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上的“异中之同”，也是各国人民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其以独特的东方话语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旗帜。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不同维度出发，辨析其与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的霄壤之别，打破“普世价值”织就的“理论幻觉”，进一步从社会主义属性、治国理政和国际交流的丰富实践、大国大党的责任担当、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全球治理的集体本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共识凝聚等六大维度，全方位、多层次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深刻意蕴、鲜明特质及现实意义，全面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独特属性和叙事体系。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 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王永贵（1964-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

  话语体系是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的核心和前沿领域，打造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已经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战略任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话语体系，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给出的中国答案，彰显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和叙事方式。相较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理念层次上超越了西方文明中狭隘的个人主义逻辑，与中华文明强调“天下为公”的悠久传统和文化底蕴相契合。它表现了一个久经磨难但最终踏上复兴征程的伟大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亦是对西方现代性话语叙事体系的批判与超越。它以独特的东方话语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旗帜，在凝聚人类价值共识中发挥着东方话语深沉磅礴的历史力量，推动历史车轮不断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事实上，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自身推崇的价值观包装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销”，迷惑大众。“普世价值”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通过西方国家的“乔装改扮”，意图向全世界宣传其价值逻辑和观念，别有一番政治“用意”。为了掀开“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纱，避免更多国家陷入“普世价值”的陷阱，我们拿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提出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如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真诚呼吁的，“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话语属性、话语根基、话语格局、话语要义、话语立场以及话语功能等方面都蕴含独特的话语风格和特色。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话语属性鲜明、话语根基深厚、话语格局宏阔、话语要义清晰，更体现出话语立场本真、话语功能强劲等特性，这些都全面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特性和叙事体系。

一、话语属性鲜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超阶级的，而是拥有鲜活的社会主义属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及其践行强调各种制度、各种文化之间的包容共处、求同存异，以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来彰显合作共赢的精神实质。正因如此，有人别有用心地以“共同”遮蔽“特殊”，以“合作”掩盖“竞争”，从而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超越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即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主张，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主张，这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认识的一大误区。对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凝聚人类价值共识的东方话语，最鲜明的表现就在于其以社会主义为基色，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特质。

  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其鲜活的社会主义属性。学习、借鉴全人类共同的优秀文明成果，并以此凝练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社会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亦是发展社会主义、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特别是有力批判和回击“普世价值”的紧迫需要。人类不时与动荡、战争、暴力相伴随，同时人类也在对美好生活、美好世界的期盼中不断前进。社会主义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以及每一个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追求，本身就包含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更和谐、更稳定、更光明前景的期许，而且也在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来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增强社会制度的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与自由。我们完全有信心相信，社会主义正在提供“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认同感、信任感和凝聚力，也在为“个体”提供方向明确、目标坚定的价值导引，并以其鲜活的社会主义属性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深厚动力，成为抵御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强大价值力量。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驳斥所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阶级性”的言论，必须时刻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的社会主义属性，绝不以“共同”之名否认价值追求、价值培育等社会制度基础的差异性，在“和而不同”中以社会主义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更是明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特质。从倡导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到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一如既往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秉持“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亲诚惠容”“天下大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坚持为构建国际新秩序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以及深化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崭新概念，并深刻揭示了其基本内涵，这充分体现了在新时代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世界意义的话语特质。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美好价值，但这始终是在尊重价值差异的基础上来赢得价值“大同”。有人可能会片面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表述，在强调共性的同时忽视个性，甚至打着这一旗号进行价值输出。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极力推广西式民主，将其包装为跨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带有明显的欺骗性、虚伪性和虚幻性。对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提倡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肯定，更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积极表达；也只有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做到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与发展，汇聚起人类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成为真正凝聚人类价值共识的进步价值观。

二、话语根基深厚：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纯粹思辨，而是基于治国理政和国际交流的丰富实践 

