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不仅是基本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更是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区别。要彻底推倒西方“工业社会”理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同一工业社会的“两个品种”观点，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进行理论辨析。以贯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两方面的人的现代化为基轴，阐明现实人类利益引领历史发展由以往的隐性转向当今的显性，具有历史自觉才能开创现代化新路，“自由个性”社会是超越资本主义物化个人的人类文明方向，从而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物化个人和自由个性 自发自由和自觉自由 伪集体和真实集体
作者简介：侯惠勤（194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
文件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中国式现代化是个科学的概括。它表明现代化绝不止步于西方现代化，表明各国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但是，“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似可以归结到只有一种工业化。“工业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之一雷蒙·阿隆于1953年就提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普遍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终将发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是同一类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进步工业社会）的两个形式”，把两者视为对立的两极不过是“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这也是包括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等在内的西方“工业社会”理论和未来学派，以不同方式所表达的共同见解。破解单一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误导，才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同一社会类型”的两个形式，而是根本对立并最终超越、取代的关系。这是准确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
一、近代“工业”的科学定位及其决定的两种工业化
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思想观点的过程中，对于近代工业的认识也逐渐达到科学。他发现了近代工业的两重性及其内在对抗，即作为资本谋利的手段和作为人类拥有的空前强大的自然力量有条件的统一，并从中揭示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
1.为什么近代“工业”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与资本的主导作用不可分割。在私有制经济诸要素中，资本是唯一能够摆脱等级制约束的纯经济活力。社会化分工、世界化市场、革命性技术和工具变革，都是资本持续驱动下的必然结果。资本的这一驱动带来了两大经济后果：其一，财富形式由有形转向无形，由有限转向无限，“动产”取代了“不动产”，使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其二，劳动形式由“依附”（具体）转向“契约”（抽象），劳动者由被束缚于土地状态转向自由流动状态，使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日益彰显。这些后果不改变私有制的私人占有性质和剥削的本性，但能使私有制追逐财富的动力和手段更为明确强大，其包容的生产力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毫无疑问，资本的发展必然要求形成与这些经济后果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应运而生。
一方面，机器大工业充分满足了资本逐利扩张的需求：其机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预示着生产规模无限扩张、财富无限增长的前景；明晰的社会分工和严格的流水线作业不断开拓生产效率跃升的空间；雇佣劳动制确保了资本对于劳动力支配和选择的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实现了资本运作的货币化，使财富成为普遍性的存在，可以无限积累和无障碍流动；工业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使劳动成为抽象性的存在，可以在商品市场流通。一句话，近代工业确立了资本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地位，开创了工业资本引领的世界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工业化进程。对生产工具及技术的不断改进，对阻碍生产效率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对安于现状局面的不断打破，是资本逐利本性的自发驱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从根本上说，在工业资本的主导下，市场的不断开拓，贸易需求的不断增长，直至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变革。近代机器大工业最终成为引领现代化发展的生产方式，工业社会相应地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
2.近代工业为什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割
任何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在代表它的阶级推动下实现的。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是革命（统治关系变更）的客观基础，也是维系统治关系的历史基础。从根本上说，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为执政提供物质支持和硬实力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和物质交往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打造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近代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随意割裂。这里的关键，是科学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矛盾，两者既具有“异质”（对立）性，也具有“同质”（统一）性。就同质性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反映人类物质生产规律的科学范畴，都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一致的历史范畴，是“思想”和“利益”统一的真理性认识。其中，虽然生产力偏重于生产实践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技术的分工与运用，但绝不是“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和纯自然关系，而是体现了人的发展程度和存在方式的客观现实；而生产关系虽然偏重于生产实践中的人与人关系，但也绝不是可以随意构建的社会关系，而是最终由生产力决定、不可自由选择的客观关系。就异质性而言，生产力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的现实普遍利益和客观要求，而生产关系则有一个从与人类现实普遍利益大致吻合到随着特殊利益的分化、分离而发生对抗的过程。因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由基本适应到对抗是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规律。这种矛盾关系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历史过程中具体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不能以非历史的“好”“坏”加以拆分，更不能以非历史的主观想象去进行所谓“完美”的“组合”。
