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涛：“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1]。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现代科技让作为主力军的青年网民充分享受顺畅沟通、突破时空的乐趣，但其凸显的“后真相”问题也给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挑战。在“后真相”时代，“事实”与“情感”之间的倒错逻辑使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内容传授、情感激发、话语引导、表达方式遭遇棘手难题。因而，如何纾解“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焦虑，解决当前困境，并培育青年爱国主义情怀，成为我们需要深入思索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1.事实与情感的张力:“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反思

    从原初语境看，“后真相”作为舶来词深植于西方特定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美籍塞尔维亚文化学者史蒂夫·特西奇用“后真相”一词描述官方与公众之间的“不信任心理”，前者倾向于为自身利益掩盖事实，企图将真相隐藏于“幕后”，甚至通过操纵舆论蒙骗群众，后者则对政府的信息描述持怀疑心理，竭尽所能挖掘真相、揭露谎言。如其所言，普通民众所接触的政治信息往往是经过“加工与改编的”，他们已经被抛进一个“后真相的世界里”[2]。事实上，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真相”通常不是裸露在外而让人们直接探取，它总是隐藏于纷繁复杂的事物之间或千丝万缕的喧嚣社会中。特别是当人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浸润与执着信念的追寻时，真相可能以扭曲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或者永远藏于表象之内。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人们追求真相过程中一般要经历的“体验”，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然而，“后真相”却掺杂着“虚伪”与“欺骗”，它表现为一种故意隐瞒事实的行为，并且在此过程中催生扭曲的“合理或正义心态”，似乎谎言与欺瞒原本就是政治主体的“应然素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特西奇对“后真相”的深刻描述，才引起西方学者关注。受此启发，拉尔夫·凯斯将“后真相”扩展至公众日常生活领域，并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中对这种现象的内涵做了拓展深化。随后，“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政治”“后真相社会”“后真相世界”等成为各个领域学者经常使用的概念。

    如果说以特西奇为代表的学者只是开启了对“后真相”现象的关注，那么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刺激，才真正让这个深触人心的词汇引发公众思考。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公众舆论中“情感或信念”与“客观事实”的影响力问题，彰显出“后真相”的巨大威力。这是因为，在影响公众舆论走向上，诉诸情感要比阐述事实的作用更直接、更奏效。尤其是在网络社会，信息发布、信息传播以及信息消费的门槛大大降低，主体呈现一种隐匿状态，他们通过丰富多样的网络符号表达自身。这样一来，不但信息量成指数式增长，而且信息的真实度、精确度明显降低，诸如不实谣言、虚假信息、编造谎言等现象或问题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在“后真相”时代，非理性宣泄、情感式话语、激情化语言更容易操控舆论，人们似乎对追寻、揭示事实真相失去耐心，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非理智的旋涡之中。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后真相状态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挑战:我们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3]。

    从本质上看，网络“后真相”时代事实与情感呈现复杂交错的状态，真相本身也变得“扑朔迷离”。著名学者维纳指出:“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4]。诚然，互联网及其社交媒体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它们却以各种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并在此意义上远离其中性特质。如此一来，“后真相”时代客观事实与情感或个人信仰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就绝不是界限分明的。相反，人们是在事实与情感张力中做出态度反应，并据此进行行为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人作为一种情感动物，特别容易在追求事实过程中陷入情绪化状态或个体主观意愿泥潭里。进一步追问，公共舆论何以更容易受到情感或个人理念影响呢?实际上，这与追寻真相或客观事实的过程性与复杂性特点密切相关。网络社会纷繁复杂的信息让客观事实难以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来，谣言乱飞则增加了揭示真相的不确定性，这时候非理性情感或个人理念更能俘获人心。于是，“真相”并没有消失，而是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替代形式。人们在情绪或主观意愿影响下，有选择性地相信部分事实，或者把不实信息当作真相，或者故意拒绝明知是事实的真相。