  有人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纯粹理性思辨的产物，对于现代人类社会生活没有实践性，因此他们对于是否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否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抱有怀疑态度。毋庸置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具有原创性的东方话语，它的提出及其内涵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应对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挑战的条件下必然出现的结果，具有深厚的话语实践根基。对此，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同样，我们之所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凝聚人类价值共识的东方话语，其根本原因在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东方话语体系的时代表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以及进行国际交流丰富实践的产物。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传统问题和新的挑战交织在一起，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挑战。一方面，由于一些国家长期以来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局部战乱和冲突不断加剧，国家间的隔阂与对立呈现出日益加深的趋势；另一方面，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难民问题、重大疫情等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因素叠加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旧以鼓噪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别有用心地掀起“颜色革命”等方式加剧挑战。面对此种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这就要求我们高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旗帜，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真正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光明道路。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夯实了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的思想基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当前世界的复杂局面和经济复苏的曲折进程中，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有责任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成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调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再以意识形态决定与不同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是明确宣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正常关系，这就在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明晰了当代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改善了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理念感召力乃至领导力都得到了显著增强。正是因为当前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邻为壑、走单边主义道路，我们更要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既要善于合作，也要敢于斗争，以更有活力的发展成就、更有定力的政治智慧、更有感染力的价值话语贡献给世界，持续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和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及其践行有力提升了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彰显了我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中致力于构建起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语境下，国内外社会思潮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特点愈发明显。”我国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者、倡导者和推动者，代表着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西方某些政客和敌对势力在价值观念上抹黑中国的最好的批判，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打破了西方的政治傲慢和话语霸权。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机会，特别是国际性、区域性和双边、多边性质的会议、活动、研讨、峰会等重要场合，借助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国际形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做到把讲故事与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结合起来，增强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说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由此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宣扬显著提升了新时代我国对外话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成为引领人类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科学理念和实践动力。

三、话语格局宏阔：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大国大党的责任担当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有能力有意愿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当今世界离不开中国，需要中国的力量、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经验。

  回望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中华文化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内容。这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彰显着全人类共有的价值理念；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胸怀天下，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大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不懈努力；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责任担当，我们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战略高度，率先垂范、积极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全方位展现大国大党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责任、始终踔厉奋发的良好形象，积累了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进一步建构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自近代以来，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系经历了多次深刻调整，但总体而言还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逻辑建立起来的，其中隐含着“现代化”与“西方化”画等号、“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资本化”的“中心—边缘”演进思路。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度变化，世界政治与经济重心呈现“东升西降”态势。在政治格局上，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领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谋求更为对等的经济政治地位；另一边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抱残守缺，在打压其他国家的同时力图保证自己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新旧格局交替、演进、对抗、竞争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被各个国家所接受的共同价值加以约束规范，“无序的竞争”极有可能把世界带向不可预测的境地。并且，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破坏和抵制，如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等诸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也可能带来日益分散化、碎片化、低效化的“全球治理之殇”。

  我们倡导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是能够以“和平、发展”的价值主题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努力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禁锢，使全球治理走出单边主义造成的困境；二是能够以“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核引领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享有全方位和多领域的平等，每个国家都能够按照“共同但有差异”的原则积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与义务，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三是能够以“民主、自由”的价值精神引领全球治理主体变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充实和改善全球治理，使其惠及更多人民。由此可见，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推进全球治理革新的应有之义，也是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得以建立的根本价值遵循。

四、话语要义清晰：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文明扩张，而是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体系，绝不是搞文明对立、文明冲突、文明扩张的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在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东西方国家价值交流和对话中汲取对方合理价值元素和内在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逐步在交流中促进融会贯通、在对话中缩小价值分歧和在相互学习借鉴中促进价值共享。无论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还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都体现着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深厚底蕴。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着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一是表现为平等对待世界不同民族的处世智慧，坚持“有朋自远方来”的礼仪待客之道。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从未有过西方传教士式的宗教价值传播，也从未有过诸如早期资本主义在血与火中的对外殖民扩张。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磨难，更加珍惜和平发展与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从人类整体而非特定国家的利益出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寻找合理方案。二是表现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理解。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开辟出连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扬帆远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由此可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理解都深深镌刻在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之中，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并不存在“零和博弈”的排他性逻辑，而是彰显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相辅相成、融合共生，这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也是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得以提出和践行的重要基础。三是表现为关切人类共同利益的道义立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以大同思想为内涵的中华文明始终从“天下”“世界”的整体性思维来构想人类理想社会，这与当前世界各国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实际密切相连，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中的“大同世界”和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了理想世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着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在《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论断。后来相继形成了“民贵君轻”“平政爱民”“富民强国”“重民保民”“恤民忧民”等具体思想，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以群体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社会伦理以及社会文化，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规约，并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形态，不断演变、发展和升华。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与创新民本思想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两个结合”中既赋予了民本思想新的时代生命力，也让中国价值和东方话语展现了强大活力。我们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目标在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每一个个人更加美好的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各国人民能够更好发展、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与自由最为坚实的价值力量。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是由全世界人民共同推进的，世界历史的未来也必然要由全世界人民共同开创。因此，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的创造力量是我们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厚根基，也是进一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

