外，列宁还采用各种直观明了的统计数据而不是复杂的模型来阐释主题要旨，引证特别是例证本身就成了列宁叙述风格通俗化的尝试。
第三，从叙述条件来讲，列宁为“合法”地发表《帝国主义论》是充分考虑到当时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因此“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5]323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叙述方法的特定历史遭遇，也是其特定叙述的场域针对性。列宁在1917年的俄文版序言中明确说明，正是考虑到沙皇的书报审查制度的存在和实行可能对该书出版过程产生实际的影响，他不得不严格限制自己尽量只作经济上的分析以避免政治敏感问题，也不得不采取极其谨慎并用暗示的方法来说明政治上的几点必要意见。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重读小册子时对其中的一些无奈表述仍感到十分难受，甚至本想说明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兼并问题上撒谎并与资产阶级合流同污的情况时，也只能技术性地把本来要直接说明的俄国和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的情况换成了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情况说明。[5]323-324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论》除了通俗化的叙述语言，还直接而现实地涉及到了相关书报审查的政治制度问题，从而使得行文叙述有所策略性地讲究，这就要求研究者采用特定叙述方法时还要尽可能地对发表或出版时所涉及的政治社会背景加以探析，即要透过叙述的表象触及叙述的社会条件。而这一点，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叙述方法的现实性和特殊性所在。
四、《帝国主义论》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与统一
从上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者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和着力点，但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一，两者都是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的形式，具有内容上高度相关的共同性统一。在理论旨趣上，两者共同指涉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发展（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和历史表达（体现在叙述方法上），共赴于分析资本主义新发展、力求得出科学结论，共同服从于研究目的并受到对象性质的影响。在形式直观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都统一于一个相对一致的文本整体当中，即置于对作为共同指称的帝国主义主题的有机构造当中。《帝国主义论》这一文本不管是整体的最初形成还是最终呈现，既直接或间接地包括某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又明显或潜在地运用一定的叙述方法将其展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只有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协同才构成理论构造的全部工作或全部任务。事实上，除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文本整体还包括各种超越个体的语词语法规则、具体的数据以及外在于作者的编辑因素等。因此，方法论仅仅只是理论的一个关键层面，方法只有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构成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第二，两者还具有内容上高度相关的非对等性、互补性统一。叙述方法中所接受和使用的概念范畴大部分是来自研究方法经由客观性观察和科学抽象法而得出的一系列范畴，比如垄断和垄断同盟、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和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等。列宁指出“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7]78但范畴除了认识作用之外，它们也是叙述过程的一些关键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就无法呈现经由研究方法所捕获的特定对象的有关特征，整个理论构造过程也就无从谈起。俞吾金在分析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关系时指出，对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先，叙述方法在后；对读者而言，是通过作者的叙述方法去了解和领悟他的研究方法。[10]从为写《帝国主义论》而准备的《帝国主义笔记》中完全可以看到这种时间先后关系，叙述方法是在运用研究方法花费一定时间收集、整理分析之后，才得以结合主题、历史情境而发挥的。而作为读者的我们面对的也是经由一定叙述方法组织和表述出来的理论内容，其中的时间先后次序是具有逻辑有效性，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两者的辩证统一是力图连接异质性的有条件的统合关系。这种条件性首先体现在两者的异质性上。叙述方法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它既可能受到叙述主体的语言风格和实践策略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外部条件如书报审查制度的影响，它相对灵活多变会受到诸种外在条件的制约，但也具有很强的个体性色彩。而研究方法则不同，它具有规范的科学的符合逻辑的程序和操作化原则可供直接参考和遵循的路径，它具有某种超越个人的普遍性的倾向。恰恰是因为前者的个体性，使得有关叙述方法的研究比较少见。也恰恰是后者的普遍性倾向，加之运用的实际需求，使得有关研究方法的研究相对来说要深入得多，这也充分说明了对叙述方法的研究要困难得多。此外，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还有诸多不同。叙述方法是多维的表象组合，而研究方法则是隐形的操作过程。我们断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关系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即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开展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列宁《帝国主义论》正是在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叙述方法而提出。但是，叙述方法说到底关切的是如何表达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会有多方面考量和条件预设，而研究方法当然是一个相当重要因素，但还有许多因素关涉其中。因此，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是具有分离倾向和结合断续的可能。