    2.弥漫的焦虑:“后真相”时代“成问题”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有图有真相’让位于‘后真相’时代”[5]。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传统意义上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正面临着消解与解构。这是因为，以往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所相信的“有图有真相”逐渐失去了“合理性与正当性”，网民对“无可争议的真相”提出质疑，以至于在非理性与情感化的网络交往中陷入焦虑。

    从问题取向看，“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焦虑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基于青年受众情感的信息可能会取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客观事实。心理学家荣格对青年时期的特质进行过深刻描述，他认为这是一个“意识二元阶段”，青年既对现实世界充满好奇，想要急切完成理想的社会化过程，又容易情感用事而遭遇挫折，甚至处处碰壁。正如荣格所言:“二元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扩大人生的见识，遭到强烈抵制的也正是这个特征”[6]。在“后真相”时代，青年网民往往根据自身偏好和情感需求有选择性地了解与消费信息，虽然他们也竭力追求真相，但容易陷入主观性误区，甚至在情感需求或偏激心理影响下相信“伪真相”。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质疑，仅仅依靠“摆事实和讲道理”的传统，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仍然能够在网络“后真相”时代奏效吗?悲观者更是担心，网络中的情绪化与非理性话语远远比阐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青年，从而消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二是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的“群体极化”现象。本质上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是引导广大青年网民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光辉历史、灿烂文化、民族前途等形成共识性认识。然而，“后真相”时代的特点通常是“真相未出、口水乱飞”，由此而造成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的青年人以圈层化、趣缘性方式表达意见。勒庞指出:“思想和情感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7]。网络“后真相”时代个体更容易被抛进兼具情绪化与非理智的群体之中，原本理性的个人却在“信息茧房”式的集体讨论中走向极端。这样一来，以说教、灌输为主要方式的传统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就难以将处于群体极化效应中的个体解放出来，凝聚共识的效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

    三是“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问题致使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无所适从。不确定性是“后真相”时代的核心特质。这种特质所衍生的是网络社会中变动不居与层出不穷的各种信息，从而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扑面而来的往往是所谓多视角、多层面的“真相版本”或“事实解读”，而且经常出现一种“真相”对另一种“真相”的质疑与否定，甚至其中也夹杂谣言与谎言。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所依赖的“客观事实”被舆情不断反转予以否定，随之而来的便是无端猜测、捏造事实，以及建基于此的情感宣泄和伪民意泛滥。

    “后真相”是网络舆论空间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我们进行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观照的前提。如何加强网络社会中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涉及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国家认同、弘扬民族精神等重大时代课题。但是，“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成为触及人心的深层焦虑。

    1.“后真相”中的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倾向，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随着网络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频繁，兼具开放性与隐匿性的“后真相”环境更易表达意见、释放情绪。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人们并不是不需要“真相”，而是被盲目的非理性情绪绑架后失去了寻找与等待真相的耐心。事实上，正是在“寻找与等待真相”间隙，“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两种倾向附带着相应主体的不良情绪反应，解构了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价值意义。从运作机制看，网络空间中“虚化历史者”利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公众的认知盲区，极力曲解、诋毁历史事实，故意抹黑民族英雄、美化反面历史人物，尤其是肆意质疑乃至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希冀借此重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企图损伤广大网民对历史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网络空间中“极端民粹者”则夸大、渲染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攻坚期的社会矛盾，通过贩卖焦虑、悲情叙事、激化矛盾、兜售苦难的方式激发草根群体共鸣，进而迷惑青年网民，在妖魔化现实中摧毁他们的爱国情怀。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不管是“虚化历史者”，还是“极端民粹者”，无不通过炒作热点事件操控网络舆论走向，试图颠覆青年群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譬如，“恶搞屈原”“美化李鸿章”“质疑雷锋”“丑化刘胡兰”以及“风景名胜不过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围起来收费”“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等网络热点，就渗透着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负面解读。从根本上说，网络空间中的“虚无历史”或“极端民粹”现象，造成青年一代美丑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因为这样的方式歪曲了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打着所谓“解密历史”“还原真相”“维护正义”的幌子，屏蔽和取代客观事实，消解与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所蕴含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民族精神、国家认同。进一步追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往往不是普通的思想倾向，其背后经常晃动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子。实质上，这两种倾向在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吹和推销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乃至以“普世价值观”重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赋予其西方底色，以此达到颠覆正见、消解崇高的政治企图。

