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进而发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在社会主体、科学内涵、实践基础、实现形式诸方面，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致性。看不到一致性，就会割断历史；忽视了差异性，就会抹杀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今天人类的共同愿景和社会理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也就是在探索人类进步事业，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世界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我们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但是也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认为它们毫无关系。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进而发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在社会主体、科学内涵、实践基础、实现形式诸方面，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致性。看不到一致性，把历史仅仅看成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1]（P236），就会割断历史；忽视了差异性，把社会看成是“清一色”，就会抹杀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又是伟大的创新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今天人类的共同愿景和社会理想，也可以说它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阶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可以说就是在今天的共产主义实践，二者高度契合。
一、社会主体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社会主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来看，就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动地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具体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P408）这就是说，人与社会是统一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的关系，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历史。但这种创造又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的创造，受着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马克思又说，人既是“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3]（P227）。“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172-173）这些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体的基本内涵，既坚持了历史的唯物论，又彰显了历史的辩证法。
从外延来看，社会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类主体。个体主体指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5]（P152）、“在历史中行动的人”[6]（P247）。群体主体主要指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人的社会集合体，如民族、阶级、国家、各种社会阶层和集团等。类主体就是指人类。如果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类主体又可以区分为人类整体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人类整体是广义上的群体主体，是社会主体的最高层次。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社会的人类，如现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是指当今人类社会。但是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所讲的“类主体”，都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7]（P139-140）。
从上述把握社会主体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出发，可以看出，在广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体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狭义上看，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第一，“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指的是总体的、最高层次上的人类整体，即已经“解放”了的全人类，这是具有“将来时”意义的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指现代人类，即当今人类社会，也就是存在于当今时代的社会中的人类。第二，从当今人类社会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利益主要是通过国家或国际行为主体实现的，国家是国内各种人群共同体和公民利益的代表者和执行人。它所强调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国家、地区之间乃至全球的各种利益群体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自由人联合体”的人，虽然是指解放了的人类整体，但是它更强调的是个人主体，因为“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8]（P573）它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是全面的、整体的、自由的、普遍的人。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受到的社会制约的性质和程度是根本不同的。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最根本的是受到当今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特别是受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要超越这些方面的差异，形成统一的人类社会主体是一个长期和艰苦的过程。如果我们在今天充满了错综复杂矛盾的社会中，简单地“把社会当做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9]（P694）。“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体所受到的社会制约则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是因为，在这种联合体中，人已经是自然界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人自身的主人，形成了完整统一的人类社会主体。人们之间虽然仍然存在各种差异和社会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只是先进和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科学内涵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都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体。就社会共同体一般来说，“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共性即一致性，因为它们都是社会共同体。凡社会共同体，都是人们以一定的纽带所联系起来的社会集合体，是不同人群所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存在方式。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共同体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史。就社会共同体特殊来说，“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都具有个性即质的区别。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科学内涵的区别也就是质的区别。特定的质构成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所以这种质也就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特殊的本质。这种特殊的本质，说到底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10]（P309）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差异性之所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11]（P199）。恩格斯则更直接地称其为“共产主义联合体”[12]（P308）。这种联合体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最高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高度统一。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人们所创造的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成为人们全面而又自由地发展的条件。在这种共同体中，不再有阶级和阶级对立，个人的性质将发生重大变化。个人将不再是“阶级的个人”[13]（P199）、“地域性的个人”[14]（P86）或“偶然性的个人”[15]（P516），而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16]（P86）、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自由人”。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关于财富的观念与财富尺度也将发生重大转换，衡量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拥有物和金钱的多寡，而是拥有多少自由时间。总之，“自由人联合体”“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17]（P293）。这与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种共同体，是集利益、责任、命运于一体的共同体，其中，利益是根本，责任是关键，命运是纽带。这种共同体，从本质上讲，就是提出了在当代时代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世界”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他又更简洁地将这个“世界”概括为“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进一步说，这个“世界”的深刻内涵就是：（1）在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远离兵戎相见、持久和平的世界。（2）在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3）在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4）在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5）在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8]（P541）上述诸方面，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内容，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有机体。这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就是我们所要打造的新的“世界”，所要建立的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即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关系性存在”。
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在系统考察了历史上和当今各种国际秩序后提出，“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并且认为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他发出了“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我们走向何方？”的“时代之问”，并怀着一种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今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的就是对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这一“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即人类的新的“世界秩序”观。
所以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阐明的“世界”，不是按照某种章程组成的“现代国家联合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和国际统一战线，也不是一种国际合作组织，更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共同的命运和国家利益（本质上也是人类利益）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一种崭新世界秩序的“关系性存在”。