五、《帝国主义论》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错位与分离
列宁深刻意识到，帝国主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极其复杂的现象综合体，力图对复杂现实加以探查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彼此的内涵和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由此，列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历史的辩证法出发，驳斥对革命的纯粹性诉求。罗森塔尔指出这正是列宁善于辩证地看出并认识现实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惊人才能的表现。[14]190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的俄文版序言就表示说因为考虑沙皇书报审查制度不得不采用奴隶式语言，由此感到十分难受，这也说明表达现实运动的叙述方法可以不直接遵循研究方法的线性逻辑，而是可以屈从受制于现实的政治逻辑。政治因素严重影响到著作中叙述方法的使用，甚至迫使作者在叙述方法上作出让步，乃至改变整个叙述方法，从而改变了叙述方法本当表达现实运动的逻辑程序。叙述方法是可以被政治因素架空的，这种悲剧式的历史遭遇甚至可能无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意味着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充满了现实的张力，两者之间完全可能是错位的，也是可以分离开来的。不仅如此，叙述方法也是可以回补的，即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明言，对这本经过书报审查的书要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也就是彻底解除了沙皇书报审查制度之后，列宁一方面直接释放和表达了原来在1916年撰写《帝国主义论》所没有直接叙述出来的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但列宁并没有在政治宽松环境下全部改写《帝国主义论》，虽然不改写不无益处。但是即便全部改写，也只是叙述方法的大刀阔斧式的大改变而不是研究方法的大的乃至丝毫的改变。列宁这里所强调的改写可能性，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叙述方法一直是潜在的或者明显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方法的现实运动可以通过一定的叙述方法得以呈现，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采用这种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叙述方法，但这是其后。在这之前，即在研究方法所运用的研究过程之中，叙述方法并没有得到确定性的模式和风格的预设，即叙述方法并非出场，此时此刻作者关注的可能是研究方法自身的程序以及如何从研究对象的材料之中提升出理论的逻辑和纲要。没有这个过程或者没有突出这个过程，研究方法就无以是研究方法。即便这个过程突然戛然而止，也无需为没有叙述方法的呈现而遗憾，因为作为动态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是现实运动的鲜明刻画。
在《帝国主义笔记》中，列宁曾在研究过程的不同时段，简单扼要撰写了《帝国主义论》的不同提纲，隐藏着叙述方法的结构式表达，说明了叙述方法的可能背景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共存关系。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整个研究过程的重要一环但不是全部，叙述方法是研究过程的一种可能结果而不是唯一结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共赴于研究过程这条大道上，但叙述方法重点在于叙述，研究方法着重于在方法的过程性使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既有辩证统一关系也有错位分离的可能。
六、结语
本文着重叙述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两者之间的复杂多向关系，尤其对叙述方法作了详尽的分析，这有利于我们去体会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经典著作的科学性、研究性和个人创新性。然而，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还有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比如修辞手法、统计方法等也十分值得探讨，同时，我们不应只停留于用大而泛的辩证法来概括《帝国主义论》的所有方法论意义，更需要的是细致入微地探求该书的具体使用方法，以此加深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内含的哲学精神和方法的探究。另外，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还存在着强弱的关系：有些文本侧重于观念性表达而不是论点的数据证明，因此更加强调叙述方法的运用。而叙述方法又因文章发表的周遭环境、作者的主观体验以及言说对象的设定等多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唯物辩证法的深义是具体科学方法的运用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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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思想教育研究》，作者单位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