资本借以拓展社会化生产力的手段有：用世界市场的力量打破各民族的地域分割，促进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范围不断地进行优化组合；用不断创新的方式解放生产力，从生产工具到流通方式，从管理模式到服务保障，都处于永不停顿的变革中；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解放劳动者，使之成为与资本一样，可以“自由”流动、“自愿”出卖劳动力的独立个人和交易契约方。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资本成为第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力量，现代化始于资本主义确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资本释放的社会化生产力，仅限于“物的要素”，而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在这里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即商品化的工人。可见，资本主义与社会化生产力的对抗，是生产力社会化突破物的层面而向生产主体的社会化跃升的必然结果。
生产方式是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统一的历史界限的重要依据。这个界限是否已被突破，一是看现有生产方式还能否包容不断形成的新生产力，二是看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历史地形成和历史地改变的过程，是否已经到了被历史地取代的时候。但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变革是历史过程中的质变，生产方式最终会落脚到特定的工具形态上，此时这种工具形态和生产关系处在一体化过程中，不可随意拆分。这就是说，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试图通过价值上区分“好的”生产力和“恶的”生产关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工业，实现社会主义，这只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想。马克思通过对圣西门的工业主义的批判，宣告了“工业救国”论的破产。“圣西门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象资产者想把他的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工业孕育的新生产力，是违背资本本性的；代表这种新生产力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现代无产阶级，但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工业创造出的新的生产力不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不能静态地认为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组合体，实际上，生产方式包容的生产力并非单一而是多重性的。在其内部不断成长的新生产力不属于该生产方式，而属于新的生产方式。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决定了两种工业化和两个代表阶级，决定了客观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
3.为什么近代工业孕育的新自然、社会力量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生产力是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因此，生产力的质变不仅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换代、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换主上，还表现在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劳动者自主性的升级上。生产力和相应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人的解放，历史也日益呈现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近代工业在其内部孕育、呼唤出的新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人的存在新形态，它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预示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前景。
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它并不是为人类所掌握的伟大创造力量，而是以外在于人类的“物的力量”支配着人类活动。马克思借此解开了使以往的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异化”现象之谜。“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须指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以人们不能驾驭的自发、盲目的方式发生作用，不仅是认识上的滞后，更是力量组合方式上的局限。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是劳动者自觉组织起来形成的社会化生产力，而是服从资本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需要而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必然以外在的强制性作用于人类。所以，生产力的作用方式问题，不仅是主观认识，更是客观属性，牵涉到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与性质。
资本主义工业化形成的强大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不为人类所掌握，就在于它从根本上颠倒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习惯从物（自然）的属性方面看待劳动及其产品，把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都视为物质要素，而资本则是盘活这些要素不断创新生产活动的力量。因此，“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这样，资本就成为现代劳动中最具活力的因素，理所当然成了支配劳动的力量。但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死劳动”，而现代劳动的真正活力、创造力来源于“活劳动”，即工人正在不断进行的活动。因此，“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马克思由此科学区分了两种工业化的界限。“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可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不仅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也是两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彰显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形态。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
1.如何理解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确理解极为关键。不能将各国现代化具有的共同特征，解读为生产力层面上的同质化，而中国特色只是生产关系、甚至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特殊性。这种解读不能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并没有跳出只有一种现代化、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基于两种生产方式对立上的两种现代化，是根本性质不同的现代化。
实际上，从趋势上看现代化的共同点，不是“趋同”，而是此消彼长、新陈代谢的大方向。我们坚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有机统一，一句话，马克思预言的人的“自由个性”前景，虽是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企及的彼岸。因而从当下两种现代化的现实看，现存的共同点只能是关于现代化全球性问题及其挑战应对方面的抽象共识，以及相应的基于现实利益需要的妥协，而不是实质上的趋同，不是现实道路的合流。就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不是唯一的现代化，而且是必然要被超越的现代化。现代人格是现代化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归根到底表现了人的两种自由状态。超越资本主义自由、实现“自由个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文明优势。
2.两种工业化的对立：资本主导与人类现实利益主导
资本主义工业不是单纯的技术形态，而是由资本逐利主导的生产系统。因此，从产业布局到技术掌控，从企业生产到市场拓展，从国内买卖到国际贸易，都充分体现了资本的“意志”。这就是说，学习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不等于照搬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从资本主义工业中拆分出某些单纯的技术、产品，拿过来为我所用，但其在整体上不可照搬。把资本主义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普世模式和必由之路，支撑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知。