三、实践基础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实践是基础。无论是对于人们的认识来说，还是对于人们的任何其他活动来说，都是如此，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但是对于作为过程的实践和作为结果的实践又是不同的。作为过程的实践是指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结果的实践是指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对于新的实践活动来说就构成其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曾经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9]（P539）这一重要论断，基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角度，全面揭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思想体系。这里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质上就是讲共产主义是一种实践，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作为过程展开的实践活动。所以，如果从实践过程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今天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作为过程展开的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
2018年4月8日，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他还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2018年5月4日，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在历史走向、基本内容、根本目标和理论基础上的高度契合。换一个说法，也就是从对于作为过程的实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但是，如果从作为结果的实践来看，也就是从作为历史起点的实践基础来看，二者又具有质的差异。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践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出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至少将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0]（P538-539）这就是说，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必须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上。这是因为：第一，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造就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意识、足以推翻旧社会的强大无产阶级，这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阶级基础。第二，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出充裕的社会财富，这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1]（P538）第三，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人们才能够进行普遍交往，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建立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这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22]（P571）。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人联合体”。后来的社会革命实践的发展虽然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期，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相继取得了胜利。但是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即“真正的共同体”这一论断，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是正确的，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基于当代世界人类实践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作出了“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这一论断，科学概括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状况。当代世界，一方面，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又面临严峻挑战，这就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严重。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面对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矛盾世界，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以致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人类之问”。
面对这种复杂变化的世界，习近平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现实世界各国的生产力状况、经济体量、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现状，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而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世界各国情况参差不齐，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各异，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层次较低，世界各种矛盾复杂交错，这就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基础，它与“自由人联合体”只能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
四、实现形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毛泽东曾经用人所熟知的“桥和船”与“过河”的关系形象比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人类所要实现的目的，或者说都是人类要“过”的“河”，都需要“桥”和“船”。这样来看，它们在目标走向和实现形式上就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从广义上说，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它指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各个领域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推进社会进步的意义上看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实现的社会变革，具有典型的社会改良的性质，因为它是在现今既定国际关系、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变革。但是这种具有改良性质和特征的社会变革，无论在目标走向上还是在实现形式上，又都是与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并行不悖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根据现阶段世界发展状况提出的社会理想和具体目标，是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所作出的科学预判和顶层设计，是今天的人类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营造未来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基础。第一，营造社会物质基础。它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共同富裕，就是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第二，营造社会制度基础。它立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向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弊端宣战，这在实质上针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寓意了建立新型社会制度的本质内涵。第三，营造社会思想基础。它立足于文明交流互鉴，各种文明取长补短、包容发展、共同进步，逐步提高世界文明整体水平，推动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为未来社会奠定思想基础。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长远看，就是在逐步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P422）的条件。
但是从狭义上看，二者所实现的社会变革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狭义的社会革命特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和飞跃，主要表现为破除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排除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强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建成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1891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指出争取普选权应当成为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要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他深刻检讨了1848年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试图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他分析了1848年以来欧洲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所以他强调，以前那种街垒巷战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也随之应当改变了，“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24]（P396-397）（当然，恩格斯又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革命暴力，强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党的执行委员会不要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德国“立誓忠于绝对守法”。）在这里，恩格斯深刻总结了1848年大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实现社会革命的两种形式，教导共产党人应当怎样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革命。习近平反复强调它是在超越当今所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前提下的变革。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正确义利观，“开展全球性协作”，共商、共建、共享。在这个问题上，对话协商构建伙伴关系是主要途径，实现共同安全是重要保障，坚持合作共赢是基本原则，促进文明交流是牢固纽带，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必要条件。这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的深刻揭示，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基本方针和总布局、总路径即实现形式。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创举，得到世界积极响应。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25]这里，他所强调的是“互联互通”“互利共赢”，为各个国家发展搭建一个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建设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与我们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的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手段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过去那种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是正确的。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所寻求的，是当今人类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它要勾画的，是当今人类思想上的最大同心圆；它所展示的，是中国道路的世界逻辑；它所指明的，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充满希望和挑战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不断调整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略策略，以适应新形势新特点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今天，我们争取和团结世界人民一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也就是在探索人类进步事业，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和世界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2][6][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4][5][7][9][11][12][13][14][16][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19][20][21][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5]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年1月21日，开罗）[N].人民日报，2016-01-22（1）.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17ZDA001）、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研究”（项目批准号18JF131）的成果。
（原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