    2.“后真相”中的拟态环境因素，造成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情感向度的异化

    从传播媒介视角看，“后真相”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拟态环境”。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一词，用于描述传播媒介对现实信息进行加工或再现后的信息环境。换言之，拟态环境是“人们通过主观认识功能对现实环境的一种描绘、摹写、重构和再现，它以现实环境为蓝本，运用符号系统在媒介上构建出反映现实环境的信息，形成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8]。特别是在网络社会，拟态环境往往不是对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反映，而是融入了信息编辑者的视角和情感。但问题是，受众就是根据网络拟态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做出情绪反应和行为选择。这样一来，拟态环境下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就面临着间接感知情形。如果受众具有较高网络素养且能够综合各种信息还原真实环境，那么他们可以基于客观事实做出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感表达。但很多时候，在网络拟态环境下，受众缺乏对间接感知的理性判断，其结果就是造成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错位表达。从可能性上看，这种“错位表达”背后隐含的逻辑是，网络空间中的“真相变异”造成“情感表达变异”。在网络拟态环境背景下，网民基于媒介阐释的间接感知做出情感体验和态度反应。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客观事实，就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从当前来看，网络拟态环境中的“真相变异”主要表现为以“伪真相”替代“真相”，人们把虚构的真相当作真实的信息环境，进而使得建基于虚假“间接感知”的情感反应偏离正常状态。在网络空间，“盲目抵制国外商品”“用支不支持巴铁判定爱国”“高调抵制合资”等现象实质就是“伪爱国情感泛滥”。这些所谓极端爱国主义者不是以客观事实和国家利益为根据，而是诉诸空洞口号，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裁定某种行为是否爱国，他们甚至利用社交网络虚构事实，依靠想象与猜测为爱国“正名”。以2016年的“围堵肯德基”为例，一些人在不对国际交往事实做深刻分析情况下宣扬“爱国无罪”，通过“拉横幅”“逼肯德基关门”等方式释放情感，甚至殴打反对者，陷入群体极化的情绪泥潭。由此可以看出，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拟态环境衍生的间接感知存在误导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风险，这种被极端情绪操控的爱国情感仅仅释放了激情，却忽视理性规约，最终结果就是滋生出扭曲、非理性的爱国心态。

    3.“后真相”中的资本逻辑宰制风险，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

    当前，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的的资本逻辑已经介入网络空间，并且是催生“后真相”负面后果不可忽视的原动力。本质上看，资本逻辑核心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信奉“金钱决定论”。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入推进，资本逻辑加速影响网络舆论场，一些唯利是图者善于利用“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优先”特质，试图在操控舆论走向中获得利益。从外在表征看，资本逻辑裹挟下的“后真相”呈现戏谑化、庸俗化倾向，以此混淆是非，渲染不良情绪，从而使得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文艺创作、营销活动在资本逻辑怂恿下任意妄为，试图通过话语浸染及其意义再造来博取网民眼球，这无疑会消解权威性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不利于青年一代爱国主义情感的释放与认同。例如，一些“粗制滥造”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诸如“抗日神剧”“雷人台词”等为了流量无视历史事实，甚至以夸张、恶搞、低俗的方式演绎先烈，这不仅没有增强青年的爱国情感，反而让他们对先前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产生质疑。又如，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些商业营销活动也在网络上诋毁民族英雄，某凉茶公司就曾联合网络大V“作业本”侮辱邱少云为“单面烧烤”，这种丑化英雄人物的戏谑表达形式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爱国主义话语进行着侵蚀与消解。