实际上，正如历史不断表明的，资本主义工业不仅制造自身的“两极分化”，而且在向非资本主义区域扩张的过程中，制造出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即我们今天概括的“南穷北富”。历史表明，西方工业化扩张的过程并没有带来欧美“先进文明”的阳光雨露，相反，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总是腥风血雨。深究下去，不难发现症结在于资本的本性并非自由平等的竞争和发展，而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因此，制造两极分化和走向垄断是其必然趋势。其一，自由竞争的确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活力所在：由自由竞争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逼迫资本要不断地创新，否则将无法获取超额利润。但是，即便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这种自由竞争也仅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超出这个范围的海外贸易则始终是资金、技术优势下的商品倾销，是价格垄断。因此，西方工业化的扩张，必定是非资本主义地区丧失独立性、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沦为列强附庸的殖民化过程。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深刻指明了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后果：“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发展中国家以丧失独立、平等、自由的代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被奴役，就是“西风东渐”的“功绩”。
其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垄断本性由隐性转为了显性。金融资本取代了工业资本，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使得资本获利的竞争由商品生产和贸易转向了直接的资本运作。拥有优势的金融资本力量完全垄断了“超额利润”，而为了维持这种垄断利益，资本的驱动力已经不在于创新和开拓，而在于霸权和侵略。“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侵略性暴露无遗，“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一再被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所证明。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工业所包容的社会化生产力，是基于垄断利益之上的自我封闭体系，因而不能普及、不可持续。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坚持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抗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元化，否定互利互信、合作共赢，一再掀起试图阻挡世界潮流的惊涛骇浪，充分表明由资本逐利引领的现代化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属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属于社会主义工业化。
3.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虽然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上始终坚定不移，因而特别地清醒认识到，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我们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出一条和资本主义不同的道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其基本精神是强调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识。进入新时代，我们终于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关于这一现代化特色的完整理论和实践依据，为人类的现代化和文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非普世性认识的新飞跃，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2017年年底首提“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极具前瞻性地预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较之“十月革命”后一个世纪以来，更为巨大、复杂和深刻的大变革。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从运动向现实国家转变的新纪元，那么，今天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逐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时代。透过历史的曲折显现的，是随着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世界走向瓦解，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性衰落。而以人类的现实共同利益为基础、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变革尽管艰难，却不可阻挡。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作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半年后，习近平又作出了“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重大判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定位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变局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正以自身和平发展的稳定性，为充满变数、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当代世界注入稳定性。
必须指出，我国为促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和行动，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等，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从指导思想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还是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到实践中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互利合作、公平竞争，还是单边主义或假多边主义、“双重标准”“长臂管辖”，其根源在于人类现实利益至上，还是资本逐利至上。这就是说，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还是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本质区别，成为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利益导向，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驱动力的观点，绝不是意识形态的说教，而是客观真理。无论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态度如何，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观点，大致上还是赞同的。只是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为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时，需要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马克思对此有个经典的论断，他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把握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益定位是正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成果，也就是现实的人类利益，而生产关系不过是以此为基础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统治阶级（即阶级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利益；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必定以人类现实利益的需要为依据，变革原先的利益格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雄辩地证明了任何特殊的私人利益都不神圣、不至上，只有现实的人类利益即人民利益才高于一切。