  文化不仅要“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美美与共”的中华文明观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古老文明和世界文明相统一的大国情怀和世界胸襟，真正是从世界格局出发而作出的合乎不同国家和民族实情的倡议，为破解世界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文化的内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同样需要“美美与共”。五色不同，交织而成章；五音各异，交响而成乐。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了来自中国文化的内蕴，即通过共同价值寻求更多合作沟通，以文明交往超越隔阂。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五、话语立场本真：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个人本位，而是全球治理的集体本位 

  任何一种价值论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该价值论的倡导者基于一定的前提与出发点提出的。西方世界通过“抽象的人”确立“个人本位”，从而达到“以我为尊”的目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通过“现实的人”确立“集体本位”，在全人类这个“大集体”中尊重包容，携手发展。

 “普世价值”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的价值观念，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而萌发、形成，是资产阶级利益与需求的价值投射，是西方世界对“他者”进行思想统治与“价值侵略”的理念工具。“普世价值”从“抽象的人”出发，是抽象了的“个人”本位成为国家推崇继而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呈现，以推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维护资本主义的制度权威，确立与维持西方国家的中心地位，从而达到以资本主义制度宣告“历史的终结”的目的。“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化”的产物。究其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普世价值”生发于西方传统哲学，以西方传统的宗教伦理为基础，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成为思想统治之工具。通过理性、理念的高度抽象来探讨人类本质，将人的文化的、民族的、阶级的等因素尽数抹掉，成为一个高度“抽象的人”，这是对历史与现实的颠倒，继而形成的超阶级、超国家、超历史的“普世价值”也必然是一个伪命题。

 “普世价值”是西方世界“自我价值”的集中呈现。资本主义社会将“抽象的人”作为社会的自然基础。诚然，“抽象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唤醒个人意识、激发人性解放等积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摆布之下，人的社会性存在越发隐藏，人的“物性”就越发凸显，个人与“人”的界限就越发一致，个人逐步等同于“人”，进而个人的权利便放大成为“人权”，自我价值便上升成为“普世价值”，而其实质是少部分人的自我价值的高度抽象。“普世价值”极具迷惑性，一方面，因为其“自由、民主、人权”等内容看似抢占了价值观念与人类道德的话语权与“制高点”，便于营造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反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幻觉；另一方面，“普世价值”通过多形式的“包装”经由文化交流与国际交往向全世界兜售，打着“人权”与“自由”的旗号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建立的中小学生群体中间进行宣扬则会极大地误导青少年，极易造成基础认知上的误差。

 “普世价值”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凝练与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成果从而提出的价值共识，建立在尊重、承认各国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基础上，代表着全人类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哲学世界观层面的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运用“抽象的人”在“直观”“先验”的世界里，打造了理想与现实相悖的矛盾世界。在其构建的矛盾世界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任务等都被高度地抽象化，貌似是确立了一切理念与社会变革的终点——“普世价值”与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主义通过“现实的人”回归到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以唯物辩证法取代经验与常识，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超越“抽象”与“直观”，从“解释世界”提升到“改造世界”，重新揭示了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非“普世价值”，历史发展的根本任务是作为“现实的人”能够依据自身民族、文化等条件选择合适恰当的道路解放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走向资本主义制度。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现实需要的集中展现。“普世价值”建立在“观念”与“经验”的抽象上，注定是伪命题；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具体的历史实践推进之中把握住了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展现了不同国家民族利益与追求的一致性与共同性，是真命题。这一点具体体现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照着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新冠疫情、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普世价值”的伪命题并不能带来全人类的团结互助，反而放大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思想与文化的对抗，助长了国际政治与军事上的矛盾与流血冲突。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认同基础”，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是理念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国际事务中勇于担当，既提倡各国团结互助，解决共同难题，追求共同利益，又包容个体差异，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意愿与发展道路，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处理好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践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全人类发展的现实关照。

