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内外特别是在中文世界影响巨大。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来划分，经典著作研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前30年和后30年。这两个阶段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前30年以对经典著作的编译介绍为主，后30年则以深入研究为主；前30年的研究比较注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30年的研究则比较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前30年的研究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较深，后30年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这30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经典著作版本研究、基本观点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作简要概括。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版本文本、生平事业和思想来源的考证研究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60年，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全集各卷次的陆续出版，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以及经典作家思想来源与发展历程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深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MEGA版）和《列宁全集》（俄文版）编辑出版相关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是前苏联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一大特色。梁赞诺夫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我国学者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各种选集、文集、单行本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对这些成果作了大量引进和介绍，同时作了有中国特色的版本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在改革开放前就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工作，1978年以来，研究成果更加突出，相继出版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资料性刊物。其他研究单位的学者也作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成果逐步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2004年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版本学、文献学等考据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学”、“列宁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
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总体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分别研究；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情况进行考据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译出版，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宁著作的理解不断加深。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主要按照俄文第2版，同时也参照了德文等文献，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编译出版了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继续编译出版了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53册）全部出版。1986年，经中央批准，中央编译局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翻译工作。第二版的编译，主要依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同时参照其他版本，在内容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著作卷，共二十九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十七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共十四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共约十卷。中文第二版已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到2009年已出版21卷，全书共预计出版七十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与中文第一版相比，增加了文献收录的总体数量，同时经过严密的考证删减了一些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文章，力求在译文上更为精准，体例上更加合理。1959年，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8卷依照俄文第4版译出，第39卷于1963年翻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于1982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翻译出版，到1990年底出齐共60卷。此后，又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于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此外，中央编译局还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列宁选集》（4卷本），陆续编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
近年来，中央编译局还承担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进行重新编译校订，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精选出一批重点著作，先行编译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同时编译《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于2009年底出版，作为“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著作中文版的大量出版，不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深化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此为契机和依据，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1．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版本文本的总体研究不断深入。除《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物）对新发现的经典作家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作了译介和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黄楠森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等，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的大量研究成果。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孙伯鍨、张一兵的《走近马克思》，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陈学明的《走进马克思》，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
2．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了分别研究，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研究。《共产党宣言》自1920年8月出版第一个中译本以来，有多个中文译本，在中国的影响巨大。杨金海、胡永钦等学者系统考察了《共产党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提出建国前和建国后总共有12种译文不完全相同的中文译本，并重点考察了1949年以前的6个完整中文译本，即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译本的翻译和传播情况。高放等学者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港台等地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考证，使这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二是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代表作，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80年代，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高潮。从1977年起，福建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陆续出版了各种《资本论》研究丛书，包括《资本论》原理及手稿的研究，《资本论》的结构、逻辑、方法、创作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运用《资本论》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列宁对《资本论》的实践和发展的研究等。有的学者从版本编排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对它进行修订的过程以及所形成不同版本，《资本论》第2卷的结构形成过程，《资本论》第3卷的结构和方法，《资本论》第4卷的编排整理出版等问题。还有学者深入研究了《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手稿，《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等。三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排研究。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目前在国际上至少有七种主要版本：“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试编本”（1972年）、“广松涉版”（1974年）、“英文版”（1976年）。我国学者顾锦屏、柴方国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考证研究，对该书中文本的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侯才等学者对手稿的编排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还有学者从版本学和书志学角度梳理了该书原始手稿的写作过程、保存情况和版本源流情况。这些工作把该书的文本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四是关于列宁著作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翻译出版了一批列宁著作中译本，包括《列宁文选》、《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十多种单行本。伴随列宁著作出版的热潮，学界特别注重研究列宁的哲学思想，尤以研究《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为甚。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第5版翻译的中文新版《哲学笔记》，体现了新的编排体例和编译思路。有学者对《哲学笔记》的文献生成和编译出版情况进行了研究，黄楠森等学者突破了原苏联的研究模式，进行了独创性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
3．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版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年来，随着MEGA2版的陆续编辑出版，一批新文本随之面世，新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加，文献的全面性准确性不断提高，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观点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对MEGA2的结构体系、内容安排和最新编辑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发表了MEGA2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德国专家艾克·考普夫，以及鲁路、章丽莉、魏小萍等学者介绍了MEGA2的最新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考据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在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几个杂志中，另一方面反映在安启念、姚颖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这些成果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情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发现出版情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考据研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的新领域。