无可否认，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决定作用在以往历史过程中是被遮蔽的，显现出来的是不可一世的剥削阶级特权利益，尤其是资本逐利的权利，它们被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自然权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虽然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历史的真相，但在资本引领时代发展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一重大的历史遮蔽还未能真正去除。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特征就是现实人类利益的历史决定作用开始从长期的历史遮蔽中显现出来。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马克思在谈到阶级存在的原因时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个“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就是开始出现剩余劳动、但生产发展还不充分的历史时期。因此，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人类的现实利益集中在促进社会生产快速发展上，这也是能否允许剥削和特殊阶级利益存在的界限。然而，资本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质变，即从聚焦发不发展转向聚焦发展的协调平衡。这意味着特殊的狭隘利益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现实的人民利益引领历史发展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因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呼唤开放、包容的社会化生产力，资本引领的社会化生产力必然式微。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通向“自由个性”社会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莫过于下述问题：社会主义是（如哈耶克所说）“通向奴役的道路”，还是如马克思指明的，社会主义是通向“自由个性”之路？哈耶克之流把财富私有、资本逐利引领和个人主义视为个性自由的保障，而马克思则把消灭私有制视为体现“自由个性”社会的必由之路。两种观点泾渭分明，关乎根本理论，没有混淆、妥协的空间。
1.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是有个性的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物化的“抽象的个人”这一判断有着无可辩驳的历史和学理依据。历史方面的叙述前面已经涉及，这里再从学理方面略加展开。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偶然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个性首先是自主性，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其中最根本的是生存和交往的自主。然而，“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作为雇主的资本家和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其交往都必须遵循商品交换规律，他们是被“抛进”商品运动中的，而不是自主选择的交往方式。如何交往、如何实现交往，都是外在于个人的，因而对于交往者而言，都是其无法控制的偶然性。这种商品化的人在强大的私有制商品交换中只能是“偶然的个人”。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片面生存的“单面人”。在马克思看来，个性必须具有丰富性。“物化的个人”是形式上独立自主，实质上被“物的依赖关系”支配、已经商品化的“贫乏的人”：人的多样化发展需要被窄化为“物的占有”的无穷欲望，蜕化为动物式的本能需要。人的社会化交往需要被物的利益交往所取代，没有真实的集体、没有真正社会化的人，表面上人来人往，实际上是“物来物往”“商品在飞”。围绕着私有财产，人的精神追求和五官感觉全面蜕化；对于资本家，除了“发财”就没有快乐，除了“破产”就没有痛苦；而对于工人，全部人生苦乐均系于能否成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上。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单面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孤独性注定他是没有个性的抽象的个人。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不超出“人自身”的自闭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个性还需有自我超越性。“物化的个人”是丧失了自我超越能力，沉溺在贪欲和感官刺激的快感中，没有人的精神生活的“精神动物”，个性从何谈起。把这种自私自利、自满自足、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人视为“有个性的人”，把个人利己主义下的去中心、多元化、相对性视为“精神自由”，把不依附、独往独来、自我中心、我行我素视为“现代人格”，把物化的个人视为本来意义上的“原人”，成为资产阶级构造的道德高地，是资本主义社会依托的价值支撑。
本来，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现代国家”绝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投票民主、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绝不是所谓“民主国家”的普适标准；个人至上、自发自我、权利本位等，绝不是“人权”的根本标准；程序正义、机会平等、契约关系等，绝不是“自由平等”的实质要求。但是，以“物化的个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确立了（掌控资本的）个人是最高的价值本位，人权就是个人权利本位，民意就是投票表达的个人意愿，民主就是投票的大多数决定执政党，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推动“物化人”的天然合理性，从理论上说，有两个关键点：其一，人性能否改变、怎么改变；其二，是“自发自然、自发自由”还是“自觉自然、自觉自由”？资产阶级打的是自发牌，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自觉创造历史的方向。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人类历史活动是有方向、有规律的，这就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在不断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创造出人本身。这是一个不断超越动物本能、不断走向历史自觉的过程，也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推进人类发展这一方向的社会主义诉诸自觉性，而试图阻挡这一历史趋势的资本主义诉诸自发性。正如列宁所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今天，需要加强对于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必然性研究。
2.自觉的现代化是通向“自由个性”社会的必由之路
自由个性要求的自主性、丰富性和自我超越性，注定了它的形成是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有机统一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化生产力、社会交往方式向人回归的过程，因而这必然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在物质资料生产的现代化上还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它在人的现代化即自由个性上则是毫无作为的。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自觉性。阶级的划分是自发形成的。为争夺生产尚不够发达的有限剩余产品，必然形成少数垄断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剥削者，以及丧失生产资料和生存物质保障的穷人。但是，尽管在今天，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已经逐渐消除，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足以维持全体人民的物质生存需要，然而阶级的划分依旧在历史的惯性轨道上滑行，不可能自行转轨。这不仅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还因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现今世界的通则，放弃的任何利益都会被其他竞争者通吃，现实的利益格局依然是两极分化。出路在于可以“通吃”的赢者放弃通吃，主动让利扶助弱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思路对于资产阶级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对于以消灭阶级为己任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则是天经地义，是自觉努力的方向。