    实质上，资本涌入网络舆论领域并不可怕，让人担心的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金钱崇拜风险”挤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空间。这是因为，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在网络舆论空间真相可以篡改、编造，一些人甚至为了获取不菲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所谓扎眼的、走心的迷惑性爱国主义话语蒙骗网民，以此达到追逐私利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意在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理想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并将青年的爱国热情化为建设祖国的强大动力。但是，“后真相”中的资本逻辑倡导消费主义至上，推崇“金钱拜物教”，这无疑会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侵蚀青年的爱国热情，甚至让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陷入资本主义描绘的狂热消费景观中不能自拔。

    4.“后真相”中的图像表意狂欢，窄化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表达方式

    随着新媒体及其虚拟现实技术的迅猛发展，所谓“图像转向”“视觉转向”“图像社会”等成为“后真相”时代频频出现的热词。尤其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90后、00后，他们的生活“已逐渐嵌入社交媒体的虚拟现实中，在这个虚拟空间，视觉修辞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公共话语空间构建的主要修辞手段”[9]。诚然，在“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借助图像表意与可视化叙事吸引青年关注，并且通过简洁易懂、生动形象的视觉冲击让人们直观地表达诉求、抒发情感，特别是“表情包”“微视频”“3D视觉”等能够更好表达爱国主义情感。但问题是，很多年轻人过度追逐视觉上的“图像狂欢”与“快餐消费”，以至于“无图不欢”。这样一来，“不堪重负的‘观看’让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眼睛而不是头脑来把握世界，进而形成对视觉行为的过分依赖”[10]。

    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后真相”时代的“图像转向”不仅没有拓展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表达方式，反而使之在追逐图像表意狂欢的快感中陷入感性旋涡。从深层次看，图像表意狂欢在事实上忽视乃至拒绝了传统的文字表意形式，并且热衷于图像符号的生产与消费，它所信奉的原则是“话不多说，上图”。所以，“在数字化媒体的强势覆盖下，‘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直观遮蔽沉思，快感冲击美感，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已是不争的事实”[11]。然而，在“后真相”时代，有图未必有真相，有时候越是具有冲击力的图像就越是容易断章取义。这是因为，网络空间中的图像作为一种“化繁为简”的景观方式，实质上削弱了其“表意功能”，特别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很容易在单一角度的镜像式视觉冲击下做出非理性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青年仅仅看到关于“巴铁试验线”的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就将支持不支持这种技术作为爱国与否的表现，甚至在盲目爱国情感左右下无视其“技术可行性”与“非法集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网络中的“慰安妇”表情包、“侮辱英烈”暴漫、“恶搞杜甫”涂鸦等本身，就是与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表达方式背道而驰，它们以嘲讽、污名化的图像捕获注意力，应当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1.注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背景信息”，观照真相与情感的逻辑互动

    从目的与功能视角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要向受众传授完整与系统的爱国主义知识体系，并且涵养青年爱国情怀，使之形成一种正确的爱国主义评价观。“后真相”时代之所以出现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解构与情感错位问题，很大原因是缺乏完整、准确的“背景信息”。也就是说，上述“虚化历史”“极端民粹”“拟态环境”等现象，根本上折射出涉及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碎片化、偏激性弊端，以至于真相系统与情感系统相悖。

    因而，在“后真相”时代增强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关键是建构系统性知识体系，促进“真相系统”与“情感系统”的彼此融合。一方面，青年网络爱国情感释放必须建基于完整性的客观事实。碎片化的真相，必然导致碎片化的情感。在网络空间，激发青年理性爱国情感，需要让青年全方位、多视角了解客观事实。这意味着，教育者在介绍与描述客观事实过程中，切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多层面真相，甚至带着先入为主的偏激情绪篡改或编造真相，造成青年虚假爱国情感的泛滥。特别是通过完整性事实描述批判网络空间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让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理性抒发爱国情怀。另一方面，描述客观事实目的在于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在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揭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背景信息”，是为了让青年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评价观，明白哪些是爱国表现、哪些是“伪爱国”表现，从而经由真相形态的认知上升到爱国主义信念，在激情与理性中抒发爱国情感。归而言之，在“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促进客观事实与爱国情感的协同共生，并使之形成相互联系、彼此融合的逻辑互动结构，从而把爱国之心化作报国之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年力量。