(二)生平事业、思想来源研究
国外学者（包括前苏联、东德学者与西方学者）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事业传记的工作，直接带动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事业的考据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已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这些传记性著作也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梅林的《马克思传》就有罗稷南译本（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版、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樊集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迈耶尔的《恩格斯传》有郭大力译本（大连读书出版社1947年版），斯捷潘诺娃的《恩格斯传》有中央编译局译本（人民出版社1955版），格姆科夫的《恩格斯传》有易廷镇、侯焕良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5版）等，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有企程、朔望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0版）、金铣译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版），波斯别洛夫的《列宁传》有马京、华国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等。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也开始出现。如张仲实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顾锦屏著《马克思》（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张光明著《马克思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萧灼基著《马克思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德昌等著《马克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版）、魏小萍等编著《马克思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建军著《马克思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刘凤舞著《马克思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萧灼基著《恩格斯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承运著《恩格斯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张新著《恩格斯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凤舞编著《恩格斯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陈林著《恩格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黄楠森等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仲实编著《列宁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季正矩著《列宁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陶文昭等编著《列宁传》（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刘凤舞著《列宁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来源问题上，国外学者没有局限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断，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把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并做了大量考证研究。比较著名的有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科莱蒂的《从卢梭到列宁》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1981-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一至二十辑）成为展示这种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在探讨马克思与传统“三大来源”的关系方面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王永山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姜丕之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董仲其的《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张云阁的《马克思思维方式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研究》。另外，刘森林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李红波的《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思想探析》，罗晓颖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和》，杨晓东的《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等，都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思想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
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相应地，发生了两次研究方式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建国初期，理论研究从为革命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研究从为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转变到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着研究方式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也随之转变。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与革命有关的问题研究较多，对其他问题研究较少。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应当更多地从“建设”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研究经典著作中有关“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研究才能指导实践。纵观六十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30年与后30年所讨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又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
（一）前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
前30年，哲学界主要探讨了这样一系列与基本理论有关的问题，包括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对子”还是“两个对子”、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关于“生产力理论”问题、关于哲学史若干原则问题等。这些讨论历时较长，规模和参与人数众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复杂，反映了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时期我国理论研究方式转变的特点。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有几个的讨论。从1961年1月开始，学者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等报刊杂志中发表大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坚持“两个对子”的人主张，哲学基本问题除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外，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而主张“一个对子”的学者则强调坚持恩格斯的提法，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有一个，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对哲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评价等重大理论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许多重要刊物都刊登了相关文章，并就此问题召开了研讨会和座谈会。这场争论历时之长，规模之大，为新中国哲学研究历史上所仅见。
关于辩证法领域中“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等问题的讨论，是哲学界围绕如何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而展开的争论。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二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根本对立的？三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吗？四是“合二而一”是不是表述了矛盾的同一性？五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六是是否存在“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类矛盾？”等。同时，也围绕辩证法的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有学者发表《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文章，提出客观规律是可以消灭的，由此引发了关于规律能否消灭问题的讨论。此外，还有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讨论；关于“对抗”与“非对抗”及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问题的讨论；关于量变到质变转化规律问题的讨论；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讨论；关于唯物辩证法若干范畴的讨论，如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可能性与现实性和规律等范畴的不同理解问题。
关于过渡时期“单一经济基础论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讨论是联系我国当时经济基础建设问题而展开的理论论争。杨献珍于1955年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文章中，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基础的观点。1964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艾思奇的《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由此，辩论正式展开。辩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究竟什么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主张“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学者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即总体上看是综合的经济基础。另一方则提出了单一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的五种成分或四种所有制决不能拼成一个综合的基础”，承认“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等于承认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基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开展了诸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关系的讨论。同时，还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问题；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发展基本规律问题；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等。