利益的固化是自发的，而打破这种固化则必须有自觉性。推进国际关系更加公平合理，就是要破除世界利益格局中日益固化的垄断利益。美国等利用其经济、科技的优势地位，通过单方面“制裁”，甚至是超经济手段的“长臂管辖”，极力维护其对于“规则”制定和推行的垄断，对于现行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地位的垄断，以及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垄断等。我国倡导的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能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我们不搞赢者通吃，而是调动各方积极性，兼顾各方利益。不是着眼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发展战略上，以互联互通的基础建设为纽带与各国、各区域发展需要和特色对接，不搞强加于人；在合作项目上，坚持互利互惠，务实顶用，不搞花架子，充分关照合作方的实际需要；在组织实施上，以科学、优化、高效为追求，争取最大的合作利益。这既不是恩赐，也不是风险，而是真正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利益最大化。
根除权力腐败、实现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需要自觉性。现代社会尽管在未来方向上分歧明显，但对于防止国家公权力腐败却有极大的共识。具体地说，普遍认为国家权力有自发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西方认同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观点），因此必须通过惩办和制度约束防止权力腐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歧见是，腐败能否根治、国家能否“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将随着阶级和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而固守私有制“万岁”的资产阶级对此自然矢口否认。表现在反腐败的大思路上，西方的立足点是“抑制”而不是“根除”，而我们则是“治标、治本”并行，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大思路，最终达到治本的目标。
掌权者能否做到“不想腐”，这不是个人品格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社会品格前景。人类正在创造新世界，新世界也在不断造就新人类。人类不会永远被私有观念束缚，“两个决裂”是历史的必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人类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觉革命实现。不容否认，每个时代都有超越一己之私的道德“圣人”，但在以往历史中，这只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个人行为；而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则是不断壮大的千百万人的行为，这是“不想腐”的深厚历史根据。让人类在阶级剥削和权力腐败前认命，是资产阶级崇拜自发性的利益基础。
遏制欲望膨胀、拓展需要和情感空间需要自觉性。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于地球生态破坏的历史欠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历史灾难有目共睹。但它对于人类自身造成巨大祸害，即人的需要向动物的本能蜕变，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和感官享受的恶性膨胀，完全挤压了其他的需求，则较容易被忽略。把享乐主义等同于快乐人生，把疯狂敛财视为人生价值，今天已经内化为许多人的人生信条。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恶果，较之其造成的“两极分化”的恶果，可能更为艰难。这不仅是一个蛋糕做大分好的问题，还是一个蛋糕做多大、怎么吃的问题。如果现代化就是一味把蛋糕做大并尽可能合理分配给个人，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现代化与人的发展就毫无关系。这是典型的把物化当成现代化的迷误。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并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也不完全表现在利益分配上，而突出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共产主义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各取所需”，更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一个物欲横流、欲壑难填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各取所需”的。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眼界，关键在突破私有化的利益和观念，从自私自利走向“天下为公”。这样，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就必然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双重自觉变革调整的过程，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平等交往两大难题。历史已经证明，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格局及其思想观念，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有力领导，有先进理论及其对于人民群众的有效武装，有自觉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坚定性。
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现代化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而把现代化建设作为谋求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实现方式，因而必然是保持自身独立、以人民为中心、不当外国附庸的现代化。它不仅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造就了中国人民自信自立的现代人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1）现实人类利益的奠立颠覆了私有利益的至上性。虽然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人民利益的现实性，但从理论到实践毕竟是巨大的飞跃。人民利益的现实性需要联系具体实践在理论上再阐发，行动上再整合，过程中再调整。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关键。其一，在领导人民不断前进中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牢超越一己之利的现实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带领人民不断胜利前进，不仅是获得广大人民拥护的唯一方式，也是群众把个人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相联系的唯一途径。把个人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中把握，是人民群众摆脱狭隘眼界、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关键。
带领人民不断胜利前进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提供了认识历史规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历史转折点”之所以隐含了历史规律，就因为它把通常情况下历史未来的多种可能，简化为两种对立的前途，将人们推向了“何去何从”二择一的十字路口。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国既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排除一切干扰，化解风险挑战，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坚定推进时代潮流。这种彰显历史主动性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狭隘眼界的过程。