    2.创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牢牢掌握“后真相”时代的舆论话语权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在网络上的简单延伸，它是爱国主义教育形态上的结构性转变。从言说范式上看，这是一个话语再造与权力重构的过程。所以，增强“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应该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科学引导爱国主义网络舆论，牢牢掌控话语权。当前，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成为青年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空间中的各个主体强调平等参与，倡导信息的双向传播。如果还是套用传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话语表达方式，采用单向信息传播形式，那么势必会遭到“互联网原住民”的反感。而且，在“后真相”时代，应该认识到情感与个人信仰对网络舆论的重要影响，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概念与范畴传授知识，激发青年爱国情感。例如，近年来在微博、微信、知乎、抖音、果壳等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自干五”“厉害了，我的国”“我兔威武”“小粉红”以及“爱国贼”“高级黑”等流行语或称谓就深受青年喜爱，它们不是居高临下的话语说教与干瘪瘪的枯燥词汇，而是既生动活泼又表现出青年在爱国行为上的态度。

    提高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掌握“后真相”时代的舆论话语权，还要注重爱国主义网络舆论场的话题引导，提升议题设置能力。我们要善于利用青年喜闻乐见的网络话语，阐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讲好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发出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最强音，主动设置爱国主义议题，掌握舆论话语权。对于涉及爱国主义网络热点事件，教育者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在舆论发生偏向时澄清事实，迅速公布真相，疏导非理智的爱国情感，科学、及时引导舆情。特别是对于资本逻辑荼毒爱国主义网络舆论空间时，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不能缺位，应该正面应对，积极设置议题，宣扬爱国主义主旋律。需要指出的是，争夺“后真相”时代爱国主义舆论话语权，还要强调依法治网，通过法律途径制裁“恶意制造不实谣言”“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民族英雄”等行为，防止其煽动不良情绪，造成“伪爱国情感”泛滥。

    3.警惕“唯图像表意”倾向，推进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表达形式多样化

    网络空间中可视化叙事的图像呈现形式的确为青年传递信息、表达诉求带来便利，这种备受青睐的符号意义系统甚至逐渐改变着主体认知世界与思考问题的方式。然而，人们在追逐图像表意狂欢过程中有意无意忽视其他“表意”形式，导致以图像表意霸权为中心的感官快感激活了“后真相”中的非理性情绪，从而阻碍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因而，我们应该警惕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唯图像表意”倾向，避免其畸形形式捕获青年注意力，陷入单纯依靠图像解码的泥潭。

    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以统合思路推进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表达形式多样化，善于运用“文字表意”“图像表意”“声音表意”等多种方式描述客观事实，让青年的情感释放建立在真相基础上。也就是说，要灵活、交叉使用文字、图像、声音三种表意形式，立体呈现客观事实。实际上，“文字表意”的优势在于清晰、准确，可以通过系统性知识描述事实;“图像表意”的优势在于直观、形象，能够通过静态的图形与动态的视频等方式让人一目了然;“声音表意”的优势在于悦耳、动听，亦可通过优美旋律与煽情演绎激发主体情感。在“后真相”时代，单纯依靠某种表意形式或许达不到增强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目的，如果能够根据具体情境促进不同表意形式融合，那么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在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文字表意”与“图像表意”有机结合会产生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的效果，“图像表意”与“声音表意”的有机结合能够达到良好的视听状态，“文字表意”与“声音表意”的有机结合可以形成激发情感的氛围。当然，面对真相扑朔迷离、难以描述状况时，综合运用三种表意形式能够让人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表达能力，激发爱国情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爱国主义保障的法律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VHJ004)、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舆论场的价值共识凝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112)、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研究”(项目编号:2018EKS0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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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欧阳友权.数字传媒时代的图像表意与文字审美[J].学术月刊，2009(6):23-29.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赵丽涛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