关于认识论领域中真理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系列认识论问题，如什么是真理，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相对真理是否包含错误，如何理解真理与错误的转化，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如何，唯物辩证法是否是检验真理的间接方式，真理与科学是否能够等同，等等。此外，在逻辑学、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也都有相关的争论焦点问题和研究侧重点。前30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的讨论、关于公有制、合作社、过渡阶段的经济转变过程和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等问题的讨论。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围绕新人口论的争论，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问世为标志，吴景超、费孝通、陈长蘅、孙本文等人在《新建设》、《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上撰文参与了相关讨论。学界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人口问题，但对人口继续增长持不同态度。一方主张“人口控制论”，另一方则持“人愈多愈好论”。人口论的争论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人口增加同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人口与劳动生产率、机械化与失业问题，人口与农业、土地、工业原料关系，人口增长与人口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人口政策与人口措施等。这场论争的结果是“人愈多愈好论”占了上锋，对后来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6年后，学界对我国人口理论又展开了讨论，在人口规律、计划生育问题以及对待马尔萨斯主义的态度问题上，纠正了以前的绝对化认识，这对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是围绕商品生产问题而引发的。这是计划经济理论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围绕这个问题，学者们对有关价值规律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但由于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长期被忽视，甚至到了不敢谈价值规律问题的地步，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对价值规律的研究才逐步走上科学轨道。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也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并就此问题召开数次理论研论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有：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按劳分配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原则、按劳分配是不是客观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能不能限制，以及按劳分配与劳动价值论之关系等。
前30年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大过渡、中过渡、小过渡）、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道路、主体力量、长期性以及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党根据地建设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
（二）后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序幕，而这一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历程。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式是与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一致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视角转变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视角。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创造性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30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总体性成果相当丰富。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有分量的系列著作。如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4卷）等，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成果。如陈先达和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杨适的《述评》、王东的《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李惠斌、杨金海的《重读》、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黄楠森的《〈哲学笔记〉注释》、李砚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研究》等。三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新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专题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央编译局牵头承担了这项任务，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00多人。这项任务包括18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如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有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政治文明、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时代主题、全球化、农业和农民、宗教、民族、战争与和平、人民军队建设问题等基本观点。
五年来，课题组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分别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梳理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三个层面：一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就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看来特别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三是立足当代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认真回答“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干部群众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目前，课题组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丛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以及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和文章。
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二个方面。1.对经典作家的与时俱进精神进行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列著作专题读本》、《解放思想史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读本》等，文章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等。2.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研究。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部分来研究，虽然对发展具体学科有益，但忽视了对三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和理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总体研究和总体理解的缺失。因此，今天特别应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把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甚至看作一个统一的系统来研究。3.对马克思主义来源重新探讨。通过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不只是过去讲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古希腊哲学思想等。4.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思考。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对实践唯物主义、系统观、和谐观、主体性、价值论、生态观、社会发展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研究。5.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所有制、按劳分配的概念和理论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6.注重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新认识的研究。一是注重对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关系的研究。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进行研究。三是对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的新认识进行研究。四是对列宁晚年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研究。7.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研究。通过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还需要很长时间，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此来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在有条件的国家，工人阶级要争取利用普选权取得政权。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重要意义。8.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通过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理解，特别是认识到在东方落后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尽快掌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和交换体系，自觉铲除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9.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通过研究，有学者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全球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说过去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规律，那么“全球化”规律就是“共时性”的横向发展规律。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0.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研究。近些年来，特别是2003年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大家对这些思想展开了大讨论，加深了对人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11.注重对经典作家政治文明和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列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12.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有关人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近30年来，各个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有“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等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也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上世纪80年代初，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把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道主义和异化、主体性、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人权、主客体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0年代以后，学术分科日渐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专题化，新的哲学分支学科也逐渐出现，如出现了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深入到一个新层次。