六、话语功能强劲：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制造分歧，而是和平发展的共识凝聚 

 “普世价值”在范围上具有狭隘性，在内容上呈现虚假性，在形式上展现出欺骗性，所要执行的功能是不断制造分歧与对立，消灭其他的“主义”与制度形式。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展现出共同性、真实性、实践性，发挥着凝聚共识的功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人类共同的风险挑战。

  讽刺的是，“普世价值”只是在字面上实现了“普世”，其在范围、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则与西方世界构想的“普世”相悖。具体说来，在范围上，西方世界构想的“普世价值”是普遍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无论这个国家的传统文明如何，基本国情如何，社会发展状况如何，都应该走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与“宪政民主”等。这是典型的无视现实、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幻想。西方世界一直视“普世价值”为真理，但选择性忽略真理的条件性。世界上尚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在内容上，“普世价值”之所以呈现虚假性，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所作所为与“普世价值”宣称的美好幻想大相径庭。“普世价值”的内容越是冠冕堂皇，就越能衬托出西方世界的虚伪与傲慢。虚伪的“普世价值”决定了其形式上也具有欺骗性。西方世界在国家内部管理中，不断运用“普世价值”骗取各个阶级的“认同”，以抽象的“民主”掩盖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的“民主”，以抽象的“自由”遮蔽被剥削阶级的“不自由”，以抽象的“人权”遮掩自身放纵种族歧视加剧社会不公的种种行径，不断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继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在国际事务方面，则通过“普世价值”不断炒作议题，对其他国家与制度进行“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典型案例就是西方国家针对我国联合炮制与炒作的“新疆棉花”议题，借“人权”问题插手中国内部事务，操纵国际舆论趋势，企图在中国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在范围上展现出共同性，在内容上呈现出真实性，在形式上体现了强烈的实践性。首先，在范围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性是建立在尊重特殊性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西方世界通过“普世价值”干涉他国内政，企图让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高度同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肯定了各国各民族根据本国实际选择的发展道路，提倡“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维持和推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共同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在价值理念追求共同性的同时又包容了具体文明、价值呈现形式的特殊性，并在差异性与特殊性之中呈现出了自身的共同性。其次，在内容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出真实性。“普世价值”是依据抽象的观点进行设置的，其来源就是虚幻的，其内容必然呈现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矛盾性、虚假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对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与价值选择进行的高度凝练，因而具有真实性。尽管“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人类社会平等对话的条件；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新形态的目标。对此，我们鲜明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倡议”顺应时代演进潮流、谋划世界发展方向，找到了破解人类和平发展难题的出路，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深邃博大的天下胸怀、政治智慧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理念指引。最后，在形式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展现出强烈的实践性，也正是在实践之中证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实性。在和平发展方面，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我国不仅长期维持自身作为人口大国的和谐稳定，还多次调停其他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公平正义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公平正义的坚定追求者，并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过程中摒除私利，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在民主自由方面，中国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七、结  语

  价值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最深层次，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形态的最根本要素。基于此，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存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明之中，汇聚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我们必须明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与建构，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产物，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它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价值，而是人类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形成的最大共识。西方的“普世价值”言语上宣扬“普世”，实则“封闭”；表彰“大我”，却是“小我”；看似“平等协商”，然则“唯我独尊”。在那种虚假“价值观”的指导下，西方国家提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便不难理解，其用意就是消解文明交流对话的价值基础，妄图通过推进“普世价值”达到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目的。

  总书记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明多样性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文明的繁荣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单一同质；我们需要的是文明的开放包容，而不是文明的隔绝独立；我们需要的是文明的交流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对立。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加深对自身和其他文明的了解理解，从全人类视角寻找文明交流互通的钥匙，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思考中增强信心，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打造东方话语体系，在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不断夯实文明交流对话的强大基础。

 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2022年。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22年。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4]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