其二，以共同的事业凝心聚力，建构超越自我中心的社会基础。党的作用在于让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自觉为之奋斗，组织人民投身共同的事业是基本形式。只有让人民群众突破个人、行业、帮派的特殊性，把他们的苦难、出路和任务上升到普遍高度，他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共同利益的存在。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通过人类解放事业培养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整体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为世界谋大同，领导了涵盖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一以贯之的伟大社会革命，有效地组织、动员了人民群众。中国人民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不但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而且对于小家和大家、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爱国情怀，已成为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
其三，以党自身的伟大自我革命，揭示人民根本利益整合的现实途径。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多元和相互冲突，使人们迷信个人和特殊的党派利益不可超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整合。这种利益的整合要成功、有效，关键在一个没有一党之私、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能否有这样的政党，如何建设这样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意识形态的重大争论。
从履行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而言，共产党的确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这一无私品格的集中体现，就是自觉而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自我革命要将切断党同一切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关系，作为检视党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尺度。我们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一方面彻底清除权钱交易的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共产党员的奉献、奋斗精神，使利益的导向归结到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培养。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利益就能成功地整合并得以实现。
（2）人民共同意志的确立推倒了形式民主的唯一性。打破抽象个人需要的片面化，必须拓展人的精神发展空间。事实表明，否认超越个人心性的可能精神空间，是现代西方人性论的重大缺陷。它使得历史活动的重大是非丧失了客观的价值坐标，在强大的利益博弈中只能听凭内心软弱的“道德命令”。进一步说，它还使人们丧失了精神上超越自我的客观根据，沉溺于自满自足的幻象中。如果说，否认人民根本利益是抽象个人存在的物质支撑的话，那么，否认人民共同意志则是抽象个人存在的精神支柱。
资产阶级虽然崇尚个人主义，但它在上升时期还是以各种方式对个人至上有所保留。德国古典哲学自不待说，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也提出了民主并非形式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要体现“公意”，即遵循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数。“公意”不是个人现有的散乱意愿的叠加，而是具有引领作用的普遍意志，因而是对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抑制。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法说清楚，“公意”（包括黑格尔使用的“时代精神”）是怎么来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个“奥秘”：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普遍意识”则是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意识，这种普遍意识对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只是天才的猜测，而对于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则是自觉的阶级意识。
人民共同意志的科学阐明，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可能，而且为打破个人自我封闭的精神空间、开拓人的精神发展的无限境界开辟了道路。人们以往道德修养的动力，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训条，缺乏现实内在要求和客观评价标准，不仅约束力弱，也没有多少精神拓展的空间。人民根本利益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确立，表明个人的自发意愿并非天然合理，个人与人类的发展前景并非天然一致，因而把立场选择鲜明地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诉求，而是如何做人、如何成人的生命意义所在。“超越自我”“向人民学习”不仅成为先进分子的自觉行动，也成为每一个不愿意落后于时代的人的内在要求。人类因此真正开创了精神自由的空间。
（3）人类的“真实集体”创建打破了自我中心的封闭性。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社会性存在，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这些共同体并没有平等的社会交往，而只是生产方式的载体。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这是徒有虚名的“伪集体”。这就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阶级社会的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社会化的人与非人的现实矛盾。仅看到其非人的一面（如费尔巴哈），无视现实的生产关系体系而臆造理想化的伦理共同体，只能陷入空想；而无视现存社会非人化的一面（如亚当·斯密），就会把资本主义冒充为合乎人性的自然制度，陷入资本的幻觉。打破人的存在二重性，在变革生产方式的同时，构建新型社会交往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过程中构建真实集体的基础是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相协调。换言之，商品交换原则不是全社会全覆盖，不是社会交往的最高原则；不是个别商品生产者无条件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总之，是人民至上，而不是商品至上，这就为真正的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限制商品交换原则在社会交往关系上泛化，必须培养新型社会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在于，它兼有执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行使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作为最坚定、最强大的社会实践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作为一个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党，它不仅依靠掌握国家权力领导群众，更是依靠自己的远见卓识、牺牲奋斗精神和服务人民的作为获得人民的拥护。98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既是率先垂范的先进分子，更是脚踏实地的普通战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推进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且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等交往中创造人的全面发展条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我们正在做西方现代化做不到的事情。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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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2017年、2020年、2022年。
[5]〔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