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000001,股吧)，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研究、文本研究、中文本与外文本比较研究等。有的学者，如王东、梁树发、鲁克俭、聂锦芳等还致力于打造中国的“马克思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方法上日益打破“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等传统模式，倡导以“以马解马”，即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根据，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解读，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人物研究和阶段研究等。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人学理论、国家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论、实践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关于异化概念、人道主义、马克思晚年笔记、“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列宁哲学阶段问题、列宁的唯物辩证法和反映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重大转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对待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问题上，学界由改革前的全面接受转变到后来的质疑、批评和突破。为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学界加强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并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围绕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如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的人口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逐步摆脱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学术界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同时注重研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通过努力，逐步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逐步摆脱苏联模式，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突破和进展。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市场经济的特征与实质、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形式、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剩余价值论、所有制、经济全球化等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作出了贡献。
近30年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30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等问题上进行了持续探索。但不同历史阶段，学界讨论的问题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姓“资”姓“社”、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等重大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上世纪9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新技术革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苏东剧变的原因；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与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两个必然”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模式；劳动力商品问题；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等。新世纪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着重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和利益集团划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构架；和谐社会及其构建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总体来看，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宣传和普及，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通过6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讨和争论，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对走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共识。前30年，我们尽管已经开始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甚至犯了极“左”错误；后30年则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首先是我们党领导的结果，同时与我国学界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分不开。例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80年代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挖掘和研讨，也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定提供了思想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60年的经验教训
60年来，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应当认真总结吸取。
第一，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经历了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转变。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角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前30年人们较多地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优越性、“两个决裂”、“两个必然”、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问题的研究；后30年人们注重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多种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高额累进税、重建个人所有制、“两个决不会”、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思想，这些思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发过的，但在以前的研究视角中却被遮蔽了。研究视角的转变，使得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理解更加全面而准确，对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而深刻，因此，更加有力地服务了党的中心工作。
第二，解放思想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的繁荣。解放思想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敢于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质疑，敢于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敢于大量译介国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敢于大胆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并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解放思想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前30年那种动辄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做法已经没有市场。
第三，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包容开放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老老实实地翻译和研究文本、版本等，但决不能就文本而文本，不能随便什么问题都拿来研究，而必须选择那些对我们的实践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同时，还要善于了解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以少走弯路。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译介、学习阶段，逐步转向了在充分结合中国实际、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既不同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日益从宏观走向微观和宇观。在经典著作研究方面，过去比较注重宏观研究，即注重研究经典著作中的主要思想。由此，便形成了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宏观性著作。即使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作专门研究，也主要是对这些著作的宏观把握。近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则比较注重微观研究，即注重对经典著作进行专题研究，如对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异化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等，进行专题研究。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专题著作，如关于生产力思想的专著、关于解放思想的史话、关于意识形态的专著等。最近几年开始的文本、版本的多语种比较研究更使得这种微观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借用现代物理学的“宇观”概念，这些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开始向宇观领域进军，即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元理论，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什么？其建构和演进的逻辑如何？其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的关系怎样？判断一个学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哲学问题的研究，使得我们对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必须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我国，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既是一项科学的学术事业，又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要么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形成各种各样的本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教条式理解，或者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新成果横加指责的做法；要么过于强调现实政治性，借口时代发展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把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新观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名下的做法。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经过60年的努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的把握越来越准确。特别是2004年以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做到“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我们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对于我们科学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重要意义。也只有真正做到了这“四个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才能健康发展。
来 源：人民网-理论频道，2011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